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人生至此凄凉否 记白蕉（3）

       白蕉曾与蒋碧薇幼弟蒋丹麟有同窗之谊。蒋父梅笙先生曾组织一诗社，白蕉便与蒋氏姐弟、徐悲鸿、周练霞等一起随梅笙教授学习诗词，白、徐两人一见如故。悲鸿曾请白蕉作“屈原九歌”长卷，并亲自为他制定润格。白蕉在《云间甲集》中云：“悲鸿先生去年来书委写屈原九歌长卷，余以待病家居，鹿鹿未就，今半年矣，乃始成之，计有真、行、草共计十纸。仙童乐静，不见可欲，风猷非唐以后人所能仿佛。”徐悲鸿举办抗战义卖画展，白蕉立即送去书画表示支持。当时，蒋碧薇曾代夫修书一封，以表谢意：“白蕉先生赐鉴：前在沪滨，承捐墨宝，匆忙未能面谢，良用歉疚，昨日复蒙惠下大作多件，秀韵清丽，均非凡品，展览会得此，自是生色不少，而足下慷慨乐助之热忱，尤令人钦佩无似也。……”一九五三年，白蕉赴北京出差顺道拜访老友，两人相谈甚欢。悲鸿还带白蕉去白石老人处闲谈。白石老人抖擞起精神，为白蕉画了一幅《芭蕉图》，一边画，一边打趣道：“芭蕉好画，白蕉难画啊！”临别之前，悲鸿为白蕉画了一大卷画。但白蕉离京时偏偏忘了拿。但他们已约好一周后，在上海再聚，共同品尝大闸蟹，所以白蕉也没怎么放在心上。不料，悲鸿次日便被脑溢血夺走了生命，白蕉闻之不由地为之泫然。后来，北京成立徐悲鸿纪念馆，廖静文来沪征集悲鸿画作，白蕉将历年收藏的悲鸿画作几乎全部交给廖静文，仅留下《双青毛竹图》和《枇杷》两件以作纪念。

一九二零年，年仅十六岁的蒋兆和只身来到上海谋生，靠为人画像、搞美术广告设计和服装设计勉强糊口。他从未接受过专业美术训练，完全靠自学掌握素描基本功以及超强的造型能力。在上海期间，他由商务印书馆黄警顽介绍而与徐悲鸿相识，后来和白蕉也成了好朋友。听说蒋兆和与妹妹生活发生困难，白蕉马上施以援手。蒋的妹妹蒋万琪回忆：“我哥哥的好友，人文图书馆编辑白蕉先生，他是个文学家，才二十五岁，他差不多天天来和我哥哥谈天。有时也一同吃饭。但我哥哥的处境，白蕉是非常同情的，我兄妹二人的零用钱，也是白蕉帮助的。他还为我们补习中文。我到上海时，正是‘一·二八’后的一个暑天，学校已开学了，而我哥还没有一点收入，没人找他画像，万分着急！还是白蕉解囊相助，我才上了上海智仁勇女中高中读书。”但白蕉在世时，从未向家人提过此事。卢沟桥事变爆发，身处沦陷区北平的蒋兆和开始了历史长卷《流民图》的构思和创作。他曾四处搜集素材，请了许多模特儿画素描、速写，甚至还把一头马驴拉到画室写生。经过一年半的日夜奋战，蒋兆和终于完成了这幅长达二十七米的巨作《流民图》。画面上有手捂双臂的老人、惊恐万状的妇女、儿童、抱锄的青年农民和他饥饿的家眷；有怀抱已死去女儿的母亲，有要上吊的父亲和苦苦哀求的女儿；有暴尸街头者，被逼无奈者；更有痛昔中沉思的知识分子……《流民图》在北京太庙展出时，每一位观众都被震撼了。他们面对画作默默无语，但心潮澎湃。如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蒋兆和的《流民图》是沦陷区同胞悲惨遭遇的真实写照，是法西斯侵略的历史见证。侵华日军为此感到恐慌，《流民图》展出仅仅数小时后，就遭到日本宪兵禁展。后来，《流民图》又辗转来到上海，在华懋饭店展出，又遭歹人破坏，《流民图》从此下落不明。一九五二年时，担任上海文化局领导的白蕉偶然在美协仓库中发现早已霉烂不堪的半幅《流民图》。他喜出望外，连忙给蒋兆和写信。将《流民图》托裱后，白蕉又亲自将画作送到北京蒋兆和手中。见到那失而复得的半幅《流民图》，蒋兆和如同见到自己孩子一般，泪如泉涌。如今，那半幅《流民图》已成为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摘自：曹可凡《悲欢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