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自古传统以群经为教，独儒家以六艺为法，遂孔子通过对六经之整理，重建六经之教，述而不作，阐释完成其儒家学说。然而对于孔子正经立教的具体作为，以往却囿于史料几一无所知。对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作综合分析，可以揭示孔子整理《诗经》及重建《诗》教的细节内涵，这对于完整地理解孔子正定六经及重建六经之教，乃至儒学的形成，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孔子；诗教；六经；六经之教；儒学 孔子正定六经，并非简单的文献整理，目的则在以六经教民向德，从而最终建立儒家哲学，故六经的正定过程也就是六经之教及儒学的建立过程。《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引赵衰曰：“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均显示了六经的德教作用。《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云：“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则明六经实乃儒学之基础。故探论儒学之形成，必宜首先明晓孔子重定的六经之教，而六经之教的完成则得益于其对六经的整理，这意味着我们要想完整准确地理解儒家学说，寻绎孔子对于六经文本的正定方法，并推及由此重建的六经之教则至为关键。 一、六经立教与《诗》教为先 孔子以六经设教，自寻其次序。《经典释文·序录》：“五经六籍，圣人设教，训诱机要，宁有短长？然时有浇淳，随病投药，不相沿袭，岂无先后？所以次第互有不同。”六经次第，今古文互异。今文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序，古文之次则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今文家以六经为孔子别作，以其次序由浅及深，然《国语·楚语》记申叔时论太子之教便有《春秋》，而《书》之艰涩也远胜《春秋》。故所谓“四教”之《诗》《书》《礼》《乐》并非以经意浅显而居前。《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孔子家语·弟子行》也有相同记载，文云：“吾闻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而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明见《诗》《书》之位尊全在其所具德教作用之重要，而《诗》较之《书》，“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不仅于人伦事故、山川自然无所不该，而且也切近民之本性，立教更为适宜，故居六经之首。而《礼》《乐》二经皆重具体细节之操作，《礼》在仪节容止，《乐》则广存谱律宫商，多言事而少言理，自然于教化之功比不得《诗》《书》。《孔子家语》称“观之”礼、乐，而《论语》记孔子常引《诗》《书》而称道礼、乐，足明《礼》《乐》所载皆为所行之事。显然，六经于民德教作用之轻重才是其别有先后的本质标准。《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近出战国竹书，凡及六经次第者，皆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序，其所涉儒家文献之性质当属汉人编次《礼记》之素材，即《汉书·艺文志》所载七十子后学所作之先秦古文《记》［1］。因此，今文家所称之六经次第直溯孔子，当为史实。这一基本事实显示，孔子正《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以六艺为教，首推《诗》教。故《诗》教乃六经之教的基础，作用最重，意义也最大。 夫子立六经以教民，这种做法并非孔门始创，两周时期，利用先王典籍之教化功能早已蔚然成风。《国语·楚语上》云： （庄王）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其中《春秋》《诗》《礼》《乐》《训典》五类皆为后世儒家所宗，尽管此《春秋》未必鲁史。可见早在孔子之先，以先王之典教民向德的做法已成传统，且诸教之中又尤重《诗》教。 孔子既以六经教民，故于各经之正定独具匠心，无一不体现整理者试图使人通过对六经的学习进而完成道德培养的目的。然囿于史料，我们对孔子整理六经的具体做法，或者说其最终建立六经之教的具体细节始终无从究考。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以下简称《诗论》）的发现，则为有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据此，我们可通过对孔子建立《诗》教的研究，推及其最终完成六经之教的完整思想。 有关《诗论》旨在阐明《诗》教的性质，我们已有讨论［2］。兹将首两章释写于下： 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帝谓文王，予〕怀尔明德。”害？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信矣！ 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唯欲也，得乎此命也？待也，文王受命矣。《颂》，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申而绎，其思深而远，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小雅》，□德〕也，多言难而怨怼者也，衰矣！小矣！《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欲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 该文启首借文王修德而终受天命的事实阐明了全篇意旨，强调《诗》的德教作用，进而对《邦风》《小雅》《大雅》《颂》四诗所具道德内涵高下的评论，揭示了道德准则乃是孔子正《诗》的唯一标准，而四诗的划分无疑体现着《诗》教培养的由表及里，由浅而深。很明显，阐明《诗》教乃是《诗论》的核心思想，它反映了孔子正《诗》的基本宗旨就是重建《诗》教。 《诗》之所以能发挥教化的作用，首要原因当在其思想纯正。《论语·为政》引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之编集，于孔子之前已有定本，文献所载甚明，学者早有系统研究［3］，是为古本。而孔子欲重建《诗》教，自有其不同于先人的更高的道德标准，这些标准则体现了其独有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理想。因此，古本如果不作必要的整理润饰，将难以完全适合孔子的政治主张，这是孔子正《诗》的基本动因。至于孔子对古本的整理工作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可据文献记载略作寻绎。《史记·孔子世家》云：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郭店楚墓出土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性自命出》也有类似记载： 《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顺之，体其义而节文之，理其情而出纳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 古人以为，《诗》《书》《礼》《乐》四经的形成皆出于人的行为活动，体现着人的思想感情，因而以此培养人的道德极为适宜。《诗》反映了人的处事作为，《书》反映了人的言语辞令，《礼》《乐》则反映了人的行为举止，所以孔子对四经的重新整理，其核心目的就是以四经教民，使人通过对《诗》《书》的学习而心生道德。 对于《性自命出》相关文字的理解，学术界尚有分歧，并多以“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的四句排比分别阐述对《诗》《书》《礼》《乐》四经的整理［4］［5］137~139［6］169~171。但笔者以为，此四句实非各述一经，而应是对四经整理工作的总体概括，“比其类”“观其先后”“体其义”“理其情”的“其”字当统指前文所论的四经而言，若分指各经，则语意不明。《性自命出》全篇系统阐述儒家的性情观，其以四经为教，作为德教教本的四经便必须符合儒家的思想，显然，文中所述整理四经的“圣人”只能是孔子［7］。事实上，孔子对于四经的董理并不以一种方法局限于一部经书，而简文所称的轻重四法实际恰恰反映了孔子对六艺典籍全面的整理工作，这甚至体现了孔子整理六经的具体作为。很明显，孔子如欲立六经之教，就必须首先从对六经文本的正定开始。诚然，《性自命出》虽总论孔子整理《诗》《书》《礼》《乐》的工作，但正《诗》则是完成六艺之教的基础。根据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孔子重建《诗》教重在道德培养，而只有完成《诗》教的重建才可“成六艺”，最终实现六艺之教的重建。因此，孔子整理古《诗》，至少在四方面做了正定工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