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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古邑盖州城之《城与街铸就着城市的雏形》(2)

 文化龙乡 2015-05-14

明初在旧城址上建城

 

重修城垣

 

“唐修塔,明修圈,清朝修的好寺院。先有上帝庙,后有盖州城。三山不显,五桥不现,一步两井,护城河绕盖州转”(盖州民谣)

盖州古城是盖州的标志性建筑,已经很难考证是不是在唐城旧址上所建,但可以证明,明城是在辽金旧城址上修建的。“县城池本明盖州卫城也。洪武五年,指挥吴玉因旧土城修筑。九年,展筑南面,砖石包砌。周围五里八十八步,高三丈五尺,池深一丈五尺,阔一丈八尺。门三:东曰顺清,南曰广恩,西曰宁海。钟鼓楼在城中衢,今按其城周围七里零三步,城仍旧池淤”(《盖平县志》)。清时的盖州城东门名字不同于明时的名字,明时,东曰 明睙”。 显然,清政府对字义为转视的睙”是反感的,索性将其改成“顺清”。尽管城不算大,尽管他们肆意修城,尽管他们滥伐树木去加强守卫,在城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

《盖平县城略图》应是清末民国初绘制的,那时的盖州卫城东南二门之外建有瓮城,城内建有马道,城外筑有护城河。城内有由东至西的大街一条,平行小街几条;由南至北大街一条。因古城没有北门,没能贯穿南北,但这条街无疑是这城的中轴线,使得这城越发规矩。钟鼓楼在这条中轴线正中偏南一点,还算巍峨地耸立在那里。

今天考察盖州旧城难度较大,城的三门和瓮城都已经不见遗留,北墙东段和东墙还残留着一些残墙,东墙北段保留的还好。城的周长3 260米,基宽8.5米,墙上宽7.75米。石条垒砌墙基,城墙外面用青砖筑面,内里是用黄土、白灰及碎砖填充夯实。建城最初是为了城战,城战是古代战争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古代星罗棋布的城市,往往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无论城市大小,都有高大坚实的城墙,在城外有宽且深的护城河。盖州古城的这种砖包砌夯土城墙的方式,在明初时已经是很普及的做法。早期木过梁的门洞,在元代以后也逐步演变成砖拱的门洞。为了加强门的防御能力,盖州卫城南门与东门设有两道城门,形成所谓的瓮城。瓮城是为了加强城堡或关隘的防守,而在城门外或者在城门内侧修建的护门小城,是属于城墙的一部分。瓮城两侧与城墙连在一起建立,设有箭楼、门闸、雉堞等防御设施。

盖州城没有“马面”的建筑痕迹,缺少那种能从侧面打击攻城人而突出的矩形墩台,大概因为城小的缘故。城上建有城垛、二重城楼等防御设施。城内建有马道,可直接登至城顶。

城与隍都具有军事上的防御意义。康熙二十一年《盖平县志》有《盖州卫城图》,城内西北画有城隍庙一座,是那张图中标有的几座建筑物之一。城隍庙,起源于古代的水(隍)庸(城)的祭祀,为《周宫》八神之一。原是指挖土筑的高墙,原指没有水的

 

护城壕。古人造城是为了保护城内百姓和官署的安全,所以修了高大的城墙、城楼、城门以及壕城、护城河。他们认为与人们的生活、生产安全密切相关的事物都有神在,于是城和隍被神化为城市的保护神。《盖平县乡土志》载:“城隍庙有二,在城内西北,正殿三楹,配庑东西各五楹,大门一楹,后房数楹。典史李天麟建。又一在熊岳城大十字街,康熙年建。”李天麟,是江西金谿人,清康熙六年任盖平典史,只任了一年。可见城隍庙建于清初。

《读史方舆纪要》说:“盖州卫,控扼海岛,翼带镇城,井邑骈列,称为殷阜。”明朝统治者为盖州卫城加固、展筑南面墙,于是将南墙向南面迁移,用了原墙的夯土,在其南面新修了新墙,留下了原来作为城郭的南门,孤伶伶遗在了城中,后改作城内的“钟鼓楼”。明初的城墙,墙顶内外延筑矮墙,称之为女儿墙。城墙外设立了城壕,整体布局是加强防守。这次展筑使城内的面积扩大了一些,城内的分区更为明显,满足了市民的增多和使用功能。

盖州城几经修缮得以延续。在明崇祯五年(1632年)九月,后金就开始重修盖州城,并向城内移民,派副将石柱国、游击雅什塔率兵600人驻防。《盛京通志》说:“盖平县城即明盖州卫城。乾隆四十三年重修”。清政府是做了一次较大的修缮。同治十二年《重修城垣记》碑刻,记载了以后的几次修缮:“盖州城垣自乾隆四十五年请帑重修后,风雨摧残,日形颓倒。咸丰经城守卫宗室载派委厢黄旗防御乌会,同铺商谭人敏等将颓隋外墙皮补修数段。同治四年秋焉,贼滋扰而城垣颓倒,可通行人来一处矣,守御无凭,人心惶恐。不得已于十月二十日仓卒动工,五年攻作。凡兹紧要之处,并力兴修,颓累鼓裂者;次之砖石脱落,风雨催之,挑河筑堤,以固城根,添石加灰,以期永久者;又次之,新城楼复垛扇,筑沟堤八年之久,经营始毕。……共用东钱十三万二千六百十二吊零九十。”

为了战争与防御,维修城垣是经常的。

 

盖州钟鼓楼

 

盖州钟鼓楼带有几番历尽沧桑的形态矗立在城中的中轴线上,这座曾经遥对着“在城之阳”的大清河,能抗御外寇而耀武扬威的城门退居到二线,安然地俯视城内的来来往往人流从它身下匆匆穿过,听着门洞里传出车轮碾过石条和人们踩塌地面的声音。

钟鼓楼建在一段曾经做为南城门,后来又保留改为独立的高台基址上。称为钟鼓楼是因为后来人们在高台上建了两个小亭,分别放置了钟和鼓。城里的钟鼓楼是古时候主要用于报时的建筑,多建于城市中心地带。除了报时之外,还作为报警和礼仪之用,有些地方称它为谯楼,谯楼在古代是城市的象征。

古代没有时钟,记时报时要靠日圭和漏壶。城内要是仅仅只有几家生存,不报时 也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可关键是城市与乡下不同,城里的人们要相互联系,共同遵守约定俗成的秩序,城中的百姓就要靠官府设置的钟鼓楼来传递报时的信息,因此钟鼓楼是非常重要的。明朝的洪武年间,全国好多地方都兴建了鼓楼,据记载:南昌城最早的谯楼就设在普贤寺内,南昌城明都指挥宋晟,在广济桥岸建钟鼓楼,楼前建台,台上放置日圭,室内置漏壶计时。鼓楼仍坚持每天黄昏时鸣钟18响,接着发鼓计时。每夜五更,每隔两小时敲鼓12下。第二天凌晨五更告罄,再鸣钟声,宣告新的一天开始。晨钟暮鼓之说大概由此得来。没有记载说盖州钟鼓楼当时报时的状况,不过,明初兴建鼓楼既然成了时尚,报时的事,也会有些秩序或者要求。因为地域差别,各地的谯楼会有些大同小异的区别。

盖州卫的钟鼓楼至少在清乾隆二十九年还是坚持报时的。现存的《重修盖平鼓楼碑记》虽已风化,字体磨泐不清,但还有记载:住持首堂,和县里有德有威望的人商量说:“僧斯楼之住持,兹楼,邑中之香火,邑之晨昏更筹。与夫水火不虞,皆于楼之钟先教之。望视其倾颓而不一为之修葺焉,可乎哉?”可见,钟鼓楼有两个最重要功能:即“晨昏更筹”和“水火不虞”,正是报时和报警。有记载说:“明正德四年(1509年),盖州卫连日地震,钟鼓楼的大钟半夜自鸣三次,城东戴家峪山崩两处,长丈余。”自鸣的事是很蹊跷的。

日晷,是古时候测日影的仪器,又称日规、日圭。古人用尺子度量太阳的影子,记录和确定冬至、夏至,定出一年的长度和四季,定出每一天的各个时辰。日晷本义是指日影,是使用太阳的位置来测量时间的设备,主要由一根投射太阳阴影的指标、承受指标投影的投影面(即晷面)和晷面上的刻度线组成,让日影投射在一个标有时刻的平面上,当太阳移动时,影子所指示的时间也跟着变动。漏壶,也有人称它为水钟,是古时候利用滴水多寡来计算时间的计时器,漏刻的基本装置是漏壶,多为铜制,“铜壶滴漏”说的便是此种东西。

盖州钟鼓楼在什么时候开始凋敝的不得知,大概会是在历经战乱,钟表出现以及战火毁坏中消亡吧。

钟鼓楼的高台是建在高约一米的花岗岩条石基上的,东西长36米,南北宽15米,高7米,呈梯形上敛式。台基中部有一大的券式拱门,是南北大路通行必经之要道。高台四周用大青砖砌筑。现在在台上中轴线建有一复式建筑,即大慈宝殿(观音阁)前带有一座卷棚建筑,卷棚左右前方为钟、鼓二亭。大慈宝殿两侧并行建有僧房,有台阶可曲尺形绕行通达高台,台阶行至一半时,抵达一组二层建筑,称为“枯木堂”。清乾隆二十九年《重修盖平鼓楼碑记》载:“邑之善士王守信,纠合四民,共禀于官,咸捐厥资用以鸠工市材,按其旧址而重构之。为雉堞若干,鼓楼之东北隅若干,及观音阁、配殿、钟鼓楼、枯木堂、静室、厨舍俱各,丹垩涂饰,焕然一新。时乾隆戊辰之七月,越明年已巳九月告竣。”台上的这组建筑当是依照乾隆二十九年时建筑形制重新规划的。从南大街登上钟鼓楼,站在最高处,历史的沧桑扑面而来。而今依然还能够感受到它曾作为主导时空,报晓示昏的权威,以及不平凡的那一丝气韵。那气韵,正是明初建城时宏大规划的一项得以传神的佳作。

 

玄贞观

 

盖州城内最为著名的建筑叫玄贞观,俗称“上帝庙”。座落在盖州西关里,建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距今有600多年了。

盖州人对上帝庙有着特殊的感情。上帝庙建筑雄伟,几百年来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而留存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盛京通志》记载:“元贞观在城西门内,今名上帝庙。正殿五楹,配庑五楹,山门三间。”《东三省古迹遗闻》载:“上帝庙位于盖平城内西南隅。建筑年代,渺不可考,惟相传谓先有上帝庙,后有盖州城。其为古代建筑物,当无异议。一说谓系公输子手建,其行如亭,四角各长约丈余,并未设柱支持,经若干年亦无颓塌。内部共分八十一间,有柱四,皆以木片堆成,中空,偶像亦高大绝伦。至构造之精巧,为近代所无。木工之精于技术者,欲仿效焉,终不 得其梗概。假令诚为公输子之所经营,则秦汉以上之建筑物,至今独有存者,是亦足传焉矣。”其实盖州卫城是在辽、金、元旧城基础上加固而成。盖州城是早于玄贞观的,这些传说,只是表达了盖州人的美好期冀而已。

玄贞观大殿为大木架结构,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显四间的庑殿式大式建筑。大殿的木构架举折不高,两侧有侧脚和升起,但斗拱高大。斗拱有交叉十字形斜拱、翼形拱等,个别拱有偷心造。屋顶青瓦,筒瓦作中,屋面正面正中处饰以一小块菱形图案的黄琉璃瓦件,给屋面带来了一丝亮点,一丝庄严。建筑正脊不长,推山较大。青砖砌造的砖墙外抹灰,饰以砖红,彰显华贵。内梁架施有彩画,外面只作油漆。上帝庙多次修葺,留有记载的便有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清同治四年(1865年)及民国十一年(1922年)等。彩画显然失去旧有的风格,同、光时期的画法使得韵味改变许多。脊檩下方还书有“大明洪武拾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吉日立,阖郡官庶人等监造”题记字样,其他檩下方也标有历次修葺的时间题记。

单檐庑殿建筑屋面有四大坡,前后坡屋面相交形成了一条正脊,两山屋面与前后屋面相交形成四条戗脊。庑殿的内部构架是两部分,即正身部分和山墙及转角部分。正身部分构架是构成和支承前后坡屋面的主要骨架,这部分梁架的构造与硬山等建筑正身构架基本相同,都是抬梁式,由柱子支承梁架,梁上面搭置桁条,桁条之上钉椽子和望板。山面及转角部分是构成庑殿建筑形式的主要部分。庑殿屋面前后两坡的桁檩是沿面宽方向排列,山面的桁檩是沿进深的方向排列的,它们与梁架平行,不具备搭置在梁架上的条件,所以山坡要放置顺梁。这样,梁架和斗拱成了整个建筑的重头戏。大殿前后檐柱各六根,前后金柱各4根,山墙正中为支撑庞大的屋架跨度,各立有一根中柱。在四个外檐角梁下,又戗有4根方柱,显然是以后的修缮中考虑到了四角的承重不得不采取的作法。26根立柱承担着整个屋架,立柱上是宽厚的阑额及普柏枋,普柏枋上是安装的斗拱。

斗拱是柱子与梁架间的承接过度,将上部梁架、屋面荷载传导到柱子;斗拱在屋檐下向外挑出屋檐,保护墙体、柱子及台明不遭受雨水;缩短梁枋跨度,分散梁枋节点处的剪力作用;斗拱层颇有弹力作为垫层,可以吸收地震纵横震波的空中网架结构,抗震强;斗拱又很有装饰性,所以,它又是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在建筑上的标志之一。上帝庙是明初建筑,但带有很浓郁的金、元时期建筑风格,保留着宋式建筑的某些特点。柱头科斗拱14朵,东西两面各3朵,前后檐各4朵;平身科斗拱前后明间各2朵,前后次间及两侧进深宽间各1朵,外檐与柱头科斗拱相同;角科斗拱4朵。

盖州上帝庙大殿内原供奉“玄武大帝”。玄武大帝又称玄天上帝、真武大帝等,全称真武荡魔大帝,是道教神仙中赫赫有名的玉京尊神。道经中称他为“镇天真武灵应佑圣帝君”,简称“真 武帝君”。民间称荡魔天尊、报恩祖师、披发祖师。明朝以后在全国影响极大,民间信仰尤为普遍。百姓也称玄武、玄龙,盘古之子,于玉帝退位后任第三任天帝,生有炎、黄二帝。曾降世为伏羲,为龙身,中华之祖龙。所以,在全国为他立庙祭祀很多,原辽东各地就有20余处,盖州的玄贞观是最早的。

“玄武”一词原是“二十八宿”中北方七宿的总称。屈原《楚辞》之《远游》篇有句称:“召玄武而奔属”。玄武七宿之形如龟蛇,故注称“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历代皇帝屡有加封。明时崇奉真武,御用的监、局、司、厂、库等衙门中,都建有真武庙,供奉真武大帝像。七宿之中有斗宿,道教重视斗星崇拜,称“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是人从投胎之日起,就从南斗过渡到北斗。人之生命寿夭均由北斗主其事。因此,人祈求延生长寿,都要奉祀真武大帝。明代城中供奉“真武大帝”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院内原有清雍正四年《重修庙碑》:“上天之尊,星居紫府,位镇北极,荡妖驱邪,调元化赞,天功环海内外,隐受其福……”,现在碑石磨泐,文字已经看不到了。还存有一块《重修北极宫碑记》碑,是民国时郭春藻撰写的。

上帝庙殿后,据说原有千佛楼一座,早已倾圮。院内有古槐一株,枝繁叶茂,郁然荫遮,风韵清幽。还置有清康熙年间铸造的铁钟和大香炉。庙额上题写的“真武佛”三字,是乾隆年间的题字。每年六月初六为祭祀日,香烟飘渺,钟声吼鸣,市人争趋,热闹非凡。另一方面,上帝庙曾经有过改作寺院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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