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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1871年8月14日（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生于太平湖东岸的醇亲王邸（即北府，现在为中央音乐学院），他父亲是咸丰帝的胞弟、醇亲王奕譞，生母醇王福晋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胞妹，所以论起来，光绪帝既是咸丰帝的亲侄子，也是慈禧太后的亲外甥；既是同治帝的堂弟，也是同治帝的表弟。 同治十三年（1875年）一月十二日，同治帝崩于养心殿，无子绝嗣。两宫皇太后乃选醇邸四岁少年载湉，“承继文宗（咸丰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年号光绪，是为清朝第十一位皇帝，满清入关后的第九位皇帝。光绪帝在位三十四年，起初仍由两宫垂帘听政，光绪七年慈安太后死后，则由慈禧太后一人垂帘。光绪十三年名义上亲政，但仍由慈禧太后训政，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大婚后，才正式亲政。在位期间，先是爆发了中法战争，后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光绪帝痛定思痛，支持维新派变法图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下“明定国是诏”，推动“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失败后，被幽禁在中南海瀛台，失去了实际权利乃至自由。1900年，经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国破家亡之际又承受了与爱妃的生离死别。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十四日暴崩，享年38岁，庙号德宗，谥号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葬于清西陵之崇陵。( 文章阅读网：www. ) 这位令人同情的苦命帝王，有《清德宗御制诗》稿本一册，据说原存于昭仁殿和毓庆宫，还有一部分在醇邸保存，后统归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保管，其中大多数诗作是光绪十三年和十四年、即他十七八岁时的作品，全部诗作只有300多首，而且居然从未刊印过。我没见过这个稿本。在有关书籍和网上搜索到一些属名光绪帝的诗，无从辨其真伪。而且，即使真的有这么一个稿本可供研读，若只是看他十七八岁间的作品，也不足以窥见光绪帝诗作的全貌，这给我们的言说带来不少障碍。 在说光绪帝诗作之前，先要说说他的读书生活。光绪帝载湉和他的堂兄同治帝载淳，先后作了翁同龢的学生，他的学生生活，在《翁同龢日记》中有详细记录，但他与他的那个小流氓堂兄，可谓同出一脉，天壤之别。光绪帝自幼勤奋好学，按例，毓庆宫于腊月二十七日停课；来年正月初六日开学，然而光绪“自腊月二十八日至新正初五日，每日皆到书房读书写字照旧”。每年逢慈禧太后和光绪生日，都要举行万寿庆典，宫中照例张灯结彩，唱戏庆贺，数日不息。而光绪却每日黎明“到书斋朗诵书史，作字一叶，未尝间断”。别人看戏时，他“略一瞻瞩，便至后殿读书写字”。他对翁师傅说：“钟鼓雅音，此等皆郑声”，“随从人皆愿听戏，余不愿也”。连慈禧太后也说他：“实在好学，行立坐卧皆诵书及诗。”作为一个少年天子，他有时候也淘气，有时候更显出脾气执拗暴躁，但翁师傅对他是理解的，如在日记中写道：“……大怒，排门而出，余等固请还，讲他事以移之，稍定。总管刘来，不知何作语，则又大怒……此向来所无也。天心如此，令人战栗，盖上在冲龄，意气方盛，当思渐渐薰陶，非可强折，又未可诡随也”。 光绪帝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超乎当时王公贵族子弟的诗才，这与同治帝形成异常鲜明的对照。《翁同龢日记》光绪九年十一月初八日（1883年12月7日）记载：“晴暖，请安。上初作望云诗四句，极顺。又作史论，亦通畅。且极喜欢，未初二退。”这是光绪十三岁的一天，也可能是他第一次在翁师傅指导下写诗，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得知诗的内容了，但从翁师傅的惊喜赞叹中，可知不同凡响，因为翁师傅这样的好评，在教授前任皇帝学生时是从来没有过的。此后，关于光绪帝作诗的佳评，不断出现在《翁同龢日记》中，如“辰正入，作诗（咏桥），甚畅”；“到上书房，请上作诗二首，极敏捷”；“作《立春》五绝一首，甚好”；“讲史、作诗、温书，极好”；“膳后则于常课外添作一诗，诗成极速，从此可望稍添矣”。根据翁师傅日记分析，光绪帝在他的引导下是做了大量诗作的，绝不会仅300多首，但随着他的命运悲剧的展开，这些诗可能都散佚了，这是研究这位悲剧帝王多么宝贵的材料呀，真真令人深憾。 我尽所能，挑几首光绪帝的诗，录于此： 《立志》：“读书求义理，立志最为先。一意无旁杂，方能至圣贤。”现在看来，是有些陈腐，但显然他小小年纪，就已经有了“至圣贤”的自觉，这比终生不知自己是啥角色的同治帝，又强了不知多少。 《西苑即事》：“乘舆晓出禁城中，远望蓬瀛指桂宫。云影破时波影碧，山光映处日光红。旌旗犹带花间露，书卷常翻竹下风。灵沼观鱼民共乐，对时育物励深衷。”虽依旧逃不出“帝王诗”观风景——叹古今——抒怀抱——爱黎民的范式套路，但有些句子写得真切妥帖，不但比同治帝强了许多，和乾隆比，也远高于他。 《咏古柯庭槐》：“西苑观经史，庭前有古槐。龙鳞皴老干，蚁穴如深荄。翠映林塘水，阴连画舫斋。对兹乔木景，动我世臣怀。”全诗起承转合，居然十分谨严。“对兹”二句，还用了典，语出《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见梁惠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这少年帝王居然已有思治国良臣而若渴的心，也真是难得了。 我在网上搜罗到的光绪帝诗，也有数十首了，但因为没有深加考证，不敢说百分百都是光绪帝的原作，也录于此吧： 《秋意》：“一夕潇潇雨，非秋却似秋。凉风犹未动，暑气已全收。桐叶碧将堕，荷花红尚稠，西郊金德王，武备及时修。” 《昆明池习水战》“水战原非陆战同，昆明缅想汉时功。谁知万里滇池远，却在堂阶咫尺中。” 《再咏昆明池习水战》“有道惟闻守四夷，筹边端合驻雄师。昆明池水无多地，安用区区习战为？” 《画兰》：“画兰须得意，笔法看如何。疏淡天然趣，幽香不在多。” 《长春书屋恭和高宗乙酉新春御题》：“松长孙枝石数层，书斋依旧似壶冰。莫言百二十年远，一念钦承至道凝。” 《秋声》：“炎暑时蒸郁，西风始一开，恍疑天地辟，空处有声来。” 《指佞草》：“盛世臣无佞，明时草有神。不知虞陛上，却欲指何人？” 《广陵涛》：“枚笔太纵横，惊涛纸上生。骑射承家法，无忘马上功。” 《千里马》：“天马大宛来，骁腾道路开。銮旗属车里，惜尔轶群材。” 《拟秋风辞》：“秋风起兮草木黄，燕子归兮雁南翔。芙蓉落兮桂子芳，怀古人兮不能忘。横汾之歌何壮哉，俯仰千古真雄才。宝鼎出兮祠后土，性好奇兮志用武。嗟太荒兮安足数，五谷熟兮衣裳完。秋风秋风兮，毋使吾民饥且寒。” 有的诗，写得真心不错。比如这首《拟秋风辞》，若与汉武帝《秋风辞》对读，还是很能令人生发出一些慨叹感怀来的。而如两首写昆明池水操的，我有一点怀疑。他的本生父醇亲王奕譞任海军大臣期间，就是以“规复昆明湖水操”的名义，开始为慈禧太后修颐和园，还动用了海军的银子。光绪皇帝会公然对这事儿提出疑义吗？我总有一点不相信。 有一本叫做《清词鳞爪》的书，恕我学问浅陋，无缘拜读。据说上面有一段关于光绪皇帝与爱妃珍妃的泣血唱和。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入京，皇室狼狈西逃，西太后深恨珍妃，不许随行西狩，临行赐之死，珍妃乃香销玉殒于宫内井中，这是有事实依据的，至今有珍妃井存焉。光绪帝作为皇上，不能挽救自己的国家；作为丈夫，不能保护自己的爱人，其命运之惨，不难想见。《清词鳞爪》上记载的，正是珍妃临终留给光绪帝的一阕生离死别之词，调寄《一剪梅》，词曰：“人折牡丹妒色娇，瓣也残抛，枝也断梢。花魂萦绕君王飘。外寇牙獠，厉鹗飞跑。 昔日东皇甘澍浇，圣主龙韬，民主歌尧。西风怎奈雨潇潇，谢了琼瑶，哭了花朝。” 该书还记载说：光绪看到这断肠之词，悲号不已，黄昏时到井边凭吊，哭赋《南乡子》一阕，以答亡妃。词云：“卿似玉梨魂，倩影鹦哥唤不闻，玉惨花愁罗敷去，昭君，重画娥眉塞上云。 恨海莫沉沦，断藕当年女昆仑，井染胭脂寒蛩泣，黄昏，雨打鸳鸯两地分。” 解放后，《故宫周刊》曾采访过亲眼目睹珍妃被害的太监唐冠卿，唐太监力证害死珍妃是慈禧下的令，由太监崔玉贵执行。查清亡后，崔玉贵亦坦承自己曾奉慈禧之命，亲手把珍妃推入井中淹死。他说：“我不会忘掉那一段事，那是我经历的最惨最惨的一段往事。回想过往，很佩服二十五岁的珍妃，说出话来比刀子还锋利，死在临头，一点也不打颤：'我罪不该死！皇上没让我死！你们爱逃跑不逃跑，但皇上不应逃跑！’这三句话多在理！咽得老太后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只能耍蛮。（珍妃）在冷宫里呆了三年，能说出这样的话，真是了不起。” 但我对光绪皇帝与爱妃的生死问答，还是不能断其真伪，怕也只能抱憾恨之情，以待方家垂教了。 网上还传有一首“光绪诗”，也是为珍妃惨死而作，诗曰：“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但大多认定这是担任晚清宫廷史官达十九年之久恽毓鼎所写。我对恽澄斋没什么研究，早年在恩师范宽农先生处，见过他的《澄斋日记》，厚厚的，可惜当时正奔走生计，狼狈不堪，没能静下心来读上一读。 光绪的御制诗文折射出他的思想 为人上者，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凡民所能致者，故悉力以致之；即民所不能致者，即竭诚尽敬以致之。
方当转战无前,大军云集;何意出师未捷，上将星沉。喑鸣之壮气不消，仓猝而雄躯遽殉。 光绪帝御制诗文集，是一部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大约是八十年代初，在故宫博物院,当时的图书管理员萧师傅与大杨同志连声称有，并非常慷慨地向我介绍了光绪帝的不同版本的御制诗文集。据他们介绍，这些书原来珍藏在故宫昭仁殿和毓庆官，还有一部分在宫外的醇亲王府保存，而现在统归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保管，很少有人借阅。我把他们介绍给我的这套诗文集仔细翻阅，发现它们种类甚多，但是，大致可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版本。 第一种是光绪朝抄本。…… 第二种抄本为宣统朝抄本，内容与前一种抄本大致相同，而编排却别具一格。…… 光绪的这些诗文大都写于光绪甲申年至己丑年（1884年至1889年），《御制诗》则到壬辰年（1892年）。可以说绝大部分是他学生时代的习作。光绪从入宫的第二年开始，即在毓庆宫就读。由学问渊博的翁同龢、夏同善等授读。这时的光绪年仅五岁。 根据《翁同日记》的记载，光绪是从1883年12月7日开始写作的。翁同于当天日记中写道："上初作望云诗四句，极顺。又作史论，亦通畅。"此后，几乎每到书房都有所作。两年之后，根据醇亲王奕?X的建议，慈禧要翁同等将光绪"所作诗论，写本呈览"。起初，慈禧为了加强对书房的控制和监督，要求将每天光绪在毓庆宫所作的诗文缮写清楚，随同功课簿"一并呈览"，随后又改为"一月后抄本进呈"。我们现在看到的光绪御制诗文抄本，就是根据当时毓庆宫逐月进呈稿本编纂而成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今天看到的几种本子，未能将光绪的全部作品收集在内。然而，在现存的这些作品中，我们亦可靖晰地看出他早期思想的轮廓。年仅十多岁的光绪，以他那敏锐的思想，犀利的笔锋，写出了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和事件发表评论，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抱负。为我们研究他的早期思想，提供了非常重要和可靠的资料。 忧民念每深 求治日兢兢 在光绪早期思想中，民惟邦本，兢兢求治的思想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古代的"民贵君轻"思想，在光绪认识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当时的中国社会危机四伏，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因此，光绪将《孔子家语》中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引为座右铭。认为历代帝王"或耽于安逸，或习于奢侈，纵耳目之娱而忘腹心之任者"，是造成水覆舟的根本原因。他认识到，皇帝只有爱民，国家才会长治久安；人君只有兢兢求治，才会出现太平之世。所以他提出了"治世莫若爱民"的主张。…… 光绪在这些诗文中，提出了许多爱民措施。他极力推祟人君应"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的主张。……他还批评唐末统治者把天下治乱委诸气数的错误说法…… 光绪反对官吏巧立名目，对人民实行盘剥。他认为国家取之于民者赋税而已，君上不应收取百官的进奉。…… 光绪还极力主张节用民力和藏富于民。他认为治国之道应"以理财为先，以节用为本"。……光绪还主张立法贵简当，反对"法令繁，科条密"，使人民无所措手足。他认为有的法令"其初行之甚善，而其后渐失其意者，非法之不善，乃行法之不善耳"，因此他主张有治法尤贵有治人。 光绪的爱民思想还大量地反映在他早年的诗篇中。在《御制诗》收录的四百多首诗歌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是以描写百姓疾苦和农事繁忙为内容的。……正是因为光绪早年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当他亲政以后，面对"各国环处，凌迫为忧"的危局，才能奋起变法，"采西人之所长，补我所未及"。他在上谕中说："朕夙夜孜孜，改图百度，岂为祟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遗，非悉令其康乐和亲，朕躬末为尽职。"……显然，光绪后期的这些言论，是与他早期的民惟邦本的思想有着内在联系的。 当然，光绪早年的民惟邦本，兢兢求治的思想亦有着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因此，他极力反对的是那种"惟思竭泽，不虑无鱼"的做法，而他所追求的是"不苛细以取盈，不征求以尽利"，"取于民而民不怨''式的封建剥削，从而达到"泰然自恣"地统治人民的最终目的。 求贤若渴，破格用人在光绪早期思想中占有突出的位置。 在光绪的御制诗文中，有不少篇章闪烁着这种"欲作千间厦，应须大匠材"、"旁求常侧席，任官惟贤才"的思想火花。……因此光绪重视选拔人才，并把选贤任能视作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 在选用人才问题上，光绪一反论资排辈、循资提升和以门户取人的陈腐观念，极力主张循名责实、破格升迁和惟才是举。……光绪早年就具备了这样的认识，因此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中，他能顶着顽固派的压力，冒着极大的风险，大胆起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拔之于庶民，置之于公卿，依靠他们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当变法进行到最艰难之际，新旧势力的斗争日益激烈，"皇上至是时亦知守旧大臣与己不两立，有不顾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于是益放手办事"，特擢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四品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拜命之日，皇上亲以黄匣缄一?谕授四人，命竭力赞襄新政，无得瞻顾"。读着梁启超这生动感人的描述，光绪勇敢而果断地拔擢新生力量，依靠新生力量，并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与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情景，不是跃然纸上了吗? 知人善任，自古其难。知人就是识别人才，善任就是恰当地使用人才。光绪主张通过"明试以功"的方法考察和识别人才。 光绪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能礼贤下士。他反对以人君个人之喜恶作为选择人才的标准，主张"王者用人，不可循一己之私心"，而应尽"取天下之善"。 光绪重视人才，要求臣下都作发现人才，启用人才的伯乐。 虚怀能纳谏 旁求常侧席 这部御制诗文，还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光绪虚怀纳谏的思想。他总结了"隋以拒谏而亡，唐以纳谏而兴"的经验教训，会出了"言路之开塞，国家之治乱系焉"的结论，并说："朝有直臣，社稷之福，岂不信哉!" 光绪认为，臣下能否直言敢谏，与人君有无容人之量，有无纳谏的诚意很有关系。他说："人君喜听顺耳之言，则顺耳之言至矣；人君喜听逆耳之言，则逆耳之言至矣。" 光绪的一些诗文中，还表现了对士大夫巧为饰词，以逢君恶的强烈不满，认为他们竞为诣谀，以图富贵，其情状站污青史。他要求各级官吏以国家大局为重，知无不言，不应有所忌讳。他说："为大臣者，必有嘉言谠论，然后有益于国家，若事事顺从，是容悦之臣耳，人君将安赖乎?" 如何对待不同意见，特别是一些尖锐刺耳的批评，光绪提出了"有真是非，无私喜怒"的非常有价值的见解。光绪的这些想法和主张无疑是非常值得称道的。至于提意见的方式，光绪认为只要意见正确，无论以何种方式提出均可。"理之所是，虽众以为非，极力争之可也。理之所非，虽众以为是，极力辟之可也"，模棱两端是不能肩天下大事的。他很推祟里革断罟来讽劝鲁宣公的精神，并指出"人君听逆耳之言，不过拂意于一时，而受福于无穷；听顺耳之言，不过快意于一时，而受患于无穷'。光绪还把大臣敢于直谏，视作国家兴旺发达，政治开明的重要标志。他指出"兴隆之世，无所谓不敢言，至于有所不敢言则国事已坏矣"。当政治开明之际，"虽匹夫匹妇皆能以自达；及其衰也，即左右近臣亦曝嚼而不敢出焉，识者于此可观世变矣"。因此他提出人臣有三谏之义的主张："一谏不入则再之，再谏不入则三之"，才算尽到了臣子的职责。 光绪处于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外国蔑视，海内离心，公卿士庶，偷安苟活，新生力量，备受压抑。时代在光绪的早期思想上，留下了十分鲜明的印记。 光绪接受了我国古代"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影响，非常强调"穷则思变"。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固然应"以古为鉴"，但又不能"泥古人之成法，刻画而步趋之"。光绪指出，将古人之成法，"行于千载之后，非愚即诬耳"，"为人君者岂可拘执一偏，而不求与时变通之法乎?"他主张。"法令无定"；"因时设教"，人们不应墨守成规和拘执固定的东西，而应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制订新的法令，采取新的措施。 光绪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无不"顷刻千变"，应该激流勇进，而不要"相顾榜惶"。他不但主张变革，而且主张尽快地变革，因为它觉得"天下之事，坏于迅奋者少，坏于纡缓者多"。可见，在光绪早期思想中，已闪烁着勇于变革，不拘成法的思想光华。这种思想体现了统治阶级在当时情况下迫切要求改革现状的进取精神。 这套儒家学说对光绪的早期思想影响至深，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其一，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影响。 因为光绪脱离实际、轻视实践，所以，在他亲政之后，显得非常幼稚。在尖锐复杂的斗争面前，常常束手元策，在同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较量中，总是处处被动，屡遭挫折。如果把光绪同俄国的彼得大帝作一番比较，那么光绪在这方面的弱点便暴露得更为清楚。彼得同光绪的境遇颇有些相似之处。他幼年时，同样受到以其姐姐索菲亚公主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多方压制，但是彼得却能深入社会，出国游历，广泛了解民众生活，如饥似渴地学习外国的长处，在实际斗争中增长了才干，终于冲破保守势力的网罗。而光绪早年所走的道路却恰好与此相反。 其二，天命论的影响。 其三，封建伦理纲常的影响。 首先，孝道对光绪毒害至深。他认为孝是作人之根本，多次强调要"以孝治天下"。光绪这种思想由来已久。慈禧违背祖制，把年仅四岁的光绪立为皇帝，目的是为了满足其无止境的权力欲望。……翻开记述皇帝言行的"起居注册"，光绪从被人抱着进入紫禁城，到他不明不白死去的三十四年里，只要是和慈禧同住一处，就没有一天不到这位"亲爸爸"面前长跪请安。即使是在他奋发有为的百日维新期间，亦曾十二次专程赴颐和园"请安"。可见，孝道在光绪头脑里根深蒂固，它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束缚着光绪的头脑，捆绑着光绪的手脚。如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光绪面对着前方浴血奋战，艰苦搏斗，后方却张灯结彩，忙于祝寿的形势，心急如焚。他为宗社担忧，"声泪并发"，然而，却又怕"母后生气"，不敢放手主战。又如在戊戌政变前夕，顽固派磨刀霍霍，形势万分危急，而光绪在给康有为等人的密诏里，还强调"上不失慈母之意"。这个口口声声要"以孝治天下的皇帝，最后却使自己变成了曾对之曲尽孝道的慈禧的阶下囚。"求治翻为罪"，"称疾诏书哀"，光绪的悲惨结局，简直是对孝道的绝妙讽刺。 其次，在封建伦理的影响下，光绪非常强调忍让。 第三，礼对光绪早期思想影响亦很深。 不少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常常对光绪的境遇寄以哀叹和同情。他们埋怨光绪畏惧慈禧太甚，说他应该振作精神，整顿甲兵与慈禧针锋相对展开斗争，藉以保护新法成果。这里我们姑且抛开新旧势力悬殊不谈，单就光绪而论，他是缺乏这种反抗精神私斗争勇气的。这种行为是中国旧礼教绝对不容许的。无论作父母、作人君的如何谬误，作臣子的是丝毫不许反抗的，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光绪在评论唐朝大臣胡致堂论武氏之乱，以为"当数其九罪，赐之死而灭其宗"这件历史事实时说："夫武后，君也，母也；中宗，臣也，子也。以子犯母，以臣犯君，其可乎?"光绪认为万不可这样做，因为这是背乎天理人情的。可见光绪在等级森严的旧礼教面前，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 7月1日，光绪再次通过军机处谕令李鸿章备战：“现在倭焰愈炽，朝鲜受其迫胁，势甚岌岌，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将有决裂之势。……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制肘，贻误事机”。并指出：南洋各海口均至关重要，台湾又孤悬海外，日本必为垂涎，命令各督抚“预为筹备，勿稍大意”。 7月4日，光绪又针对李鸿章乞求英国领事转请英外交部派舰队赴日“勒令撤兵一节”，发出旨意：“倭人肇衅，挟制朝鲜，倘致势难收束，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不宜借助他邦，至异日别生枝节”。并告诫李鸿章，这种“示弱于人”的做法，易生后患，“著勿庸议”。14日再谕李鸿章：“倭人以重兵胁制朝鲜，虽与商议撤兵，久未就绪，和议恐不足恃，亟应速筹战备，以杜狡谋。前经叠谕李鸿章先事预筹，毋致落人后著。现在事机紧迫，著李鸿章速为筹备，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沿海各口，如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等处，皆关重要，如何布置，均应逐一妥筹。其军火、器械、粮饷一切，均应日办齐，先期给发，方不致仓促误事”。 7月20日，日本应派重兵云集朝鲜，战争一触即发。23日光绪谕令李鸿章“倘倭兵逼近，已露交仗之迹，则衅开自彼，立即整军奋击，不可坐失机宜”。为加强台澎防务，24日光绪命宿将刘永福赴台湾组织战守。25日，丰岛之战爆发。光绪下令“诏免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回国”。并专谕李鸿章“现与日本业已开仗，必须厚集兵力，广筹后应”。 8月1日，光绪下诏对日宣战，指出：“日本不遵条约，不守国法，任意 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21日命四川提督宋庆帮办北洋军务，29日以恭亲王奕欣管总署、海军署事，并会同措理军务。10月13日以叶志超、卫汝贵临敌溃散，光绪将其罢职，以聂士成统两军。25日，日军强渡鸭绿江，接着连陷九连城、安东、凤凰城。29日，谕裕禄饬金州战备。30日，命提督唐仁廉募勇二十营，会安定、裕禄防剿。11月初，日军占领金州、大连，22日旅顺失陷，光绪责李鸿章“调度乖方， 职留任”。是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总署表示，愿意为中日“调处”，恭亲王奕欣等向光绪和慈禧转达了田贝意愿。当时光绪就直接指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 光绪对畏敌如虎，不战即逃之将领严加惩处。11月27日， “擅离职守摇惑人心”的龚照屿之职。12月3日，革去失金州城的副都统连顺之职，撤“救援不利”的提督程之伟和“拥兵不救”的赵怀业之职，并交部治罪。10日，鉴于奉天危急，谕军机大臣等设法调拨克虏伯炮支援。13日，海城失陷，宋庆退至田庄台。16日，谕将已因“临敌退缩”革职，析木城遇敌“又复溃退”的副都统丰升阿，记名提督聂桂林交刑部治罪。次日，又令将叶志超、丁汝昌交刑部治罪。19日复州陷敌。22日，谕军机大臣等，“亟应整顿队伍，激励将士，力遏西窜之路”。并令已 职之提督程允和、张光前和总兵姜桂题留营“带罪图功，以观后效”。同时，光绪在慈禧的压力下，命张荫恒、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但同时继续布置战事。28日，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关内外各军均归节制”。 1895年1月，日本舰队游弋于成山海面。14日光绪“著李鸿章、李秉衡饬令各军，加意严防”。18日，日军在荣成湾登陆，不久占领荣成，攻陷威海卫南帮炮台。31日光绪颁旨惩罚“临敌退缩”之辈，并令北洋舰队和陆军“奋力冲击”，“且勿再失事机，致以战舰资敌”。此后，连发上谕，令海、陆军加强战守。7日，日岛炮台失守。9日，定远管带刘步蟾自杀。同日光绪诏责李鸿章：闻各舰被击沉情形，“ 胜悲愤，北洋创办海军，殚尽十年财力，一旦悉毁于敌， 防纵寇，震动畿疆，李鸿章专任此事，自问当得何罪？”令李鸿章“力图补救”，“齐力合剿”。17日威海卫失守，不久，慈禧太后派李鸿章赴日求和。李鸿章采用各种手段，以获得光绪“面谕”“让地”之权，光绪在投降派和列强的逼迫下，令奕欣代传其口谕，接受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但必须“斟酌重轻，与倭磋磨定议”。《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以丧失领土、主权严重，表示坚决“不允”，拒绝签字用宝。但是，以慈禧为首的投降派，密谋策划，威逼光绪画押。5月2日，奕欣、奕 、徐用仪、孙毓汶四人在朝廷上，集体向光绪发难，要求光绪批准条约。“上(光绪帝)犹迟疑，问各国回电可稍后否？济宁(孙毓汶)坚以万不可恃为词，恭邸(奕欣)无语，乃议定。众枢在直立候，上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奋笔书之”。翌日，“合约用宝”，《马关条约》正式批准，11日，光绪帝明发朱谕，宣示批准合约苦衷，求“天下臣民皆当共谅”，“我君沉惟期艰苦一心，痛除积弊”。 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光绪帝受维新思潮推动，深知“非变法不能立国”，决心改革。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开始变法维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屠杀维新党人，戊戌变法失败。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前夕，光绪帝有“留京以镇人心之意”。慈禧太后却挟其逃往西安。光绪“力图振作”之愿望始终无法实现。 1901年，光绪在八国联军入侵后痛心地御批：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公事以文牍相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利字。启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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