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地方能产生大方之家，或者说产生顶尖的大师级人物，无论是文学家，还是科学家、哲学家，抑或是书画家，只要能称得上顶尖的，应该必须具备有两大前提条件：一是他所生长的地方要有文化底蕴极为深厚的文化土壤，所谓文化土壤，不光是历史遗迹、典故，而更是指自古以来形成的一种良好的文化艺术氛围或环境，也就是逸人高士辈出之地。如世界一流的伟大的科学家、我国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便是出生于这样的一个文化艺术之乡——蕲州，那里的文化底蕴深不可测，当时的蕲州便是拥有一大批综合修养极高、精通佛道儒医的文人集群，所以，他能写出被世人称作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巨著《本草纲目》。二是一个具有深厚博学功底和高深造诣的文人，往往必须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或师从顶尖名师亲授的条件。如明末清初蕲州的顾景星家族，不但是理学世家，而且其祖上对于天文地理、佛道儒医，烧丹炼汞，辟谷导气，乃至神秘楚巫、卜卦命理等的研究，都达到了极深的造诣。其中一些具有神秘色彩家学渊源的东西甚至不外传。譬如，著名国学大师楚蕲人黄侃，为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的后裔，原本他的父亲黄人鹄便是一代大儒，故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后来又师承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章太炎，薪火相传，培养出一大批出类拔萃、赫赫有名的学者，如范文澜、金毓黻、杨伯峻、龙榆生、陆宗达、殷孟伦、程千帆、潘重规、徐复等，在20世纪学术史上影响深远。可谓名师方能出高徒。又如清朝著名的古文流派——“桐城派”，也不是偶然就能产生的，当时桐城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家族，同样也是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他们家族的先人多与当时的顶尖名士有过交往，如方苞的曾祖方坦庵与江北名士蕲州人顾天锡交，其祖父方孝标、叔祖方亨咸，以及桐城方家大名鼎鼎的方以智等桐城籍一大批名士，均与顾天锡之子顾景星相交甚厚。方、顾两家堪称世交，家学互有影响，后来方苞成为“桐城派”领袖之一。其中与方家有通家之好的戴名世，除其家学外，又是深受方家的影响，最终因“南山集案”而得祸，便是与方家交往有些关联。又如“桐城派”的代表之一姚鼐家族的先人姚彦昭也是顾景星的至交。这些都是一个人是否能成为大家至关重要的两大前提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当然，还有受到许许多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对于一个人的成功也能起到关键作用。我们撇开曹雪芹实为作者的化名不谈，就算他是满族旗人曹寅之孙。如果曹家都像曹寅一样，与当时顶尖的文人交往，他的后代或许也有不同凡响者，遗憾的是曹寅老来得子，可惜又过早地离世，由于他死得太早，其子、其侄尚幼，没有这样的机会留给他的子孙。这就是说，曹家至其儿、孙辈时，曹家的汉学文化几乎“断层”了。自古以来，乱世出英雄，动荡出文豪。若就撰写这部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著《红楼梦》一书来讲，如何能抛开明亡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呢？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杜甫，如果没有经历过“安史之乱”，或许没有今天人们已然知晓的“诗仙”和“诗史”。同理，《红楼梦》作者，如果没有经历明亡、没有见证过张献忠屠蕲城、屠楚地和屠四川、没有见证过夷族满清的铁骑在东南地区大肆杀戮汉人，能写出《红楼梦》么？显然不可能！从诸多迹象表明，《红楼梦》作者所经历的不仅仅是家难，更是国难，也即明亡！撰写《红楼梦》一书，不仅要具备以上两大前提条件，而且，还要有极强的民族主义爱国情怀，以及必须具备广博的学识、丰厚的人生经历和社会阅历等。若是能写出《红楼梦》这样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那是需要具备多么渊博的学识呀！其实，考证和判断谁是《红楼梦》的作者，是要根据书中所涵盖的内容作全面考量，而不是根据某些讹传
史料去进行附会，更不能因某一名家说谁就是谁，这要经得起历史的验证。 我们姑且从主流红学家的说法，假设在清乾隆年间的北京满族旗人中，真的有这么一个名叫曹雪芹的人，那么，他写作《红楼梦》这样的文学巨著的底牌在哪？我们从考证《红楼梦》一书的写作情况综合来考量，无需列举书中那么多方面的文化素养，现简要地从他所受教育、民族情感、所交友人、社会阅历、佛道神仙、医药针灸、琴棋书画、天文地理、扶乩测字、巫蛊妖怪，抑或是书中对于气候灾变，植物花卉等的描写，看曹雪芹是否具备写作《红楼梦》的这些条件。我们不妨来看看所谓的满族旗人曹雪芹，看他是否能担当撰写《红楼梦》这部百科全书式奇书的重任。 第一，从曹雪芹是否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入手。曹雪芹是否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呢？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条。若有，虽然不能肯定他能撰写出《红楼梦》，但是，至少也不能盲目地加以否定，也就是说那还有得考虑；若无，则毫无悬念地完全可以否定。根据红学家对于所谓曹雪芹生平的研究成果，与此相关的专著数以万计。然而，从这些专著中，在满族旗人曹雪芹是否受到过良好的教育问题上，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大疑虑： 疑虑一：根据当年周汝昌先生的考证，曹雪芹四五岁时，其执掌江宁织造的父亲曹頫因亏空朝廷银两而获罪，于是家口回京。但是，这一说法，却遭到新红内部不少红学家的否定，乃至攻击。俞平伯先生说“大约只九岁余”，也有不少红学家推测说是“十一岁”或“十三岁”。红学家的根据是从何而来的呢？一是甲戌本第一回绝句“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后，有一眉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午八月泪笔。”以及从乾隆间敦诚《挽曹雪芹》诗中“四十年华付杳冥”诗句推测而来。 按照甲戌眉批中的“壬午除夕”和落款“甲午”，如何能证明这就是乾隆年间的文人批语呢？又为何不是康熙间文人留下的呢？就算甲戌本这条批语是乾隆时人留下的，假若红学家相信敦诚《挽曹雪芹》诗句反映曹雪芹卒年也是真实的话，那么，以敦诚诗句“四十年华付杳冥”，也就是以雪芹四十岁时便死了来推论，周汝昌先生的推断应该是正确的，因为他比极端反对他的这一观点别的红学家的推论似乎更具说服力。就是说，曹家离开南京之时，曹雪芹应该只有四五岁。如何能说曹雪芹有十一、十三岁呢？就算是十一、十三岁又怎样？红学诸公其意明显，是想证明曹雪芹离开南京前有一定的岁数，吻合胡适先生当年的看法，即他曾经见证过曹家在金陵时的昔日繁华，其目的是为了吻合书中的贾府繁华时期。见过曹家昔日的繁华就能写出《红楼梦》么？若以此观点，那亲自体验过金陵繁华的当事人曹寅岂不是更能写出？试想：曹雪芹儿童时代便经历过抄家这样的大事件，可以说，他的童年或少年时代是在极端恐惧中度过的，这种恐惧的阴影，甚至会伴随他的一生。就是说，曹雪芹错过了少年儿童智力开发和就学读书最宝贵的黄金时间。就以红学家的话，曹雪芹回到北京已经是曹家衰败之时，即便其家人有钱给他请塾师，要知道一个前提，那就是从满清定鼎中原至乾隆初年，清廷为了培养满族后备人才，不惜意欲将汉人满化，当时，内府包衣旗人主课是满文，汉学只是被列入副课而已，那么，曹雪芹绝不可能在家塾之中学到什么汉语言文学中精华的东西。况且，没有任何史料证据曹雪芹考取过什么举人、进士什么的，甚至连秀才也未见中过。如果有，也只是红学家凭空想象出来的，事实上是根本没有的。因为红学家查找了当年八旗官学、宗学读书名录，既无曹霑、曹雪芹，也无曹芹圃、曹芹溪之类名字，而同时期的旗人子弟读书和科举的信息都有，惟独没有曹雪芹！例如，清代《八旗通志·学校志》中也查不出雪芹之名。这样一来，麻烦可大了，于是周汝昌先生推测：“曹雪芹不会是一个贡生，但也许……是生员，故志书不载”（周汝昌：《曹雪芹小传·十五·杂学》）。这样妄猜的话，岂不是有些令人发笑？即便是《八旗通志》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将中国史上最大的天才给漏掉了。按理说，曹雪芹能有写出《红楼梦》之高才，曹氏家谱何以也不见载？而且同样也是没有相关此人的任何信息。我相信中国古代的任何一家姓氏的家谱，该不会漏掉这样一位学问高深的天才文人吧？假如曹雪芹中过举人什么的，当时是满族人的天下，满族旗人大都有无比的自豪感，岂有漏掉之理？就算漏掉，若是他中过举人，他一定做过什么官职，有多少满人不愿意做官而愿意隐逸山林呢？这说明当时满族八旗根本就无此人。所以，周汝昌先生不得不客观地说：“曹雪芹自幼如何读书上学以及后来如何考取科名、当差作事的详细情况，都已无从考见。我们最多只能作出一些揣测，聊为想象之资而已。”（《曹雪芹小传·十五·杂学》）从红学家对于曹雪芹生卒年考证上的五花八门、各执一词来看，可以断定，红学家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考证都是靠不住的信息。因为源于没有得到真实可靠的史料，仅仅是凭空妄猜而已。这就说明，以此而论，他自少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尤其是汉学。 再说曹家被抄过家，所谓“抄家”，古代朝廷文书上叫做“籍没”，即查抄造册登记没收的意思。过去朝廷抄家，往往是“扫地出门”，一切物件东西，纤毫不许擅动，均要造册一一明列，加以封固，贴上盖有朝廷大红印章的封存纸条，清廷则是交给内务府处置，人口也在入官奴或变卖之列，与今天的大贪官绳之以法后家产封存还不尽相同。这是每个红学家都知道的。那么，曹寅手里遗留下来丰富的藏书不可能没有被官方抄走，朝廷总不会只抄金银珠宝吧？如果曹家所有藏书也被抄，曹雪芹有条件来广泛涉猎百家书籍么？没有。而《红楼梦》一书涵盖了中华民族诸多经典的文化，岂是满族旗人所能理解？更莫说撰书了。尤其是书中楚文化的东西。如《芙蓉女儿诔》，以及第八十七回宝钗写给林黛玉的《楚辞四章》和林黛玉的《琴曲四章》，没有深厚的楚学功底岂能写出？满族旗人如何能超越汉人？以此而论，绝书绝非出自满族旗人之手。因为，他自少没有接受这种教育。既然曹雪芹没有受过这样良好的教育，则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从何而来？一个没有深厚功底汉学之满族旗人，何以能撰出涵盖上下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红楼梦》呢？若说《红楼梦》是满族旗人所撰，岂不是荒唐到极点了么？此疑虑一也。 疑虑二：以曹家家学渊源和文学素养而论，其家族世世代代，今天我们可知的惟有曹寅要强一些，可以称得上是曹家，乃至满洲八旗的佼佼者。毕竟曹寅少时由于舅氏顾景星的这层关系，同当时江南本土或寓居于江南的江北诸多汉遗民大儒有过交往，乃至得到亲授汉学的机会。如周栎园、黄冈二杜（杜茶村、杜些山）等。但是，若将曹寅与其舅父顾景星，以及当时江南、江北诸多汉儒大家比起来，可谓不足道之，充其量也只能同南方普通的文人相当。曹家其他人，诸如曹宣（荃）、曹颀、曹頫、曹天佑等，更不值得一谈，如此可知曹寅弟、侄、子则谈不上有如何高深的文学素养了。因为至今没有发现他们任何著作传世，也无当时文人与他们交往唱和的信息，更莫说曹寅的孙辈了。他们家之所以世袭江宁织造，完全是奴才沾了主子康熙帝的光，同时也是沾了隶属满族正白旗的光，非是通过进士及第获得，不像汉人是凭借真才实学获得进士及第做的官。如果曹雪芹未能受到汉人大儒的亲授，如此很难想像他能写出《红楼梦》。 疑虑三：从血缘关系来说，曹寅自幼有“神童”之称，其天赋和文学素养无不与其生母顾氏出生于蕲州一个赫赫有名理学或文学世家有关。古人所言“神童”，今日所谓“天才”，任何人不得不承认是有的。当然，所谓的“神童”或“天才”，即是指良好的遗传基因催生出有智慧的人。根据红学家的研究，曹雪芹是曹寅同父异母弟曹宣（荃）的嫡孙，而不是曹寅的嫡孙；曹雪芹的父亲曹頫只不过是在曹寅死后过继给到其名下的嗣子而已。从雍正时期的官方文书里可以看出，曹頫乃一庸才耳。当时，朝中对曹頫却很少有好听的评语，巡视两淮盐课噶乐泰向雍正报告说：“访得曹頫年少无才，遇事畏缩”，“人亦平常，织造事务交与管家丁汉臣料理。”雍正则批云：“岂止平常而已”，“原不成器”。由此可以看出，曹頫比起他的父亲曹寅差远了。这就是说，曹雪芹没有得到曹寅的遗传基因和在文学上的天赋灵气。那么，作为曹頫的儿子曹雪芹在文学上所显示出来的原子能般爆发力又是从何而来？如果说曹雪芹二十岁开始撰写《红楼梦》，三十岁便撰成八十回或一百八回，有这种可能么？怎么说也难以取信于人。况且周汝昌先生曾经说过：“八旗满洲连作诗学文也要犯罪，和汉人文字往来、朋友交契、论弟称兄，都是‘国法’所不容了！乾隆时期将满人与汉人行辈往来者视为恶习，‘一经发现，决不宽贷’”（《曹雪芹小传》）。谁都知道，《红楼梦》一书为汉文化的集大成者，没有深厚的汉文化功底之人岂能写出？如此可知，若说满族旗人曹雪芹能写出《红楼梦》，无异于自欺欺人。 第二，从民族情感来说，满族旗人曹雪芹也是撰不出《红楼梦》的，因为《红楼梦》里显示了作者极强的民主主义意识情感，也即体现了作者一种强烈的民族爱国情怀。根据红学家的考证，曹雪芹的祖上虽然是汉人，但是到了其高祖曹锡远这一代，早在后金时期就加入了满洲族籍，后隶属于满洲正白旗。到了曹寅孙子这一代，曹家已经在满族中生活了一百数十年，满族文化已经渗透到了曹家的方方面面。就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思想感情而言，已经是满族化了。尤其是曹家作为满族皇室包衣（奴隶）出身，担任过三代江宁或苏州织造，受满清皇恩深矣，故对于清廷民族归属感极强，甚至是以出身于满族旗人而感到无比荣光和自豪。就是说，即便曹家最终衰落被抄家，他也不可能对满清充满着极端仇恨，而《红楼梦》一书愤恨满清的文字几乎充斥全书。譬如说，《红楼梦》书中出现的“小骚鞑子”、“耶律雄奴”、“匈奴”、“夷狄”、“西戎”、“大舜之正裔”、“中华之患”、“小土番儿”、“胡君荣”、“胡庸医”、“胡氏”、“啖腥膻”、“番役”、“跳梁小丑”等，这些带有极强的民族主义的敏感词语，岂是满族旗人所能写出？ 又如秦钟与金荣闹学堂打架后，秦钟哭道：“有金荣，我是不在这里念书的。”宝玉道：“这是为什么？难道有人家来得的，咱们倒来不得？我必回明白众人，撵了金荣去！”我们知道金荣的母亲胡氏，难道“金荣”、“胡氏”不是代表满清的一个符号么？否则，宝玉为何说“撵了金荣去”？！ 又如，当宝玉与岫烟谈论妙玉时，岫烟笑道：“他这脾气竟不能改，竟是生成这等放诞诡僻了。从来没见拜帖上下别号的，这可是俗语说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个什么道理。”其中“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一句，难道不是大加调侃满清的发型么？人们通过今天的清宫影视剧可以看见，清代的男子头顶前面剃得光光的一如和尚，后面却留着一条猪尾巴的粗辫子。这样自然是书中所说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曹雪芹如果是满清旗人，他有必要来大加调侃满清的发型么？ 又如，薛宝钗所讽和的《螃蟹咏》，其中有一联说：“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作者在破口大骂横行一时，心机险诈，善于搞阴谋诡计，不走正路，得意时不可一世的政客、野心家们，有如横行一时、到头来不免被煮食的螃蟹。他们最后不都是机关算尽，却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作者特意借众人之口说出：“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若满族旗人曹雪芹，他有必要大骂这些为非作歹的政客么？这无异于是在否定满族的统治。大家都知道清朝是满族人的天下，深受世代皇恩厚禄的正白旗人子弟，他与满清又有何解不开的恩怨？他又怎么能含沙射影地去恶毒地大骂满清呢？他们有推翻满清的必要么？曹雪芹的曾祖辈曹玺、曹尔玉，他们是参与过满清血腥汉人的大屠杀，尤其是充当过扬州大屠杀的刽子手，他们与其儿孙都是既得利益者。那么，他们的曾孙辈曹雪芹反满思想从何而来？ 还有，书中的“东北角的红发碧眼的瘟神”等字眼，若按乾隆时期猖獗的文字狱，满族旗人曹雪芹，纵然有撰《红楼梦》之高才，也断无此胆量！ 显然，能写出以上此语者只能是汉人，而非满族旗人所能写出！ 世人都知道，我国历史上的文字狱，在满清时期是空前绝后的，而有清一代最甚者又莫过于乾隆一朝。文字狱是指封建社会统治者为迫害知识分子所设置的一种莫须有罪名的冤狱。皇帝和他周围的人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断章取义，罗织成罪，严重者会因此引来杀身之祸，甚至所有家人和亲戚都受到牵连，就是遭满门抄斩乃至株连九族的重罪。清代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目的在于压制汉人的民族反抗意识，树立清朝统治的权威，加强中央专制集权，这种文化专制政策，造成社会恐怖，从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极大地摧残了人才，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乾隆时期，也就是红学家所说的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正是乾隆帝大兴文字狱的时期。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汉族知识分子“复明”大业心怀戒备，乃至忧心忡忡。因而从满清定鼎中原起就开始兴文字狱，顺治在位十七年搞了十一起文字狱，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搞了十余起文字狱，雍正在位十三年搞了数十起文字狱，乾隆在位六十年则搞了近一百四十起文字狱。按《大清律例》规定：“凡谋反及大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男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姐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凡文字狱网中者，一律视作谋反大逆处理。还有史料说，罪人家的十五岁以下男幼童可免死，但在给付功臣之家为奴之前，俱应先予以阉割，其举十分残忍。 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在其六十年的帝王生涯中，这近一百四十起酷刑“文字狱”案，占整个清朝文字狱的80%，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极刑，也即凌迟。所谓凌迟，就是一种肢解的惩罚，将犯人一刀刀地割死，包含身体四肢的切割、分离。通俗地说就是“千刀万剐”。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乾隆朝创造了比此前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总和还多一倍多的空前奇迹。这意味着文字狱案件当事人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制造出的文字狱，简直是漫天过海，不可遏制，简直是荒唐到极点。当时的文士，可以说是谈“狱”色变。著名的大案有乾隆十八年的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由胡中藻案引发的鄂昌案；徐述夔《一柱楼诗》案、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的王锡侯《字贯》案；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案；山东省寿光县民魏塾的评《徙戎论》案等，举不胜举。而且，毫无例外地均是被清廷杀戮，甚至是人死后被戮尸。 不仅如此，清廷为了搞思想统治，乾隆帝还屡下禁书令，销毁了大量有价值的图书。乾隆朝在编《四库全书》时，烧毁了大量对于封建统治来说的“违禁”书籍，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大浩劫。文字狱、毁书、禁书，闭关锁国，拒绝西方文明，加上“八股取士”等政策严重地限制了人们的创造力，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明中叶以来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受到强烈遏制，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乾隆时期的这些政策是极为重要的原因，或谓罪魁祸首！ 众所周知，乾隆年间开始纂修的《四库全书》所收古籍众多，但是，十之八九是经过御用文人篡改的，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冲突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在所难免。同时，也殃及了两宋文人的作品。《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受皇帝的谕旨，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在清代，“胡虏”、“匈奴”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又如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还有更荒谬的是，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如此之类，不可悉数。而此类犯忌的文字，这在《红楼梦》可以说是充斥全书。 那么，生活在乾隆年间的曹雪芹何以能避开如此残酷的文网，又哪里来的如此胆量来写这部政治忌讳多多的《红楼梦》呢？论理说，谁也不会相信！可是，我们的红学家居然对此深信不疑。按照红学家的说法，敦氏兄弟为曹雪芹的至交，出身于清廷王府的敦氏兄弟如何敢同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文人来往？无论怎么说也讲不通！试问：曹雪芹有如此胆量在这样的风口浪尖上铤而走险么？然而，按照红学家的说法，曹雪芹身居于天子脚下的京城。难道他对于当时的严酷的文网真的无所顾忌么？如果曹雪芹时代的曹家可以看作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话，那么，他也算是养尊处优一代花花公子，他也没有理由来责怪这个社会对他的不公么？ 第三，从曹雪芹所交友人来看。根据红学家的考证，所谓的曹雪芹平生所交的真正友人总共有敦诚、敦敏兄弟和塾师张宜泉，仅此三人而已。敦氏兄弟还稍微有一点点儿身份，毕竟是王室的后裔，但是，他们兄弟在文学上事实上并无多大建树，这还是所谓的曹雪芹友人圈子中身份地位较高的了。而张宜泉，则是一个靠教私塾糊口的西宾，晚年穷困潦倒，也就是靠教书糊口的穷酸村塾而已。从地位来讲，此三人比起当时诸多职位高文学修养极深的赫赫钜公来，又何足道哉！这就是说，所谓的曹雪芹，其所交友人均是普通的无名之辈文人，绝无文学大家风范。不难想见，《红楼梦》作者所交友人当是名卿钜公，绝不会是像红学家所列举的惟有此三人而已，且皆是举足轻重的无名之辈。 周汝昌先生曾经说过，乾隆初，京城的八旗子弟一味游手好闲，专门考究鲜衣美食，追求各种玩好享乐之道，奢靡奇巧，蔚为风气。他们养尊处优，不是嫖妓女，狎相公，就是手里拿着一个蛐蛐罐，而这些，也有时是那个社会里使封建阶级的文艺天才获得充分成长的一种土壤。曹雪芹的放浪生活以及他的多材多艺，就是上面所述的那种八旗社会风气的直接产物。但是旗人封建家庭是最讲究“礼法”和“家教”的，尽管无数放浪子弟正是由那种家庭“培养”出来的，他们教管子弟却是极其严厉，正所谓“那边老爷也是天天打”“说声急了，什么管儿子，竟是审贼！”，而当放浪子弟的“不肖”行径一旦和一定的思想内容联在一起，这便发生出封建势力和反抗力量之间的斗争的意义。曹雪芹无疑是这种事件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曹雪芹小传·十四·身杂优伶》） 从清代的种种资料可知，周汝昌先生所说属实，绝无虚言。那么，我们能想象出曹寅的孙辈不说是八旗子弟在社会上厮混的小混混，当也是游手好闲之徒，因为整个京城的环境都是这样的呀！这样的风气能造就出《红楼梦》的作者么？显然不能。真正能像敦敏、敦诚兄弟能写一点小诗的还是不多的。如此曹寅的孙子何以能写出《红楼梦》这样巨著呢？假若我们真的相信曹寅的孙子，一个满族化了的八旗子弟，能撰出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典范的代表作《红楼梦》的话，不妨冷静地想一想，有这种可能么？如果说南方某一个文人那还有谱，因为南方有形成这样的文化底蕴的土壤，有创作稗官野史小说这样的文化氛围，若说居住在北京的八旗子弟，则应该是天方夜谭了。 如果说，曹雪芹有能撰出《红楼梦》之高才，那么，他的朋友不说遍天下，至少也是满京城呀！岂止仅仅只有三位友人？怎么也不会是这样。谁都知道，每个朝代的京官大都是进士及第出身的文人学者，难道这些京官文学大家居然不知偌大京城里隐藏了天下第一大文人曹雪芹么？这恐怕不至于吧？若说有知悉曹雪芹的文人，又岂止只有敦氏兄弟和张宜泉三人哉？！那曹雪芹结交的文人朋友，不但是很多的，而且也当都是名动一时的赫赫钜公。至少他应该结识同时代的京城高官内阁首辅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以及鄂尔泰的门生内阁学士胡中藻等人。然而，不说没有见到曹雪芹与此三人的交往记录，就连当时京城别的高官和大文人与其交往的任何信息也都没有，这难道不令人生疑么？况且，像他这样高才的文人，岂无诗集传世之理？如何仅仅只留下了两句令人生疑的诗呢？即便曹雪芹晚年穷困潦倒，无钱刊刻自己的诗文集，那流散于民间的文人，至少八旗文人圈子里可以见到很多。令人遗憾的是，没有见到他流传下来任何吉光片羽。像清初大江南北的著名文人，如钱谦益、龚鼎孳、吴梅村、顾景星、李渔、王士祯等人的诗文，散见于朝野上下友人手里的很多，而曹雪芹没有。如果曹雪芹能写出《红楼梦》这样百科全书式巨著的高才，他走到哪里，哪里的文人、高官会以隆重的仪式招待这位尊贵的客人，请他濡墨吮毫，题匾吟诗，以资留下宝贵的墨宝，或请他为当地名胜古迹写个碑记什么的，以垂不朽。可是，连他生活之地北京也没有发现他的任何题字或撰写过的碑记，或为当时文人作过序言什么的，更不用说全国别的地方了。只要稍有头脑之人，都知道“曹雪芹”只是汉遗民的一个化名，不可能是作者的真实名姓和字号，如此怎能说曹雪芹就是满族旗人呢？ 第四，从社会阅历来说，《红楼梦》一书非满族旗人曹雪芹所能经历。所谓社会阅历，如今各种辞书里大多注解为是指一个人对社会、对事件、对生活中所发生的事的经历及理解方式。由此可知一位作家的社会阅历丰富与否，是衡量他能否成为文学大家和撰出文学巨著的一把标尺。根据红学家的研究，曹雪芹的童年或少年时代便经历过梦魇般地抄家，二十岁时开始撰写《红楼梦》，三十岁时便写完八十回或全部。如果说他童年时代便经历过抄家，且因源于他的父亲亏空朝廷官银所致，拿现在的话说，就是犯了贪污罪或玩忽职守罪，即便是他的祖父曹寅遗留下来问题，都清算在他的父亲曹頫的头上，曹雪芹若是一个正直而有良知的文人，他最多只能责怪其父无能，不能像其祖父那样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不至于用写书的方法来恶毒地诅咒满清朝廷。就是这样的一个曹雪芹能撰出《红楼梦》，谁也不会相信。根据《红楼梦》书中所提供的信息，作者应该是像薛宝琴一样游历甚广之人。很明显，薛宝琴有作者的影子。 红学家为了证实曹雪芹能写出《红楼梦》，说之所以称他为天才文人，是因为他自幼“早慧”。可是，乾隆时期的文人有谁说过曹雪芹早慧的么？一位二十岁的人，其社会阅历之浅薄，视野之狭窄，可想而知。纵然他有写《红楼梦》一书之高才，那他也不具备撰写《红楼梦》所反映的丰富的社会阅历，无此丰富的社会阅历，则无撰写《红楼梦》一书的生活基础。换一句话说，没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是撰写不出沉甸甸内涵《红楼梦》的。不说创作《红楼梦》一书的最佳年龄应该是在四十岁以上，但至少也得三十五岁以上年纪之人方可尝试。况且，书中屡屡提到江南江北的名胜、风物，从未有人见到曹雪芹的一生在江南江北留下任何足迹。由于是这样，红学家为了找出其有丰富阅历的理由，居然说乾隆某年曹雪芹曾到南京两江总督尹继善府中做过幕僚，由于政见不合，后来北归。幸亏后来有学者找出足够证据来，说此雪芹非彼雪芹。（未完待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