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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商业的兴盛 《盖平县志》说：“治城分东街、南街、东关、西关”。因盖州城没有北门，西门因海水侵近也关闭了，只剩下通往东关和通向南关的两条街算是兴旺的地界了。 “市”和“商”是城市的姊妹篇。有了“市”，“商”才有了用武之地；有了“商”，“市”才得以兴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是说天下人为了利益而蜂拥而至,为了利益各奔东西。其实，他只是对追逐财富现象做个精彩的描述，而对于市和商所起的作用他所知不多。古代人职业分为四种，即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历史上重农抑商总是常发生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中，绕不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怪圈，似乎商人是唯利是图的小人。古城盖州从汉代时起就冲决了陈腐思想的羁绊，市与商就不断地发展着，带动着这架机器运转，使得城市的精彩经久不衰。 城市本意是城中之市，市早于城。古城盖州的“市”显然是承继上个朝代的发展。汉时候的平郭城是否有市，商业如何已经不得考察，从东汉班固《西都赋》和张衡的《西京赋》描写铺陈上看，市应是有门有墙的地方，市内有旗亭，有若干通道，夹道里是买东西的“肆”和“廛”。有长廊式的建筑称为列肆，卖东西的店铺称为廛。说明汉代的市是要在政府所规定的圜阓中进行交易。毕竟，除了农业税收之外，市场和商人是政府新的财源。而后那一个个朝代更迭、战争动乱的年代，市能给我们留下的是那历经沧桑的建筑和浓郁的商业文化。 井邑骈列明、清之前，盖州的手工业、商业初具规模。交通便利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辽、金、元统治者需要满足享乐和扩大财富，手工业即便是不平衡发展，也会产生畸形的繁荣局面。官营的手工业占主要地位，用来满足战争所需物资的生产。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朝的辽阳武备寺在盖州设置弓局和甲局，负责制造军队上用的弓箭和盔甲。铁兵器制造、马具的缝制是那个时期必不可少的，因而带来相关的手工业发展，如木、织造、造船、建筑等产业。围绕手工业发展，市又是不可或缺的载体。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都能买得到，米面、柴草、衣帽、纸札，样样都有专业经营，行业分工逐渐清晰，也促进了各业的专业分工。明、清时盖州的市便成熟起来了。新型的城镇最早出现在手工业集中发展的地方，或者出现在政治的中心、交通要道、运道咽喉、津渡重镇和军事要地。古城盖州“烽堠墩台，森布丽列，控青齐，蔽全辽，三面捍敌”（《盖州重修城东西楼记》），在军事上属于军事要塞，被称做“盖州套”的盖州又是辽南的交通要道，成为了商业兴盛的城镇是很方便的，在这里城市与商业的新型关系得到建立与发展，成为商业繁盛的城镇是必然的。在盖州古城的东大街一直是明、清两代的商业繁盛之地，店铺林立，商贾会集，列市摆摊，热闹非常。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街道两旁依然留存着明清时期的各式建筑。康熙三年（1664年），清政府改盖州为盖平县，隶属奉天府，实行旗民分治。县治包括明时的盖州、复州、金州三卫的疆界。全县设熊岳、安平、复兴、在城、方集、里仁、永宁、乐业、安居、新民、远来、岫岩12社，每社设十甲。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中小地主、商人、手工业作坊主数量也不断增加。自明、清始，古城盖州便充当着东北的开埠口岸角色。当营口的港口还没有形成之前，南方的海船便从西河口溯大清河而上，停靠在盖州南关外的船舶码头，促成了盖州城经济的繁荣。盖州城里有商铺街也有了发展。商业发展使得建筑范围和建筑体量也得到逐渐扩大，功能从单一趋向多元。商铺前店后场以及楼下为店，楼上为家的功能有了发挥。今天，在盖州南关大街保留下来的商业街还算完整。这条街的建筑是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建筑，几经翻修仍能顽强地表现出商业的浓郁氛围及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建筑大多为大木小式结构，青砖青瓦建在花岗岩石台阶上，有一些建筑还带有江南建筑的风格，几处洋门脸建筑也充斥其中，高低错落、鳞次栉比，可见昔日的繁华。“盖州城开三门，南曰广志、东曰明睙、西曰宁海、阙北门。清乾隆四十三年以西门逼近海岸，交通不便遂闭之”，所以南关、东关就成了进出城的必经之路。在盖州城内，今天还保留着“茧市胡同”这样的带有市、商等痕迹的胡同名称。南关、东关是古老的商业街。有栉比的商店、五光十色的店铺门。熙熙攘攘的人流充斥着整个街道。古城实开两门，商民交易、店市都集中在这一带。农副产品进城，这里就成了集散地，成为物资交流的场所。溯大清河而上的南船货物大多在南关卸货，而来自东部山区的物产，运至城外的货物，则从东关进出的较多。 城内是有功能分区的。大体可以分成六块地域，城内东西分为两大部分，南北分成三个段落，即分成六块地域。县衙和城守官属，位于城内中部靠东一些的地方，是最好最繁华的地方，也是城内最古老的地方。而城内西南隅，原旧城守尉府之处，也是寸土寸金之地。城内东南隅是财东们居住的地方。东关外便是小生意的区域了，铺、摊拥塞，进城来卖的，出城要买的均汇集于此。三江会馆建在县衙附近，福建会馆在城内的西南隅。山东会馆建在城内北部中央，山西会馆则建在东关外。学校分布在城内各处，庙宇是无处不在。居民区以传统的四合院为主，兼有三合院和一列式的房屋。 对于市镇，民国九年《盖平县乡土志》记载：“自汉魏以来，本境古代市镇代远年湮，如玄菟、平郭古城、归州堡、顶山堡及铁岭屯堡、白家寨堡、渤海旧址，皆以如铜台宫观，委之灰尘；败瓦颓垣，无稍存着。虽有耳闻，莫能详也。兹仅就现世存在者分晰记之，俾后有所考焉”。但是对于古城内诸市，却有详列：柴市，在东关、南关两处；银市，在城内西偏崇教寺前；鱼市，在鼓楼北及东门外；黄花鱼市，在城东门外；菜市及果市，均在城东关；鸡鸭市移城东门外迤南城墙东面；骡马集市，在南关（二、五、八集）。” 古盖州的实业一直是“农桑为民生之根抵，林矿为国利之渊源”。而所谓工业，无非是指“旧式手工、木工、建筑等”，也包括“织染、缝纫、制革、造纸、印刷、普通美术”等等。大宗出产到了民国时主要是春秋两季山茧登市时缫丝，另一项是各种水果。盖州自然条件利于多种经营。过去经济作物以苹果最著名，集中熊岳附近。还出产有棉花、柞蚕、烟叶和粮食。西海岸滩宽水浅，便于晒盐。素有“东产柞蚕，西产鱼盐，南产苹果，北产棉花”之称。城内分有银市、柴市、鱼市、黄花鱼市、菜市、茧市、牲口市等。城市相关产业也相对发达。盖州在清代是奉天省的渔业中心，在五个渔区中占有“营盘”、“盖复”两大渔区。
养柞放蚕
早在金明昌五年（1194年），金政权就命辽东等路兴办蚕业，女真与汉人百姓皆可量力养蚕。到了明代，山东蚕农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放养柞蚕的方法。清代山东的孙廷铨还写了一部《山蚕说》，专门介绍放养柞蚕的技术。书中说，当时胶东一带山区，到处都放养着柞蚕。不久，放养柞蚕就逐步扩大到我国的其他地区，首先传到和山东隔海相望的辽东半岛，这里逐渐地成了我国第二个放养柞蚕的中心地。接着放养柞蚕的方法又传到河南和陕西，后来又推广到比较远的云贵等地。 盖州柞蚕的放养的确开始于清代。乾隆皇帝曾专谕军机大臣：“令其酌量素产椿、青等数省份，讲喂养椿蚕、山蚕移咨该省都府，听其依法喂养，以收蚕利”，所以清代养蚕业很盛。古城盖州养蚕业是随着山东移民而传入的，盖州东部山区柞林茂密，是放蚕的极好地方。清王元綎撰《野蚕录》说：“辽东与登莱隔海相对，登莱之民，渡海营生……以放蚕为最多，每岁秋冬之交，富商携巨资入山收茧，盛以蔑篓，捆载而南，连樯接楫。……且荒土日辟，风气日开，逐渐推广，大有方兴未艾之势”。南船收蚕，用于织绸，也促进了养蚕业的发展。 《县志》载：“乾隆四十一年设立山茧税，设局于盖平县，会征定额二千四百五十六把”。 《奉天通志·实行九·蚕业》：“柞蚕之发明在数百年前，而成为本省一特种实业，则昉自近代，有清乾隆二十七年六月，编立奉天流寓锦州、复州等处养蚕织绸人民保甲。”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允奉天将军福康安等奏，盛京、牛庄等六城官山之茧税，再试办二年，是清初蚕业以盛。其后嘉庆、道光间，盖平县有缫丝厂，迩来安东、岫岩、庄河、宽甸各县其业大盛……。清道光十年（1830年）七月，清朝廷议行盖平、熊岳等六城蚕税章程，“每茧千个输制钱五十文，如有伐桑为薪，照毁伐树木稼穑律究办，若将山场抛弃不植树养蚕，照荒芜田地律治罪。”据光绪三十四年调查，饲养蚕者有12县，及民国六年调查本省著名蚕场数，盖平5 357（把），……迄光绪季年，盖平县从事蚕业的有4 114户，亦推全省之首。” 在盖州市杨运乡有清同治五年《刘学礼墓碑》：“……于自吾父持家以来，置田数百亩，买山数十区，积谷登蚕岁赢资，其他园林场圃、墟舍井臼之微，亦井井有条，可为后世法……”。刘学礼是山东莱州府胶州县宋家坡人，后移居此地，靠养蚕而发家致富。登蚕，即是养蚕。养蚕只是副业，但在创收上不让其他的主业。城内“茧市胡同”存在，说明养蚕并出售，在盖州是一件商业上的大事情。 到了民国，山茧依然是盖州的一项经济收入。《盖平乡土志》说：“吾邑东南多山，最利养树放蚕。然从前不讲提倡，居民多以余地包括山场而茧子最少，近年以奖励之法催报茧场，风气渐开，遂将所有山场渐次和盘托出。计原有红茧不过五千余把，近以原报期满，催促将红茧浮多及黑茧并荒山三项，报至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余把之多。统计本县茧场可有两万把之谱，倘从此善于推行，俾民间皆养柞、放蚕、缫丝、织绸四者，加意讲求，逐渐改良，则本境之富及实业之兴均可立而待也。” 商贾辐辏 古城盖州商业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有《重修火神庙碑记》碑阴记录了光绪十六年（1890年）城内部分商铺重修火神庙捐款情况： 今将合会众善士开列于左，以志不朽：
潘兆明
和成兴
义兴永
同生福
福和顺
永增利
义发局 以上五十九名各垫会钱三十六吊正。 除此之外，在碑文下面还记有一些铺行、商铺的名称，有：同合利、白皮行、众烟行、众酱行、烟土行、众秤房、众铜行、永生庆、德盛居、阜泰亨、恒顺公、福玉栈、复兴永、同升染坊、通顺皮铺。除了以个人姓名出现的之外，余者均为商号名称。这些商号都是拥有商铺门市的，不包括临时的商户，也不包括不再辖区或者没有捐款的商户。有些商户大概是由行会统一上缴的，如烟行、铜行、酱行等，故而没有能够上榜。据清光绪三十一年史料记载：当年“盖平有上等商号128家，中等商号178家。” 古城盖州的海产品集散尤以清代为甚。西海一带有较为丰富的海产资源，是清代的渔业中心。那时候，沿海各渔港每年春夏之交为“渔汛期”，依次分为“黄花鱼汛”、“鲙鱼汛”、“鲅鱼汛”等，人称大“海市”，届时，山东等地渔船云集西海。据光绪三十四年统计盖州一带有渔户四百三十一户，各种渔船二百九十四只。年产黄花鱼七十五万七千斤，鲙鱼二十四万九千斤，鲅鱼七万斤，铜鳞鱼五十九万四千斤，梭鱼一万一千斤，各种杂鱼三十万斤，青虾十六万八千零四十斤。 渔户捕鱼的船为木船，叫作“马槽”、“燕飞”、“花鞋”、“蝈子”、“舢板”、“划子”等各式的名称。中国人依赖传统，船只几乎几百年也没有什么变化。船只无论大小，都是木制的，海上行船不同内河，大抵要用风帆才行，少的一张帆，多的要三张帆。自认为“好把头能使八面风”这就足够了，似乎天涯海角都可以行走，改造渔船和捕鱼好像在其次。辽东湾海冰灾害严重，每年出海的时间不长。能够出海捕鱼的时候，千帆竞渡，也是很壮观的场景。光是网具，就有风网、挂网、流网、张网、袖网、凉网、插网等。渔业，带动了捻船、织网、油漆、捻绳索等相关产业。 医药，是与百姓生命、生活息息相关的，到了清代时，盖州仅仅中药行铺就有70余家，规模较大的有咸春堂，咸丰元年三月开业，经营资本达5 000元，经营地点在城内的束鹿胡同；天一堂开设与咸丰元年二月，经营资本为3 000元，地址在城内钟鼓楼南。此外，还有： 同寅堂、魁福堂、成春堂、西域堂、天福堂、天成堂、春林堂、永兴顺、天合利、三生堂、天元堂、久安堂、怀德堂、润德堂、志育堂、福生堂、利生堂、九思堂、春育堂、同德堂、德生堂、时雨堂、永和堂、即愈堂、万寿堂、大生堂、大德堂、道生堂、九二堂、全生堂、太和堂、天贞堂、济世堂、宝善堂、德和堂、春和堂、天生堂、庄仁堂、会东堂、普春堂、九如堂、万有堂、荣生堂、中立堂、广生堂、兴业堂、忠德堂、明仁堂、复得堂、人和堂、宏春堂、广德堂、德发堂、同春堂、天和堂、天义堂、永生堂、永春堂、天元堂、久安堂、三义堂、正德堂、长春堂、保元堂、天德堂、仲生药店、张仙圃、金城盛、金城升、吉成兴、庆成永、新泰兴等（《营口文史资料·第五辑》）。像咸春堂这样的药店，财东是浙江宁波帮刘、冯、葛、赵四家，以经营阿胶著名，此外经营膏、丹、丸、散中成药和中草药。 古时交通不便，客旅艰辛又不安全，便应运而生了保镖行业。镖局不但将一般私家财物承接保送，有些地方官衙上缴的饷银也靠镖局运送。有些看家护院、保护银行等事也找镖局派人。镖局保镖主要有水路和陆路，镖师上路，不但要会武功，还必须懂得江湖上行话，称为“唇典”（也称江湖春点），以便同劫镖的“绿林”打交道。 镖局不但赖于江湖上有强盗才能生存，而且同江湖上的关系也密切，连一些受官府通缉和注意的人倘若住在镖局，通常官府也不能缉拿的。一来因为镖局势力大，二来镖局往往都有靠山。镖局行业很特殊，既同绿林有来往，又同官府有关系，在官和民之中，镖局往往表现出矛盾的两难状态。 古盖州镖局成立大概是清中期了。山西人神拳张黑五于乾隆年间在北京前门外大街，开设了兴隆镖局，大概是中国最早的镖行。走镖时如看到远处有土匪，就会大喊：“合吾一声镖车走，半年江湖平安回”，“合吾”是“黑五”的谐音。盖州镖局当在清朝中叶随着商业的兴起、客商的要求而起步，清乾隆年间盖州城已是繁华的商业区，商贾云集，店铺、酒楼林立，镖局在这里为商家保镖和押运货物也是很自然的事。到了道光、咸丰年间之后，镖局的主要业务对象就转化为一些有钱的客人押送一些衣、物、手饰和人身安全，这就形成了镖局的六大镖系，即所谓的信镖、票镖、银镖、粮镖、物镖、人身镖等，保证生意人的人身和财物的安全。 做镖局生意要求有“三硬”：一是在官府里有硬的“靠山”；二是在“绿林”里有硬的“关系”；三是自身有过得硬的武功功夫，三者缺一不可。镖局讲的是人面广、关系好并且有钱有势。打出旗号，黑道人物或是绿林好汉都不敢招惹；即便一旦出事，也能摆得平官府，失了“镖”能赔得起银两。 镖局的买卖叫做“走镖”。是按照脚程远近、货物所值来取不同的“镖利”。走镖通常由总镖头或是能独当一面的镖头“押镖”，带着有功夫底子的镖师和手脚利落的伙计；银货锁在“镖车”里，车子上插着“镖旗”，嘴里吆喝着“镖号”押镖。 镖行在途中遇到情况，不到最后关头通常是不会撕破脸动手。闯江湖混饭，有一半是仗着武艺，而另一半则是靠满口的江湖黑话生存。镖局的人押着镖车，喊着镖号，不断告诉人家：“合吾！”意思是“大家都是江湖同道”。遇到“黑门槛”，通常都先说些江湖客套话，如果对方不答应，又会用江湖话招呼对方“露脸报号”，以免镖被劫后也能有线索追讨，江湖人有着江湖规矩，也必须照着江湖规矩行事。
镖局哪怕是遇到再凶悍的敌人，也不逃逸和后退，他们只知道一点：“人在镖在！”因此在雇主眼里，镖师是最让他们有安全感的人，镖行就是他们的护身符。而镖师们本身因为看到过太多的厮杀和死亡，见到过太多的流血，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职责仅仅是保平安。他们总是以和为贵，带三分笑，让三分理，饮三分酒，以和平解决、和气生财为主导精神。镖局也始终坚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精神包括处理好与官方、地方、贼方的关系。这是一种谦和精神和隐忍精神，以至对待对方以礼相待、先礼后兵、忠诚守信。
翁国全，字殿卿，祖籍河北抚宁，是出生于盖州双台子思拉堡人氏。少年时便学习拳技，大有长进。后来他凭武艺和谦和、隐忍精神做了镖行的生意。清咸丰八年，盖平知县刘汝新任满，需赴京另任新职。刘汝新是广东信宜人，进士，担心路上不安全，便请翁殿卿来“保送官眷”。翁殿卿一行人走到锦西一处险要地段，这时有贼盗10人从后面斜冲过来，横在路上要劫车仗，翁殿卿骑着马走在前面，出其不意地被弹击落马，翁殿卿疾步追上狂奔的坐骑，腾身跃上，抽刀杀贼。这时，群贼盗的鸟铳齐鸣，一齐射杀翁殿卿。翁殿卿手执一丈多长的白蜡木杆，“挥如龙蛇舞，扫弹丸纷纷落地”，盗贼大惊，纷纷窜逃。 盖州镖行在辛亥革命时衰落，大概是由于交通便利，火轮、火车以及枪的普及等原因，镖行退出了历史舞台，留下的只是那些传奇。 银市声威 商业兴盛，使得古城盖州成为东北主要的商业枢纽。清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以来，城西二十里的大清河入海口，成了西河口港，为东北最早的海运交通重要之地。各地商贾慕名而来，舟车往返络绎不绝。
商业繁荣，交易聚增，必赖于充盈的金融货币做媒介。清代时候流通的货币除方孔园钱的铜币外，还有元宝银、银元等，这些东西携带起来非常不方便。外地商人携带元宝银，又与当地的银两成色不同，平码不一，外地元宝银分为墨银、上海规银、营口炉银、港银等等。每次钞币交兑之时，需要具有熟练技术和一定经验的人员来做鉴定、称量、核价等事，大家都感到很麻烦和苦恼。对此，盖州当地商家几经酝酿和协商，提出了“抹银”的办法，因此，抹银业务在盖州应运而生。 抹银，是虚设其名。是一种以银为本位的虚码信用货币，是从民间商贾们那里学来的自立信用交易手段。现存于盖州的民国十六年《盖平银行公会抹银立案纪念碑》载：“……凡需钜大钱款者，均以“抹银”为挹注，每年以五、八、腊为卯期，嗣后以十吊制钱合价。及后私帖取消，奉命通用纸币，遂以奉票七二作价，丝毫不准更移。”这种办法推行以来，商民称便，无投机捣空之嫌，收予取予求之效，信用巩固。这种抹银办法如同今天银行业务有些相似，各商家发生交易，由代办商号以转账结算，不动现银。结算期按照民俗习惯的三大节日，商民称为三个卯期，即农历五月初三、八月十五、腊月二十六，又称为“五八腊”卯期，化卯结账（即一个结算周期结束）。如有资金不足，无力偿还，可延期结算，但要加卯色一成。节日过后，开卯期（即一个新的计算周期开始）为元月初六、五月初六、八月十六。每年元、五两月开卯期，由各商家赞助演戏五天，以助声威。抹银的诞生很受商家的欢迎。但是，随着营口口岸开放，取代盖州连云岛口岸，盖州经济收到了很大的影响。盖州繁荣在清咸丰八年起渐有逊色，但城内依然是市街整然，店铺林立，有大小商号六百余家，与其他地方相比，仍是出类拔萃的。 《盖平银行公会抹银立案纪念碑》，记述了盖州“抹银”的性质、功用、于民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经官府备案的时间等，是盖州近代经济发展史上的珍贵资料。 古城盖州的银市，是扩大资金来源的货币交易场所，广泛吸引城乡社会的游资。盖州的银市交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参加银行公会的商号，称为行内，行内之间的交易，按照当天的银市价格，将交易额双方记入账目，卯期结算；另一种称为“行外”，商家、市民、村民等委托有信誉的“行内”商号代理，由外柜人员代为买卖。雇主在店铺等候，这种做法叫做“听行”。有的雇主亲自到银市成交，再到委托商号办理账目叫作“随行”商号为雇主代理买卖要扣佣金，即为手续费。每次佣金多少视“行内”、“行外”的不同，“行外”买者扣佣金二成，卖者扣佣金三成。通称为“买二卖三”。 银市的定价比较合理，卯期结算规定：每两银十吊钱，固定不变。平时交易随行就市，上下浮动，时高时低，涨落悬殊，则由各商家合议，确定适中价格，用来稳定市场。古城盖州的银市交易别具一格。天天有市，日日有行。城内各商家均有一名精干的外柜人员到银市去交易，叫作“跑银市”。上午九点开始，有的呼买，有的呼卖，相互竞争，喊声喧天。银市的人数多达七、八百人。一个钟点的成交活动结束，各回店铺办理手续。从形式上看，有哄抬物价的嫌疑，实际上它与其它交易市场完全不同，和过去的高利贷也有本质上的不同。银市交易活动叫买叫卖，是互相传递信息、试探行情的一种手段，并无投机取巧行为。信贷没有固定利息，凭银市价格浮动中渔利。代办商号只收少量佣金。不论商号、店铺、作坊、市民、村民都可以参与银市。有钱的人买银，没有钱的人卖银，信用巩固，各方有利。盖州银市日成交额达到三、四万两银子。海城、营口、沈阳、哈尔滨等地商人也纷至沓来，参加抹银的交易活动。 城市祀典 大凡城市的庙宇是与其他圣地的庙宇是有着许多不同的。宗教圣地是同一宗派集中，极少有其他宗派参与。而城市里的庙宇则不同，各宗派齐全，全凭着朝廷《祀典》的要求建庙，因此城里的庙与圣地的庙有差别。 明初改制《祀典》，被正式纳入《明会典·礼部·祭祀》的有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城隍庙、文庙、关王庙、火神庙、马王庙及东岳行祠等，合成一整套官方祠祀系统，在各府、州、县普遍推行。这一体制于清朝入主中原后仍在延续。于是形成了凡设州立县，几乎均按 照以上建制格局来建筑各类庙宇。于是，有些庙宇就成了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民国九年《盖平乡土志》： 社稷坛：在南门外街西一里，雍正十年知县胡世仁建；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东门外街东一里，雍正十一年知县胡世仁建后移南关。道光二十六年知县姚承恩率绅士丁文浚等修； 先农坛：在城东八里，雍正五年建，乾隆十五年重修。正殿三楹，配庑二楹，大门一楹； 厉坛：在城北； 文庙：在城内东南隅，清康熙间知县郭运昭建，东有文昌宫。道光六年知县潘彭年建，历有修葺。洎光绪甲申中日一役，庙庭蹂躏，士绅秦爱堂等募资修复，至庚子乱，庙宇摧残，视前加倍。经举人王郁云提倡重修，秦爱堂募捐东钱五千缗，张镇清助捐东钱壹万缗，始复旧日规模，云； 关岳庙：本邑东门外，原即山西会馆，至民国始，改今称； 城隍庙：有二。在城内西北，正殿三楹，配庑东西各五楹，大门一楹，后房数楹，典史李天麟建。又一在熊岳城大十字街，康熙年建。 关帝庙：有三。一在东门外，改关岳庙。一在熊岳城，一在桥台铺。其余境内尚有数处，均不及载。 火神庙：有二。在城内西南。又一在熊岳城小十字街，清初建殿宇，均不及载。 社稷坛，是明清两代开始祭祀社、稷神祗的祭坛，其位置是按照《考工记》“左祖右社”的规定，置于城之右（西）。祖与社都是封建政权的象征。社稷是“太社”和“太稷”的合称，社是土地神，稷是五谷神，两者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根基。不仅在京城有国家的祭坛，明清时朝廷要求地方各城市也都要有祭祀社稷的场所。 风云雷雨山川坛，《大清通礼》载：“明初，以太岁、星辰、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山川、历代帝王、先师、旗纛、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寿星为中祀，又设天下神祇坛于京师东门外。清初，诏各省府、州、县建神祗坛，正中奉云、雨、风、雷，左奉山川，右奉城隍，岁以春、秋二仲月上巳日致祭，仪同社稷。” 先农坛，是祭祀先农的祭坛。先农，则指神农。曹魏时，先农同风伯、雨师、灵星、社、稷为国六神之一。唐前为帝社，祭坛曰藉田坛，后改为先农坛。至此祭祀先农正式定为封建社会的一种礼制。 厉坛，是祭祀那些无人祭祀的鬼神之坛。《明史·礼志四》：“厉坛：泰厉坛祭无祀鬼神。《春秋传》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此其义也。《祭法》，王祭泰厉，诸侯祭公厉，大夫祭族厉…… 洪武三年定制，京都祭泰厉，设坛玄武湖中，岁以清明及十月朔日遣官致祭。” 东岳行祠，指的是东岳庙，又称为东岳行宫、泰山庙、天齐庙等，是道教重要庙庭。东岳庙最早源起于泰山崇拜，后来经不断传播，发展成影响全国的一种信仰。隋唐以后，“东岳之庙，遍于天下”的说法(明孝宗《重修东岳庙碑》)。 盖州东岳庙又称天齐庙，位于盖州城东北角。在北桥头东行约一里处，独立庙院，是道教宫观中唯一称“庙”的殿宇。相传东岳大帝是掌管人间贫富贵贱、生老病死的神仙，又名“天齐神”。唐开元十三年，唐玄宗封泰山神为天齐王。元世祖在至元十八年，加封东岳天齐大生仁圣帝，故世称东岳大帝。庙内主要有阎罗殿、游廊；后面建有地藏王殿，东侧有地刹，称之为十八层地狱。殿内供有神像除东岳大帝外，还有天齐娘娘、菩萨、四大天王等；东廊房北端有月下坐老像，求婚男女均到此叩拜；正殿的东侧有子孙娘娘殿，是求子之处。庙内原来古碑、古匾很多，记录了建庙历史和捐款的工商号名单等。 因为东岳大帝掌管了世人的生死祸福，所以前往烧香的人也特别多。相传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大帝的诞辰，于是在三月十五至二十八日，东岳庙都会举行庙会，这一风俗延续了数百年之久。因有宋代《杨家将》杨七郎天齐庙打擂力劈潘豹的故事，天齐庙里还用石头雕刻了潘豹的一只腿，使得天齐庙更有了传奇色彩。 城市里的庙宇和祭祀，多多少少带有城市的宗教韵味，也说明了城市格局基本完善。古城设施之齐备，完美地诠释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真谛。 如今，昔日盖州的辉煌已渐行渐远。我们只有从这一处处遗迹中，依稀寻得当年古邑的热闹景象。历史的过往已随岁月尘封，古城曾经的繁盛也只能作为沉淀的记忆，偶尔回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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