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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宇宙 | 主讲 甲骨文·花郎 | 整理
2015年4月20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上海纽约大学客座教授狄宇宙先生来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用英文做了一场有趣的报告。讲座题目是“气候与内亚史研究”（Climate and Inner Asian History），题目初看似乎平淡无奇，但经过狄宇宙教授的阐述，一些观点和脉络逐渐清晰起来。狄宇宙和他的学术团队正在颠覆关于气候与游牧部族向农耕文明扩张之间关系的传统观点。那么，内亚草原地带的气候变化是否决定了内陆亚洲的游牧部族向农业文明地带扩张的脚步呢？
讲座由荣新江教授主持，陆扬教授担纲翻译。荣新江教授着重以几本著作对狄宇宙教授进行介绍。他首先指出中文本《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中的Enemies按照作者本意应译“敌人”才好。狄宇宙教授还曾经参与撰写内亚史著作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ner Asia（《剑桥内亚史》）、军事史著作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帝制中国的军事文化》）等。 狄宇宙教授开门见山地抛出了讨论的主题：内亚草原（grassland）、游牧民族（nomadic）与气候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是怎样的？游牧民族的历史怎样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通过蒙古国2001年和2010年发生的冬季灾难、2011年内蒙古的夏季干旱事例（他设下悬疑：蒙古语“Dzud”指的是什么？），他首先指出冬季低温暴雪和夏季干旱是游牧地区两种最严重的自然灾害类型。Carol Kerven等人类学家已经对这两种自然灾害类型对游牧民族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冬季低温暴雪的影响是迅疾而明显的，而夏季干旱的影响则是持久而缓慢的。
关于游牧民族的研究，他认为应该从人类学研究转到历史学研究上来。这两种学科理念、方法理论、材料差异比较大。历史学家将气候和人群的迁移联系在一起，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研究，把技术、语言等的传播，政权的形成（从氏族联合体到游牧帝国的各种政权）与族群的迁移联系在一起。游牧民族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移动性，诸如匈奴、柔然、鲜卑、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都是这样。那么，现在学界要深入研究的是，目前的新技术对历史研究有何影响？狄宇宙教授举了一个新鲜有趣的例子，最近有从基因的角度研究蒙古帝国遗产的成果，研究显示，世界人口的0.5%与成吉思汗基因有关。狄宇宙笑称，他对关于成吉思汗是世界主要男性基因系谱来源及其是社会行为选择结果的的研究结论表示怀疑。 针对游牧民族迁移的类型，狄宇宙将其总结归纳为push（推进式）pull（拉动式）两种。前者主要由Dzud、夏季干旱、土地沙漠化、内部冲突和动荡引发（蒙古语中的Dzud指的是冬季的急剧降温和暴雪，造成牲畜缺少食物来源并被大量冻毙）。后者则主要由财富掠夺、贸易、农产品需求等引发，此外也有随意性的迁移。 20世纪早期关于气候和游牧民族关系的推动式—拉动式理论（classic push-pull theory）的经典，首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作者提出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历史由扩张（explosion）、爆发（eruption）、应激（reaction）三阶段构成。而游牧民族可能受到两种应激挑战，一是被与草原相邻的定居人群拉动，二是被草原自身气候变化所推动。Ellsworth Huntington （1876~1947）是另一位影响深远的游牧民族史研究者，他用充满想象力的笔调说，受到干旱气候袭击的游牧部族，在绝望的驱使下会倾泻到周围相邻的国家中。
此外，2013年美国最为著名的古气候专家Edward R. Cook采集了中国青海地区的植物年轮数据，结合太平洋地区气候变化历史，提出匈奴和阿瓦尔人（Avars）的迁徙与气候变化有直接关系。 当然，在所有研究者中，对内亚和古代农业社会研究影响最大的，还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狄宇宙少年时代曾阅读过其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的意大利文版，并与作者见过一次面。拉铁摩尔特别反对气候决定论，这是他的重要观点：环境对游牧民族当然有影响，但随着游牧地区社会发展，其自身选择也会越来越强，他们不会消极被动地受环境影响，很可能对环境施加积极影响。所以，研究地理（环境）不应该扭曲人们对整个游牧历史变化的看法。拉铁摩尔发展出两个重要概念，即边疆（frontier）和相互依赖（dependency）。边疆指的是农业和游牧的界线，依靠理论则指的是游牧社会有交换的需求，催生出与农业社会的联系。而在中国和内陆亚洲形成得长城，既是人为界线，也是自然界线。拉铁摩尔的依靠理论得到后续学者的印证和支持，他认为游牧社会对农业产品有需求，要通过贸易或战争掠夺等方式获得这些产品，所以他们对农业社会存在依赖性。狄宇宙教授提示，这些后世学者包括哈扎诺夫(Khazanov，著有《游牧人群与外在世界》)、巴菲尔德（著有《危险的边疆》）等。 在中国与内陆亚洲关系研究中，有两派理论：一是功能学派（functionalist），一是共同进化学派（co-evolutionist）。前者强调游牧社会因对农业社会的产品有需求，因此要通过战争等方式予以掠夺，这就促使其产生更高级的政权组织形式。后者侧重游牧社会与中国王朝平行发展，因为中国内部王朝国家形式日趋复杂精细，游牧社会也随之产生更为高级的政权组织与之相适应。狄宇宙并不认可这些理论。因为他一直强调游牧社会内部的多样化，其主要变化源于内部冲突，诸游牧帝国之间的差异也相当大，所以不能用一两种理论来笼统概括。 近20余年的考古资料足以改变我们以往对内亚草原的认识。在南西伯利亚的图瓦（tuva，前8世纪）地区的年轮、钟乳石数据和巴泽雷克 (Pazyryk，前5世纪~前3世纪 )地区的冢墓显示，远离中国农业社会的西伯利亚有匈奴大墓存在（暗示大型社会组织存在），而临近中国的匈奴部落则未有此种典型的大型墓葬。这说明，游牧草原地区显然存在过非外来的农业、谷物，所以，需要我们重新解释内亚草原的生产复杂性。
因为游牧地区和中国的关系异常复杂，同时，狄宇宙教授反对边疆理论和相互依靠理论，所以他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方法进行研究。这时，他注意到了古气候学。古气候学使用的资料并非直接材料，而是间接材料。年轮、钟乳石等资料都是古气候学的数据来源。《人类生态学》杂志发表了中国学者近期的一项研究，他们采集了四个地区——蒙古（年轮）、华北、华中、华南（钟乳石）的数据，对好气候和坏气候与游牧民族活动的历史进行了一一比对。但其资料和方法存在一些问题。 狄宇宙教授接着讲述了他的团队此前发表的，利用古气候学资料进行的共同历史研究成果。1185~1205年是蒙古草原严重的干旱时期，这时期各部落军事化现象十分明显，根据《蒙古秘史》等资料，1206年铁木真成为蒙古大汗，随后蒙古开始了一系列的征服，在欧亚陆地上创造了一个最为广袤的帝国。到了13世纪初，通常寒冷而干燥的中亚草原迎来了该地区过去一千多年中最为温和和湿润的气候，这种气候刺激了草原的生产力，带来丰富的牧草资源，导致马匹和其他牲畜数量增加，为蒙古帝国扩张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传统观点认为可能是恶劣的气候条件迫使蒙古帝国向外扩张，但狄宇宙等人的新研究发现，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利用来自现在蒙古国中部的西伯利亚松树年轮，重建了公元900~2011年的降水记录，结果显示，蒙古帝国建立前的1180年至1190年，中亚草原确实曾经历大旱；但在蒙古帝国扩张初期的1211年至1225年，中亚草原经历了此前和此后均没有过的持续降雨和温和气候。气候不是唯一发挥作用的因素，但它为一个有魄力的领袖从混乱中脱颖而出、发展军队、集中权力创造了理想条件，这一不寻常的高湿度时期极大地刺激了草原生产力，成吉思汗充分利用了这一机遇。 根据狄宇宙先生现阶段的研究，关于草原高生产力的假说，即“好的气候”可以促使经济的快速恢复、马匹的持续供给、中央集权和城市化、农业生产、政治上的稳定影响（有魅力领导人的出现）。除了蒙古帝国核心区域外，还应关注其边缘地带，比如金帐汗国。拔都之所以选择伏尔加河流域作为建都地，显然是受到其优良的水草优势吸引，这是俄罗斯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 狄宇宙教授最后说，关于气候变化和游牧民族关系的研究现在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还未成为主流。这一研究应受到继续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历史学家应该关注气候学研究，气候变化可能影响历史事件和人类社会。目前值得关注的研究有Ulf Büntgen和Edward R.Cook等于2012年发表的Climate Change during and after the Roman Empire：Reconstructing the Past from Scientific and Historical Evidence以及2014年发表的The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of Byzantine Anatolia：Integrating Science，History，and Archaeology等。 演讲结束后，印第安纳大学蔡伟杰博士、中央民族大学郭文忠博士等研究者结合自身研究方向分别就感兴趣的具体问题和狄宇宙教授进行了交流。狄宇宙教授继续就游牧部族、欧亚草原与气候关系的具体研究资料的采集、地域选择等内容与他们交换意见。中央民族大学李鸿宾教授因为长期研究和关注中古时代中国与内亚草原关系，从宏观上对狄宇宙的研究提出了一个疑问：这是针对具体的、特殊现象的研究抑或建立内亚史研究新模式？狄宇宙教授并未予以直接回答，但他道出了气候与内亚史研究的前景：出于对游牧民族发展循环论和拉铁摩尔依赖论局限性的不满，他竭力想从游牧民族自身脆弱性角度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所以他广泛地接受自然科学包括基因学、金属学、考古学的知识和训练。特别是目前的气候学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他表示很希望有机会能和中国气候学家进行合作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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