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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马德里中央大学哲学教授，著名哲学家费尔南多·萨瓦特尔（Fern ildo Savate）在她的《教育的价值》的序言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述：“我用的‘老师’的名词是阴性的”，这一是因为西班牙“基础教育的重担通常都是由女性承担”，而更主要的是，他还想“把这本书当成一份爱的礼物，送给我的启蒙老师，我的母亲。”萨瓦特尔的暗示很明显，想告诉我们这样的观点：教育的哲学基础，如果从人格化的角度说，应该是母性的。母性的特征在包容，在孕育，在慈爱，在柔弱。 同萨瓦特尔一样，洛克、卢梭、裴斯泰洛齐等教育哲学家都这样认为：女性的道德理性思维反映出她们对他人的关心和对社会关系的关注，而男性则是在等级和规则的框架中进行思考。尤其是在裴斯泰洛齐看来，母性形象就是一个慈爱的母亲，她通过与家庭成员的情感关系交给人们善良与道德。他声称“母爱是教育的第一激励因素”，所以他将母爱与个人的道德直接联系起来。他认为人们首先得懂得相信他人、爱他人，然后才可能信上帝、爱上帝。对他人、对上帝的信与爱，在母亲养育子女之时就已经开始，母亲对孩子不当要求的不予回应，就给孩子上了教育他们敬畏父母、服从父母的第一课。在他看来，“孩子们的启蒙教育永远不应该是头脑合理性的问题，而始终是感官和心灵的问题，是母亲的任务”。他甚至主张“在男性接管教育之前应当由女性长期掌管教育”。 在这一点上，西方和东方是相通的，我们的老祖宗就主张“守弱”、“上善若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等。一个做教育的人，应该是心特别软的人，不懂“仁者爱人”，根本是无法胜任这项工作的。有一颗慈爱的心的教师其内心必然是柔弱的。内心柔软，才能放下身段，内心柔软，才可能在孩子面前示弱，内心柔软，才可能用自己的努力去贴近孩子反之必然会让孩子敬而远之。 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教育对象都是“用他的持续存在和能力来证明自己”，“他的发源地（即生物学起源、种族起源、家庭起源、文化起源、国族起源、社会起源等）并没有预先注定他就要遵从其他人确立的等级制度机会”。面对不同个体的人的教育，首先需要的，就是包容。教育只有适应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才有可能将每个人培育成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有包容才可能孕育。所以我们必须思考，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究竟“是该用统一的模式教育所有的人，还是该根据其不同发展方向采取不同的教育模式”？可见，母性慈爱与包容，自然应该是对不同个性的孩子是包容的，更是会采取不同的养育方式的。 包容又是孕育的必要条件，没有包容就没有孕育。孕育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急不得的，尤其对教育来说，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教育在很多情形下是需要的是等待。母性的教育需要的是耐心。因为教育的过程，总是起起伏伏，伴随着喜怒哀乐悲恐惊的，究所以从事教育的人，还要有胆量，有毅力，有信心。这些品质，显然都与人的“善居下”、“善守雌”的母性的一面有关系。我们说母亲是伟大的，因为她孕育了新的生命；同样，教育也是伟大的，因为她传承并创新了人类历史文化，所以费尔南多·萨瓦特尔对教育的价值用了一个诗意的说法：“温暖人性的乳汁”。 正因为女性女性的道德理性思维反映出她们对他人的关心和对社会关系的关注的特点，才给教育带来了对人的关注的特质，当然也正因为母性的这些特点，又从另一个方面给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要让教育在母性的基础上有一些理性。有一个古老的故事《咬乳记》早就告诉母爱的包容一不注意就会走向纵容，我们对孩子某些小错的纵容，不仅会毁了孩子还会害了自己。连续发生的“弑父”“弑母”“弑师”案和“摔童”案，以及同学之间的“投毒”案、“割喉”案留给我们的思考也许远不止母性教育大旗下的理性教育的缺失那么简单。但这些至少会让我们进一步理解智者的提醒：自由地运用理性是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用沃斯顿克拉夫特的话来说，就是“理性是不折不扣的推动进步的力量；或者确切地讲，是认识真理的能力”。 在我们用母性的母性慈爱与包容下从事教育的同时，万万不可以抛却教育所必须的理性，理性的光辉就在于就是“不放纵自流”“不越俎代庖”“不揠苗助长”“不急功近利”，在关爱和善待每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尊重教育的基本规律，从帮助孩子的生命成长，为他们当下和未来的生活走向美好出发，给予他们必要的约束与指导，有的时候甚至是需要当头棒喝的，不然就有可能像《咬乳记》中的母亲那样因了一味地呵护，最终给孩子招来杀身之祸。任何事情都是具有两重性的，教育的母性同样如此，原本“温暖人性的乳汁”一旦变味，照样是可以成为杀人毒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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