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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读书法漫谈
一、古代的劝学思想
所谓劝学，是指勉励读书学习。“劝”在上古汉语中表示积极的鼓励。我国古代自先秦至六朝，知名的学者都重视读书学习，在他们的著作中设立“劝学”专章。如先秦尸佼的《尸子》、荀况的《荀子》、秦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汉代贾谊的《贾子》都有《劝学篇》，而东汉王符的《潜夫论》有《赞学》，东晋葛洪的《抱朴子》有《勖学》，南朝梁刘勰的《刘子》有《崇学》，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有《勉学》，等等。这些劝学的专篇，表述的劝学内容大致相同，其核心包括二个方面：一是通过一连串形象的比喻，清楚地把学与不学二者之间的天壤之别反映出来；二是列举前人勤学苦读的事例，明确地肯定惜时、专心、勤奋的读书态度和学习精神，以此来表明劝学的思想，达到劝学的目的。敦煌有一份卷端书题“勤读书抄示覠等”（伯2607）的唐人写本，抄录《论语》、《后汉书》、《庄子》、《北史》、《颜氏家训》、《抱朴子》、《风俗通》、《墨子》、《史记》等典籍中有关读书的文字，其中55%以上抄自《抱朴子·勖学》和《颜氏家训·勉学》，说明这些学者的劝学思想在民间具有较大的影响。
先秦至六朝的学者名儒发表了大量劝学和阅读方法的言论，这些格言式的词句，长期在社会流传，对古代读书风气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古代劝学的文章，大多出现在隋唐以前。隋唐以后，虽然仍有学者以劝学为务，但多只是片言只语。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确立，进一步激励了崇尚读书的社会风气，使学者们开始把精力转入有关读书方法的针对性指导，先秦以来的劝学思想在鼓励读书的基础上发生变化，得到了充实和提高。
1.《荀子·劝学》
先秦以来，劝学之论当以荀子的影响最大。《荀子》开卷首篇即是《劝学》，篇中内容可分为二部分，首先荀子以自然物性为喻，揭示君子读书向学的必要性；其次深入阐述《书》、《诗》、《礼》、《乐》的精义，强调君子之学以儒家经典为主的重要性。战国之世，诸子蜂起，异说勃兴，儒家学说的传播受到很大的冲击，荀子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学术环境下，“独用《诗》、《书》之言，贬异扶正，著书以非诸子，尤以劝学为急。”显然，荀子劝学以传扬儒家学说
2．科举时代的劝学思想
在取士“无流品之别，无华夷之限”的隋唐科举时代，文士可以通过读书科试，自拔于寒微之中，社会和个人都难以摆脱科举的名缰利锁。于是每年科试之期，大批举子怀揣扬眉吐气，激昂青云的梦想，云集京师。韩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劝学的内容，于元和十一年（816）和十三年先后写了两首引起后世学者争议的劝学诗：《符读书城南》，《示儿》。它正折射出科举时代风声习气的移易和劝学的新情况。
唐代科举以德宗之世最盛，众举子发扬踔厉，名进士摩肩继踵，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韩愈、柳宗元，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元稹、白居易，诗人刘禹锡、孟郊、张籍，以及在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中先后拜相的裴度、王涯、李逢吉、段文昌、令狐楚、王播、李宗闵、牛僧孺等，都是德宗贞元年间的进士。
3．阅读精神
晚唐皮日休有一首《读书》诗：“家资是何物，积帙列梁梠。高斋晓开卷，独共圣人语。英贤虽异世，自古心相许。案头见蠧鱼，犹胜凡俦侣。”诗作表达出诗人对书籍的崇敬和阅读的倾情，以及读书过程的悠闲从容。我们在今存唐人诗文中还能看到不少内容类似的作品。
但是，悠闲从容不是唐人阅读的常态，尤其是以应举出仕为人生目标的士子诸生，在科举的重压下，于读书习业攻苦食淡，孜孜不倦，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如韩愈自述“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杜牧自述“读书为文，日夜不倦。”所以，紧迫才是唐代士人在科举时代阅读的基本状态。即使中举，为了取得美仕，还要参加制举。如元稹贞元六年明经及第，白居易贞元十六年进士及第，二人于贞元十九年参加制举，均中书判拔萃科，同授校书郎。两年后，二人再次参加制举，退居华阳观，闭户累月，焚膏继晷，以当代时政为例，拟构策目75门，一一撰写成文。当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稹对策第一，拜左拾遗；白居易次之，授周至县尉。据白居易自述，就这75篇拟作而言，考试应对时“百不用其一二”。在这样紧迫的时间里，要完成如此繁重的阅读写作任务，没有一点坚韧顽强的精神是难以坚持并最终实现既定目标的。
说到唐人的阅读精神，要以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最为知名，影响也最为深远。
天宝七年（748），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这八句历代注家皆以为是杜甫自述学优才敏，足以驰骋古今。读书破万卷[1]，下笔如有神，是杜甫自己读书创作的经验之谈，其中透出的阅读精神。
读书破万卷，一个“破”字，透出不可战胜的气势，充满攻克一切阅读困难的自信。下笔如有神，不仅吟诗会如此，写文章，研究学问，都会如此。这是唐代阅读精神的一种诗意的表述，杜甫以其杰出的诗歌创作和阅读行为，为这一阅读精神的内涵作出了最好注解，更为中国阅读史树立了千秋令人常忆、促人奋进的光辉典范。
二、各具特色的读书方法
自孔子以来，历代学者总结提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对指导推动我国历久不衰的读书活动，促进文化学术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韩愈提要钩玄法
韩愈（768—824）是唐代有关读书言论最丰富的学者，其中要以《进学解》中一段自述读书生活的文字最受世人重视：“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据已知文献的记载，最早将“记事”两句标举为读书法的是南宋理宗朝校书郎姚勉。他在《本朝通鉴长编节要纲目》的序文中指出：“记事者必题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此韩退之读书法也。”明王樵在《方麓集》卷十五“戊申笔记”中也特别强调“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此韩文公读书要法也。”
提要钩玄法更多是为后人取作指导方便自己阅读的方法。清政权入主中原之初，孜孜图治的顺治皇帝福临希望尽快熟悉汉文经典如四书五经、通鉴、二十一史及诸子等的要义梗概，又苦于卷袠浩繁，因想到“记事宜提其要，纂言当钩其玄”的韩愈读书法，遂采集诸书中之关于政事的重要文章30篇，编成《资政要览》一书。
清代理学家李光地曾摘录韩愈《进学解》中这段文字作为读书诀训诫子弟，强调“此文公自言读书事也，其要诀却在纪事纂言两句。”他进而解释说：“凡书目过口过，终不如手过。盖手动则心必随之，虽览诵二十遍，不如钞撮一次之功多也，况必提其要，则阅事不容不详；必钩其玄，则思理不容不精。若此中更能考究同异，剖断是非，而自纪所疑，附以辨论，则浚知愈深，着心愈牢矣。近代前辈当为诸生时，皆有《经书讲旨》及《纲鉴性理》等钞略，尚是古人遗意。盖自为温习之功，非欲垂世也。”对记事、钩玄的内涵作了透彻的剖析，突出了其作为读书法于个人阅读理解的指导意义。
2．苏轼“八面受敌”读书法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一生博览群书，著述等身。他虽仕途多舛，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作诗讥刺新政，一贬再贬，然而对读书始终一往情深，未曾须臾淡忘。夜里读书常以三鼓为率，就是醉归亦必展卷披读，至倦而寝。苏轼一生宦游南北，在河南光山净居寺、陕西周至中兴寺、四川乐山凌云山清音亭等地都曾留有他的读书遗迹，清学者何绍基在清音亭留下的联语：“江上此台高，问坡颍而还，千载读书人几个；蜀中游迹遍，信嘉峨特秀，扁舟载酒我重来”，充分表达了后人的瓣香之情
文中，苏轼对当时科举之士“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苏轼倡导读书，首先强调培养阅读兴趣，自述幼时读书，受父兄督促，“初甚苦之。渐知好学，则自知趣向。既久，则心中乐之。既有乐好之意，则自进不已。古人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在如何读书治学方面，苏轼有很多精见卓识，“八面受敌读书法”就是其中之一。苏轼在《又答王庠书》中说道：
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而尽。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另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灯，亦如是。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大意是说读书时，每一本书都要反复阅读数遍。正如他在《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中所强调的：“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书籍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各个方面。人的精力有限，不能同时记取所有的内容，只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支读取。所以读书要集中精力，每次阅读只带一个主题，深入研读。苏轼认为这种方法看上支很笨，但长期坚持，就能把书读深读透，为自己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即使同时遇到多种问题和诘难，八面受敌，也能应付裕如。
“八面受敌”读书法实际上是提倡扎实勤奋的读书精神，戒绝贪多务得、生吞活剥，或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阅读倾向。取名“八面受敌”，意在点出这种读书法的阅读成效。
3．黄庭坚“精熟”读书法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居士、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起居舍人、秘书丞。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同游苏轼之门，时称“苏门四学士”。黄庭坚一生读书不辍，江西修水南岩山脚尚有他幼年读书的遗迹，至今称为黄庭坚读书岩。
在阅读史上，黄庭坚有一句名言为人津津乐道：“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所谓“古今浇灌”，就是读书。而他关于追求精熟的读书法更为人称道，其表述文字名为《与李几仲帖》，其文曰：“不审诸经诸史何者最熟？大率学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滥百书，不若精于一也。有余力然后及诸书，则渉猎诸篇亦得其精。盖以我观书，则处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他盛赞陈师道“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其衡量的原则也是精熟二字。半个多世纪后，南宋陆九渊在指导弟子读书时，也主张精熟之法，强调“书亦政不必遽尔多读，读书最以精熟为贵。”
读书要求精熟，并非不要博通，只是必须以精熟为先。黄庭坚在《与王子予书》中指出，熟读经典，久之就能悟见作者用心处。如此尽心精读一两书，其余上下纵横之书的阅读可以迎刃而解，收破竹之效，得博通之功。他所主张的精熟，并不仅在文字上，更要用己心去体察。所谓“治经之法，不独玩其文章，谈说义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养心治性。事亲处兄弟之间，接物在朋友之际，得失忧乐，一考之于书，然后尝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如何才能称得上精熟？黄庭坚以为应该是“朝而肄业，昼而服习，夕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黄氏读书以经书为重，士大夫每天的言行，应该与儒家经典的旨意相合无悖，无憾而安。很明显，精熟二字的衡量标准就是践行致用。
4．陈善“知出知入”读书法
陈善是南宋绍兴、乾道间学者，他的“知出知入”读书法，是在所著《扪虱新话》中提出的。全文如下：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其所以入，终当求其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
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唯知入知出，乃尽读书之法。
大意是说读书要知入知出，开始要求进入书本，了解古人的用意，最终要跳出书本，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因为不进入书本，就无法探求领悟古人的精义奥旨，而跳不出书本，就会被古人拴住手脚束缚思想，沦为书奴。
陈善“知出知入”读书法的价值在于正确地指出了读书过程中理解和运用两者之间的关系。陈善讲“入”，是指读书从感知内容到把握主旨的理解过程。陈善讲“入”，是指读书从感知内容到把握主旨的理解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读者会被书中精彩的情节，缜密的思想所吸引，产生共鸣，所以他用“见得亲切”四个字来形容。讲“出”，是说读者要懂得如何用自己的思想观点去评判书中的是与非、精华与糟粕。这个评判过程要完全摆脱任何束缚，通过冷静的分析、比较、判断，做到“透脱”。
当代学者邓拓认为陈善这一读书法主张“要读活书而不读死书”，“主张读书要求实际运用，并且要用得灵活”，值得推荐。
5．陆九渊优游读书法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后来在江西贵溪的象山结茅讲学，自号象山翁。四方学徒云集，每开讲席，户外人满，耆老扶杖观听，学者尊称为象山先生。陆九渊是宋代心学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自幼好读书善思考，相传他四岁时就曾向父亲提出过一个深奥的哲学问题：“天地何所穷际？”表现出异于常人的禀赋气质。他早年随兄在踈山寺读书，读书往往有疑，一疑便有觉悟。所以，当日后成为一代宗师后，他常常告诉从学者凡读书要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
作为理学大家，与同时朱熹、吕祖谦等相比，陆九渊在读书方法上十分重视阅读心态的调整，主张平心读之，反对强加揣量，认为“此最是读书良法。”他说：“读书之法，须是平平淡淡去看，子细玩味，不可草草。所谓优而柔之，厌而饫之，自然有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底道理。”文中“优而柔之，厌而饫之”之语出自晋杜预的《春秋序》，原文针对学者阅读经典《春秋》而言：“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厌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 优柔而自求，是说要以宽舒放松的心情去阅读，理解文义必须符合自己的认识水平，精读文义分明、事节易晓处，不能急迫以求。这样读书自求，渐而不骤，如水浸雨润一样，能在不知不觉中积累知识，持续解惑。一旦领悟，就会豁然而贯通，所谓“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这样逐渐领悟续有自得的阅读过程，就是不断获得读书乐趣的过程。陆九渊在阐释这种方法时，反复提到“优游”二字，后人就以此名之为“优游读书法”。
优游读书法将读者置于阅读主体的地位，这正是陆九渊哲学思想的核心“心即理”在阅读方法上的体现。对此，他作出进一步的阐述：
开巻读书时，整冠肃容，平心定气。诂训章句，苟能从容勿迫而讽咏之，其理当自有彰彰者。纵有滞碍，此心未充未明，犹有所滞而然耳，姑舍之以俟他日可也，不必苦思之。苦思则方寸自乱，自蹶其本，失已滞物，终不明白。但能于其所已通晓者，有鞭策之力，涵养之功，使徳日以进，业日以修，而此心日充日明，则今日滞碍者，他日必有冰释理顺时矣。如此则读书之次，亦何适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优游？若固滞于言语之间，欲以失已滞物之智，强探而力索之，非吾之所敢知也。
何对待解决？陆九渊认为苦思不能达到疏通的目的，因为苦思只是将自己束缚在语言文字之间。他提出的解决方法，就是跳出训诂章句，联系自己的实际、自己熟悉的平常事理去思考，所谓切己而思。如此切于身心的读书思考，会续有所得，使自己的“心日充日明”，往日之滞碍，不断得到疏通，冰释而理顺。
邓拓曾在《不要秘诀的秘诀》一文中推荐此法，指出陆九渊“主张对于难懂的地方先放过它过去，不要死扣住不放。也许看完上下文之后，对于难懂的部分也就懂得了；如果仍然不懂，只好等日后再求解释。这个意思对于我们现在的青年读者似乎特别有用。”
三、系统阅读理论的形成
阅读方法，实际上伴随着阅读活动的开始，就已经产生了。受时代学术风尚和个人治学倾向的影响，阅读方法在继承中不断完善创新。先秦以来，历代学者总结提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既有如学思结合、讲论切磋、读行相济、博约相兼等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法，又有如陶渊明“会意法”、苏轼“八面受敌法”等具有浓郁个人色彩的方法，对指导推动我国历久不衰的阅读活动，促进文化学术的发展，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方法基本上呈历时性散状分布的形态，并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阅读理论体系。将读书作为治学的首要问题，并结合阅读实际，举一反三，对阅读问题作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并对上自君王，下至生徒进行广泛宣讲传播的，则始自宋代的理学家。
理学起于北宋，盛于南宋。理学家研究儒家经典，以探讨“性命义理”为宗旨，强调阅读经典要从繁琐的旧注中解脱出来。正如程颐所说：“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今或滞心于章句之末，则无所用也，此学者之大患。”所以，作为儒家的新学派，理学需要在阅读上创立新方法，系统阅读理论就在这样的学术思潮的背景下诞生了。宋代理学所确定的系统阅读理论，其主要内容在于读书之序，读书之法，其精髓则是先立志，次义理，最终落实到行。
1、读书立志
孔子曾自述“十有五而志于学”，又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立志一直是我国传统阅读理论所强调的读书之本。
读书治学先立什么志向，标准是什么，如何实现？理学家们对此一一作了明确的回答。
首先立志必须高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道”，在理学创始人二程的著作中，“道”与“理”往往同义，指的是现存的社会秩序，即纲常伦理和道德规范。这就是学者阅读必须确立并追求的目标：立志高雅，信道深坚。
在理学家倡导的阅读理论中，立志读书并非仅仅以知道为目的，更是为了致用。读书不仅要晓解文义，进而推寻义理，更重要的在于反躬内省，有致用之心、实践之志。
宋代理学家将立志作为读书之本，其志不仅是将致知即知道确立为重要内涵，更是把致用推举为最高目标。这是那些“溺于文章，牵于训诂”之士根本无法达到的。在传统的阅读领域，这样的读书志向和目标，自然在讲求章句训诂的汉儒和专注于文章绚丽的唐儒之外，树起了展现出鲜明理学色彩的新帜。
2、读书之序
读书之序，是指阅读的先后次序，包括二个不同的层面：一是群书先后缓急之序，一是每书诵读考索之序。面对自己立志要读之书，如果不讲先后缓急，杂然进读，是肯定达不到阅读目的的。就好象以枵然之腹，入酒食之肆，看见肥羮美食，忍不住左挐右攫，其结果充其量是撑肠拄腹，快哉一饱。但是对于所食何物何味，则茫然不辨不晓。在自二程以来的理学家看来，书籍在内容上有深浅、理解上有难易、切己上有远近、篇幅上有大小，阅读之序切不可乱。读书之序，就是根据书籍内容和阅读规律确定的，用来指导和保证阅读目的的实现，所以在系统阅读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群书阅读之序。
一书阅读之序。
在群书先后缓急之序和每书诵读考索之序二者中，朱子更重视后者。因为读书无序，往往因为心躁情急，自然难以有所心得。这样，读书致知尚且不能，切己躬行更是无从谈起。阅读流于形式，徒耗时日。司马光曾见当时学者读书，很少能从一卷读至卷末，往往或从中，或从末随意读起，又不能终篇，对此是忧心忡忡。
3、读书之法
读书之法，宋代理学家论之甚多，以二程和朱熹而言，归纳起来，约有数端，首先是要虚心。其二是循序渐进，熟读精思。在熟读精思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成诵和多疑的问题。多疑是读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读书贵有疑，如若无疑，则滞于旧见，终是无益。读书有疑，疑则能思，思就有新得。所谓“濯去旧见，以来新意”，这是因为人们具有追求新知的强大心理动力。读书者首先要会疑，朱熹曾对此解释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此一番，疑渐渐释，以至融会贯通，都无可疑，方始是学。”[1]并就求解疑义的方法提出意见，“大抵徐行却立，处静观动。如攻坚木，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如解乱绳，有所不通，则姑置而徐理之。此读书之法也。”[2]在解疑过程中，心中有所开通，要随即札记，这样得者可以不忘。点点札记，彼此相连，可以铺就释疑的通衢大道。
其三是讲习讨论。在传统阅读理论中，读书活动包括讲习讨论的环节，而且是十分关键重要的环节。宋代理学家教人读书，再三强调以参悟义理为要，切不可徒事记诵。一旦文义有疑，众说纷错，朱熹提示学者可就此相互讲习讨论，通过“众说互相诘难，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并特别将此列为“读书之要”，足见他对讲习讨论、相互切磋活动的重视。然而，文字不熟，思路不开，讲习讨论就没有开展的基础。所以，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讲习讨论正是熟读精思的继续，解疑致知的途径。
四、朱熹读书法精华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后改字仲晦，号晦庵、晦翁，别号紫阳。南宋
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官到宝文阁待制。一生从事讲学活动，兴办书院，与学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先后达50余年。他50岁出知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在庐山唐代文士李渤隐居读书的旧址，扩建白鹿洞书院。65岁在福建建阳所居考亭村建竹林精舍，同年知湖南潭洲，修复岳麓书院。此外，江西吉安白鹭洲书院、铅山鹅湖书院，福建武夷山紫阳书院，湖南衡阳石鼓书院等，都留有他讲学论道的踪迹。在长期举办书院执教讲学的实践中，朱熹系统研究了读书理论和读书方法，总结提出了一整套指导学生读书治学的方法，在历代官私学校和读书学子中广
为流布，影响极大。
作为中国读书史上珍贵的精神遗产，朱熹的读书法蕴涵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哲理。讲朱熹读书法，不妨先从他那二首著名的七绝《观书有感》谈起。诗曰：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这是两首富含哲理的诗，各首前二句都是写客观景物，后二句提示哲理。诗题《观书有感》，自然与读书有关。第一首写凌晨亩方塘由于有源头活水的不断注入，其水清澈如镜，天光云影说映其中。朱熹用方塘鉴映天光云影比喻人的格物致知、认识进而掌握事物发展规律的主要途径之一，充分强调了读书的重要性。第二首是讲读书的积累与贯通之间的关系。蒙冲，一作艨艟，是古代一种较大的战船。当大江一夜之间接纳了万溪千流的春水，本来搁浅江中的蒙冲巨船一下变得像鸿毛一样，在一江春水中轻快自在地航行起来。诗中，江连春水比喻长期读书积累，“蒙冲巨舰一毛轻”比喻对事物、对问题的突然领悟，也就是贯通。积累以贯通为归宿，贯通以积累为基础，这是人们在读书中需要加以把握的。朱熹在《大学或问》中曾经说过：“唯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积习至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耳。”“积累多后，自然脱然有悟处。”《观书有感》正以客观事例，对这段话作了形象鲜明的阐释。据史书记载，朱熹童年在福建尤溪县城关镇水南公山麓的郑义斋别墅读书生活，其他背山面溪，内有半亩方塘，四周松竹环翠。后来朱熹故地重游，凝视这熟悉的池塘，回忆童时读书的情景，追索自己几十年读书治学的经验，遂挥毫写下了这一名篇，其中寓含了他自己长年读书悟出的深刻哲理。什得我们反复体味。
读书积累需要讲究方法，否则将难以水到渠成地进入脱然有司的贯通境界。为此，朱熹对读书方法作了大量深入浅出的论述，经他的学生节取荟萃，归纳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淳、节己体察、著紧用力和居敬持志等六条，作为朱熹读书法的要义。元代教育家、江东书院山长程端礼曾在书院讲义中，录用朱熹的原话，对这六条读书法要义的内涵进行解释。现摘录其要如下：
循序渐进，是说读书要按照一定的次序，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朱熹主张如果有两本书，应“通一本而后及一书”；同一本书，则要依循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的顺序，切不可躐等自乱。强调循序渐进，还有一个含意，就是读书要量力，如同吃饭要根据饭量，不可数顿并为一顿吃一样。朱熹曾谆谆告诫初学者：面临数量众多、深浅难易不同的图书，切不可性急而自乱程序，必须先量力制订切实可行的阅读计划，并严格加以执行。他认为，读书者如果能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段、逐章、逐本地阅读积累，终其一生就可读完数不清的书。读书能循序而渐进，就能意定理明，没有疏易凌躐的忧虑。
熟读精思，是说读书要反复诵读，深思穷究，以求透彻掌握书中的义理。朱熹十分重视读书要三到：收到、眼到、口到。认为心若不到，则眼决看不仔细，而心眼不专一，只是漫浪诵读，决无法记住书中内容。所以朱熹把熟读的要求，定为“使其言皆若出吾之口”。精思是读书从无疑到有疑，复从有疑到解疑的思考理会的过程，要求做到融会贯通，达到“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的阅读效果，朱熹把读书精思看作是一个削皮见肉、剔肉出骨、碎骨得髓的层进过程，强调要“徐行却之，处静观动”，要耐烦细意，切不可粗心急躁。
虚心涵泳，是说读书要有虚心的态度，沉浸其中，切戒穿凿附会，取前人的言论来凑自己之意。强调的是读书必须屏除一切私见杂念，滤却任何主观色彩，虚怀平心地阅读书中的一字一句。朱熹曾反复告诫初学者“看书不可将己见硬参入去，须是除了自己所见，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现代学者钱穆认为这是朱熹都人读书的最大纲要，指出朱熹年讲的虚心，略如现在所谓的客观。如果读书时硬将己见参入，便是不虚心，也就不能客观，自然无法看出书中的道理，自己则得不到长进。这是需要每位读书者郑重对待的。“涵泳”一词，最早见于西晋文学家左思的《吴都赋》：“于是乎长鲸吞航，修鲵吐浪，跃龙腾蛇……涵泳乎其间。”形容鲸鱼潜游水中，带有“沉浸”的意思。朱熹曾说读书只要坚持涵泳玩索，久之一定会有收益。
切己体察，是说读书要善于联系自己的知识、经验去体会理解书中的道理，用朱熹自己的话说，就是“将自个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与己为一”。读书做到切己体察，就能防止脱离自身实际，而导致产生读书无用思想的弊端。
朱熹曾反复强调切己体察的重要，指出：“读书之法但反诸已，验其实得，致其实用，变化气质，必有日新之功。” 譬如有人读《论语》，旧时未读是这个人，及读了后来又只是这个人，就是在思想修养和举止行为上并没有变化进步。朱熹认为这样就等于没有读一样。
著紧用力，实际上是倡导读书要有紧迫感，要刻苦勤奋，要发愤自励，这样方能取得成效。元代程端礼将这四字形容为“要抖擞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朱熹自己也曾说：读书要“耸起精神，树起筋骨，不可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可看作是“著紧用力”的注脚。相传清代有位教书先生，为劝学生吃饱饭，在书室悬挂一联：“放开肚皮吃饭，抖起精神读书”。语言虽欠雅观，但颇得“著紧用力”的深意。
居敬持志，是强调读书要有专心静纯一的心境和坚定远大的志向。敬，指用心专一，这对于读书是必须具备的。“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无论做事或读书，都要用心专一，朝秦暮楚，心猿意马将一事无成。朱熹向来强调读书要“整顿几案，令洁静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这也是居敬的一个方面。
朱熹读书法的内容十分丰富，所论相当细致，上面所引仅是其中的基本纲要。这些早在800多年前就已形成体系的读书法纲要，是我国古代儒家文化中闪光的结晶之一，至今仍有其启迪和指导意义。
朱熹是我国古代自孔子以来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一生精研二程理学，所创建的中国古代新儒学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伟人，自南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即朱熹逝世后37年，就开始改建他在尤溪的故居，后由理宗赵昀赐名“南溪书院”。书院历经明清两代扩建，尤其是本世纪80年代的重修，面貌焕然一新。书院内正堂上县挂清康熙这玄烨手书“文山毓哲”匾额，其左有活水亭，亭前临“半亩方塘”，另有毓秀亭、观书第、韦斋祠等景点掩映于花树的丛翠光浓荫之中。两株相传为朱熹手相植的古樟树，树高数十米，枝繁叶茂，生机勃勃。无数前去书院瞻仰凭吊的海内外人士都在活水亭和半亩方塘前驻足流连。缅怀朱熹读书法在推动指导我国读书运动发展上的巨大历史功绩。
综上所述，处在雕版文化时代的两宋学者，在学术研究、思想文化建设和知识传播诸方面，都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读书。所以，宋代学者以各自的阅读活动为基础，对阅读的宗旨、观念、方法等进行了广泛系统的研究阐释，为中国阅读史书写了光彩夺目的一页。受到规模日益扩大的科举的刺激和影响，宋代的社会阅读活动，以阅读铺就一条登科出仕的青云路，成为相当一部分人读书的最终目的，读书学问本欲开心眀目利于行的优良传统受到挑战。为了及时纠正阅读实践中的这一偏向，宋代的阅读理论中十分突出地强调读书必须切己致用，反对脱离实际的死啃书本。这种思想不仅存在于系统阅读理论中，诗歌中亦有之，如苏轼的《嘲子由》：“堆几尽埃简，攻之如蠧虫。谁知圣人意，不在古书中。” 苏辙的《东方书生行》：“东方书生多愚鲁，闭门读书口生土。窗中白首抱遗经，自信此书传父祖。”文章语录中更有之，如刘世安在《元城语录》中将读书学问不能见用者称为腐儒，陆九渊要求弟子读书在践行上用功，不要专注于寻行数墨，等等。这样的阅读思想是我国阅读史上的宝贵遗产，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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