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化论到 创化论

　从进化论到 创化论
　　任何科学理论都要在新的经验事实面前接受挑战和检验，从而被不断修正和超越。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1859年）中提出生物进化论：生存的竞争迫使生物发生构造功能上随机的细微变化。在自然选择面前，那些具有适应优势的变异被保留下来，这些细微变化经过长时间积累就会导致新物种的出现。这一理论被后人概括为达尔文主义：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而发生变异。
　　它被认为与《旧约全书?创世记》的记载针锋相对。但仔细对照，不难发现二者之间惊人的同构关系：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之物，”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各种动物。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
　　神说：“我们要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
　　所不同的是，达尔文用“自然”取代了“上帝，”用“生存竞争”和“环境选择”取代了上帝的意志。在人工驯化野生动物过程中，人又取代了上帝，发挥着自然选择的作用。难怪达尔文曾把自己的学说称为“魔王的圣经”。
　　其实，现代宇宙学中大爆炸理论与犹太—基督教关于宇宙起源的教义也是不谋而合的。以至像爱因斯坦、爱丁顿等科学家一直努力逃避与神学会面。
　　1860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提出“人猿同祖论”，11年后，达尔文通过研究人类起源，确认这一假说。
　　达尔文的理论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那个时代的人们天生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天之骄子，而达尔文似乎给这种观念提供了科学依据。
　　进化论被广泛地嘲讽为“猴子理论”，始终没有被所有人接受。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用马尔萨斯主义来解释生存斗争：“一切生物的生存斗争现象是生物照几何级数繁殖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这一论点被赫胥黎、斯宾塞等人发展为“鼓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野蛮原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理论赞助。
　　1883年，英国高尔敦在达尔文进化论启发和影响下提出的优生学，被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者作为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的依据。
　　作为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危机的反应，197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教育厅规定：中学要同时讲授进化论和创世纪这两种没有被证明的理论。这条议案已在13个州的议会提出，并成为法律。1987年3月，最高法官欧文·珀洛斯声称，不能把进化论当作“教条”，而应视为解释人类起源的一种设想的“暂行论述。”
　　民意调查表明，90％的美国人信仰上帝，有半数的人定期参加宗教活动。政客们时常召唤上帝之名（大选时尤其如此）。还出现了科学与神学界两栖人物。以至有人感慨：现代科学虽然给人们带来了极高的物质享受，却解脱不了一些人的精神空虚。
　　科学满足物欲，宗教关怀人文；科学研究谜面，神学提供谜底（尽管不总是令人满意）；科学渐进相对真理，宗教直面终极真理；科学是孙悟空，宗教是如来佛。
　　为弥补达尔文进化论的缺陷，一些修正理论不断被提出。
　　十八世纪瑞典生物学家林奈提出物种是永远不会变的，上帝“当初创造了多少物种就有多少物种，”被称为特创论。拉马克提出获得性遗传理论，反对林奈的物种不变论。19世纪初，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叶用灾变说或激变论来解释生物种类大量绝灭的原因。英国地质学家赖尔提出均变论来否定灾变说。达尔文则认为生物绝灭往往是生物之间斗争造成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美国宇宙化学家尤里和地质学家许靖华提出一颗慧星坠落地球，导致恐龙迅速灭绝，使灾变论重新抬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英国的J·赫胥黎和杜布赞斯基等生物学家把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和摩尔根基因—染色体理论加以综合，创立了现代达尔文主义：进化是群体在遗传成分上的变化，进化机制可归纳为基因突变、环境选择和地理隔离。从宏观水平进入细胞水平，运用遗传学成就弥补达尔文进化论的不足。
　　1968年，日本木村资生提出中性说：在分子水平上发生的基因突变是中性的，对生物生存既无益也无害，自然选择对它不起作用。进化是由突变和随机漂变所产生的。这一学说被认为是“非达尔文主义进化”、“达尔文主义的终结”。
　　1972年，哈佛大学的杰伊?古尔德等人提出间断平衡理论：生物种类分化不是逐渐产生，而是跳跃式地出现，即通过突然的巨变产生的。这一理论被称为“大进化”，以区别于达尔文的“小进化”。
　　1975年，中国学者陈世骧提出“既变又不变的物种概念”，认为进化是变与不变的斗争，物种是在既变又不变的矛盾中演变进化的。
　　1979年，德国化学家艾根提出超循环论：在生命起源和发展中的化学和生物学进化两个阶段之间，有一次巨大的创世行动—分子自组织过程。这个自组织过程只有采取超循环的组织形式：作为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既竞争又协同，既隔离又整合，从而选择和进化。
　　综合各家研究成果，达尔文进化论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受到有力的挑战：
　　1. 化石记录 达尔文的理论推断，物种演变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无数个过渡形式。事实上，不同种间的过渡生物化石是非常少见的。相反，动物界中37个门是在寒武纪时期（距今5.5亿年）突然出现的—生物大爆发。动植物形态出现并保持一段相对稳定性后，又以突然的方式在某个阶段（如距今2.5亿年的二叠三叠纪之交）大量消亡。
　　2. 人类起源 考古学发现的人类化石数量很少，且越是远古，越是稀少。根据少量化石做出大胆推论是不可靠的。既然环境的恶化、生存的压力是进化的动力，为什么现代的野生动物处于恶劣的环境却很少表现出加速进化的势态，相反倒是大量灭绝？
　　3. 人种问题 达尔文认为，人类是从猿猴的一支进化而来。为什么地球上存在着分布地域、生理结构都有差异的黄、白、黑、棕四大人种？非洲人为何不变异成白皮肤而减少紫外线的吸收以适应赤道地区严热的自然环境？
　　4. 分子生物学极限 达尔文曾写道：“如果有人能够证明所有存在的器官不是由无数的、渐进的、微小的变化而来，我的理论就彻底崩溃了。”在现代生物化学进展面前，达尔文的“黑匣子”被渐渐打开，其“崩溃”标准已经达到了科学所能设定的极限。不管序列对比和数学造型如何，分子进化论从来没有阐明过复杂结构如何产生的问题（[美]迈克尔?J?贝希《达尔文的黑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