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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人：苗曦 四川日报区域中心副主任
推荐语： 如果说3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全球化浪潮，甚至已有了全球贸易网络的雏形，那么当时前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比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无疑都是最早的全球化信使，而这批全球化“先行者”之所以能在中国立住脚，和当时的中国最高统治者对西方文明持相对宽容和学习的态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历史证明，当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心态更加包容和自信时，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总会带来很多奇妙的产物。
以文治武功著称的康熙就是一个科技爱好者，尤其对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洋乐器、机械玩具和各种西方科技知识充满热情。比利时人南怀仁曾记述，朝鲜人曾向康熙进献活海豹，康熙询问他欧洲何书中记载了这种“鱼”。南怀仁深得康熙信任，后来得以执掌钦天监，当上国家天文台台长，1688年死后也尽享哀荣，以国家之礼厚葬。4年后，康熙甚至下保教令，宣布信奉天主教合法，以至于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
虽然大门打开了一道细缝，但仅仅依靠难以捉摸的皇帝个人爱好来推动与西方的交流并不靠谱，需要理性缜密的制度设计与民众的启蒙。事实上此后清廷也不断在开放和封闭之间反复摇摆，既未能形成自上而下的思想启蒙，也没能融入当时的世界贸易与货币体系。而这一年的世界却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688年开始，中国距离外面的世界反而越发遥远。
300多年后，采取开放政策的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甚至都这样吓唬美国的CEO们：“想想亚洲、拉美、东欧吧，那里的人聪明、反应快又廉价，而且离你们这么近，他们是你们最可怕的噩梦。”
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已成为今天全球化的新驱动力，如何实现经济和市场全球化之后的新制度建设、新文明培育、新文化输送正成为中国下一个全球化课题。
文章内容 传教士在中国 文/[美]小约翰·威尔斯 译/文昊
1688年3月11日，北京西北角的中国人围在街边看一支送葬队伍走过。送葬的队伍里有一群人扛着铭板，上面有亮金的大字，写着死者的名讳和官衔：南怀仁，钦天监监正。之后再跟着大队旌旗和一具大十字架，走在左右两列神情肃穆的华人基督教信徒当中。死者遗像旁有皇帝亲撰的圣旨，写在一面大黄锦缎上面。
这位南怀仁，原名费迪南德·费比斯特，是比利时佛兰德来的传教士。
南怀仁是马泰罗·里奇（利玛窦）、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汤若望，1591-1666）之后到中国的传教士中杰出的一位。三人都极擅长糅合科学、技术、俗家知识的巧劲儿，争取在中国皇帝面前有好的表现，进而为基督传教士在中国境内活动开拓出隐忍默许的空间。
康熙对耶稣会、对传教士的学问和技术真的很感兴趣，也是个人的兴趣。传教士常在拂晓骑马到郊区的宫里教皇帝天文、物理、数学。传教士先前就当过葡萄牙、荷兰特使的通译，现在则必须参与清廷和俄罗斯的议约。传教士讨厌这些不堪的俗务，觉得和自己传教的使命有冲突，但1668年起传教士重新打入清廷，在其他省份为传教士打开了传教之路。最后终于在1692年，由康熙皇帝下诏（康熙保教令），宣布天主教不违背中国社会的善良风俗及文化传统，大清子民可以合法信奉。
1688年3月跪在南怀仁墓前的传教士，有五位是新来的法国人。他们到北京时，传教士在中国朝廷的最后一位开路先锋也正好去世。1688年的头几个月就成了转折点。直到这时，传教士派到中国的人都是欧洲的天主教徒，但都得听葡萄牙国王的号令行事，因为葡萄牙国王依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订的条约，由葡萄牙和西班牙二分天下，而将亚洲的天主教传教划为自己的保护区。这几位法国教士虽然是注入了新鲜血液和人力，但也对葡萄牙的独大地位形成挑战。而他们的学问和文采，在天主教到底该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老论战中，日后也会引发新的转折。
耶稣会从利玛窦开始和中国进行文化交流，为我们点出了现代世界早期全球互动的一些现象。欧洲航海路线愈伸愈远的网，带他们遇见了一个个前所未知的民族；这些民族有许多被欧洲人硬塞进了他们先入为主的人种划分法。但他们的中国经验，都放不进他们依欧洲、地中海历史所得来的划分法。中国的文人官僚体制不以上帝或众神为道德的指导，而是古圣先贤；中国的秩序、富庶、繁华，在欧洲先前的异族见闻录里都找不到先例。利玛窦深感他的中国文人朋友学识之丰富、道德之严正——他的中国文人朋友对他的感觉也一样——以致认为中国的精英传统和基督信仰大部分应该是相容的，不必作大变动。尤其是儒家，可以视作中国俗家或民间传统之大成，像圣保罗将早期基督信仰连上了希腊文化；也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以天主教的热忱，赞叹希腊、罗马文化且辛勤研究一般，利玛窦他们浸染的就是这样的文化。
法国人为了扩大他们在中国传教的队伍，很快就拟订计划，要派一队法籍的传教士到中国来。这些教士绝对独立。为了拉高他们在北京的人气，选择的标准也以数学、天文及相关领域为优先。此外，法国人还利用那时候公众对资料、地图的极大兴趣，说他们派的教士是到中国去为法国科学院作科学观测，搜集地理和天文资料。
康熙很高兴有传教士来了，懂数学、天文，还带来科学书籍和仪器，便召他们进京。出现在南怀仁葬礼上的就是这五位法籍传教士。其中一位叫让·弗朗西斯·热尔比隆（张诚），负责的是搜集地理资料，未几就有机会恣意驰骋他的想象。那时，一批高官由索额图和皇帝的舅舅佟国维带领，即将出发去和俄国使节见面；俄国使节前一年冬天就已经在色楞格斯克等候了。先前挡在清廷和俄国人间的语言障碍，现在俄国人找到解决办法了。俄国使节现在一定带一位波兰秘书随行，他可以把俄国这边讲的每一句话译成拉丁文，再由北京这边的传教士把拉丁文译成汉语或满语。这样一来，就势必需要两位传教士跟着去了。其中一位是托马斯·佩雷尔（徐日昇），他在北京已经待了15年，因为教皇帝西洋音乐而特获宠信。雀屏中选的另一位，就是热尔比隆。
1688年5月30日大清早，热尔比隆来中国还不到一年，到北京也不过四个月，就加入了清廷这支七八十名官员加千名骑士的壮观队伍，从北京出发往北去，还有皇帝的“太子”送行。
而在一路四个月穿越北亚草原的旅程里，热尔比隆这位法国科学院派出来的科学研究员，秉承仔细观察的精神，致力于扩充人类的知识；每天都详细记下一行人走的距离和方向、田野的自然景观、动植物，还有风土人情。
这样的冒险很难得，有幸一瞥宫中辉煌很刺激，搜集到的资料科学院也一定很高兴。但传教士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历尽千辛万苦到远地来的目的，是拯救灵魂。赢得清廷的宠信，是传教大业安全地持续的保障，但成果好像来得好慢。虽然清廷的政策相当仁慈，但他们太容易因外国人的身份而遭猜忌，很可能还没学会语言、还没同化去和当地人沟通，就壮志未酬身亡。只是，教会后来的想法还是渐渐转弯，朝培养本土传教士的路走。
因此，1688年8月1日，三位华人——刘蕴德、万其渊、吴历——在澳门一处教堂里，跪在雷戈里奥（罗文藻）主教（1616-1691，中国首任主教，第一位中国籍主教）面前祝圣，成为传教士。吴历是传教士梦寐以求的最好信徒，以诗画技艺在创意、鉴赏都最超拔的精英圈里备受赞赏。他是推动清初伦理、学术追求蓬勃发展的一员。他觉得基督信仰和他追求的儒道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相辅相成。这跟传教士从利玛窦开始的说法一样。
吴历生于1632年，清初循科考求仕进的路比较狭窄，他真正的兴趣在诗画，17世纪60年代已经和当时最有名的大师时有往来了。17世纪70年代，吴历打入一批文人圈子，他们都是走过明末清初乱世的人。吴历交往的人里，也有地方上钻研儒家经典和教诲的学者。但社会和谐、世界大同的乌托邦理想，和现下污浊的尘世距离未免太大；朝代治乱兴亡的老套故事，误解和欺瞒也实在太多。这样的人要的是“一主”，可以让他追随、礼拜，这样的人要的是了解世界起源和本质的新道路。
许多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从儒家转向了佛教，或从佛教转向儒家，要不就是祭出某个中国的民间信仰和英雄崇拜。吴历则和一小撮人一起在1679年做出惊人之举，转进一个显然是异己的宗教。
传教士曾冒险朝中国文化靠拢。有些批评他们的人还认定耶稣会教出来的基督信徒，根本不懂上帝之子受难而后复生演的是哪一幕惊天动地的情节，上帝之子又赐予每一位罪人以怎样的救赎。只是，看看吴历诗里的基督信仰，这样的指责就无立足之地了：
“我本性即与天道接近，吟完新诗总能专心致志。
死之前，谁相信天国的喜乐；死后，方才憬悟地狱之火是真。
浮生功名如鹅爪留痕在雪上；这副肉身一生碌碌，如同马蹄下的尘土。
更有甚者，光阴逝去催人如斯；且谨慎渡过河中浅滩，朝向本源而去。”
传教士不惜一切要改变中国。许多中国人敬重他们，有些中国人皈依他们。中国的历法专家看出传教士技高一筹，甘心沿用他们的算法。许多中国画家也把西方的透视法和明暗法学了去用，虽然那些对自己的才艺最为自信、对中国文化颇为自负者不在其列。不过，西洋传教士所带来的宗教和文化冲击，程度和幅度还是相当有限。吴历皈依，并没有带动起多大的入教热潮。利玛窦是凑巧碰上中国文化特别开通，对固有思想有很深质疑的时代。但到了1688年，中国文人心里的挣扎大部分都已化解，而且没靠一丁点儿洋教帮忙。中国文化一直在变、一直在反省，但没有对新奇贪得无厌的追求，没有“古今”的原则之争，而且一直这样到1900年左右。中国虽然有很庞大的出版业，但出版的东西绝少勾画得出世界全面的景象，能将外来行商、教士出身的遥远地方和中国连起来。但在1688年后的欧洲出版业，倒是有一股中国热在1700年左右达到鼎沸，直到18世纪历久不衰。
1687年，欧洲知识界因为巴黎出版了一本新书——《孔夫子的中国哲学》，而有了进入中国儒家学说核心的门路。
《孔夫子的中国哲学》这部巨著将四书完整译成法文。中国人认为四书记的是孔子和他的弟子的教诲，演为后世新儒家学说的核心。书中也附了孔子的生平简介，中国3000多年的历代年表就占了100多页。
《孔夫子的中国哲学》的前言是一篇重要的宣言，说明耶稣会从利玛窦起是以怎样的角色去看待儒家的文化传统的。前言里说四书里有几段文字，好像认为“天”是有意识的，会照顾世人，会在人心里注入道德良心。还有一小部分的段落提到“上帝”，看来也很像在暗指“唯一的神”。但宋朝的新儒学者写评注时，则推演出一套有机的理学观。这一路线原本也是中国文化很早就有的一种强势传统，主张“上帝”不过是“天”的同义词；而“天”指的则是宇宙运行的秩序，自行运转，不需要超自然的神去建立秩序或作为膜拜的对象。晚明对宋朝理学的批评给了利玛窦不少启示，因此强调这些文句闪烁着中国古代上帝认识论的微光。他也认为宋儒刻意有系统地压下古书里的证据。他认为中国古人直到孔子身后，都还知道有上帝，也礼拜真正的上帝。
提出这样的说法实在冒险，因为以外国人的身份对中国博闻强识的精英解释中国经籍的真正意思，有些中国文人觉得是奇耻大辱，有些中国文人则觉得匪夷所思，再有一小部分中国文人就来了个大跃进：改信基督。但书里的翻译本身，就有不少地方像是硬拗，要把经文弄成基督信仰的先声。例如“明德”一词就出现了好几次，指一个人具有深厚的道德潜质，可以靠“启明”而将之发挥出来。但传教士的翻译有一段译作“理性本质”，另一段则将之说成上天赐予的美德，觉得这和基督教信仰里灵魂不朽的观念有不谋而合的地方。结果，中国人从个人和宇宙的有机关系所体察到的道德潜质就此湮没，而盖在“理性本质”的概念里，这概念的基础非常狭隘，只建立在灵魂和人类理性本质的抽象讨论上。
欧洲读者从1600年前后问世的中国报道，就已经对中国的传统智慧略知一二，对中国的繁荣、人口众多、政治清明有很深的印象，但对那里的人和事，倒一直没有具体的感受。明朝灭亡后，情形猛然一变，因为有传教士以亲身见闻写下《鞑靼征服记》在市面上流通。这类作品大部分以叙事体来写，道白和动作慷慨激昂，但没有异国的风味；这些演员演的戏，在17世纪的欧洲司空见惯。有些文章还把满族人写成英勇的战士，为中国带来“日暮西山的汉人”所没办法维持的秩序。这种看法固然有清初的政治现实或中国士大夫政治的理想为本，但分明也是欧洲人对自己社会统御和美德的看法。
另有一本书，在拓展欧洲中国知识方面的功劳要更突出。加布里埃尔·德·马加哈恩斯（1610-1677）写的《新中国史》，英文本和法文本同时于1688年出版。马加哈恩斯可能在1675年写成此书，时年60多岁，在中国住了35年。
马加哈恩斯的书比较特别的是有穿行大中国及其首都的流动感，也着意处理中国的矛盾。他对大运河和水闸门的描述特别出色，可能是他到澳门去时亲眼观察所得：笨重的大运粮船要往运河的高处走，得靠好几百人拉动大绞车把船拉上去。他在写北京时，对皇宫的描写也很生动，带着读者和他一起散步，先从南边现在叫作天安门的地方开始，细数走过每一道大门进入每一处宫院会看见什么。有人跟他说晚明的皇宫还要更漂亮，“但你看它依然可以满足所有的想象，展现帝国的气派。”
马加哈恩斯在书里也写出那时中国政治极惊人的一面，凡尔赛宫那位主子若看了一定也心有戚戚：
“要当上总督或巡抚，在派任定下来前，一定得花上二万、三万、四万，有时要到六七万贯的银两。由于皇帝半毛钱也收不到，因此也绝不可能知道有这类贪污的事。只有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等人，才有办法私下买卖督抚或地方官的官位。但反过来，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兼拿回升官花掉的钱，他们当官后自然又会向各省的督抚索贿，督抚再又向州县的地方官把钱要回来。而州县的地方官——这时说不定是从上到下一起——就再向可怜的老百姓伸手要钱补他们自己的钱包了。所以，中国有俗谚说皇帝派官来管老百姓，跟放猛虎饿狗出笼一样。总而言之，没一位总督、没一位巡抚或这类官员，三年任满不捞回个六七十万甚至百万贯的。”
马加哈恩斯书里刻画的系统化卖官事情，在那时的中国史书里只找得到一点证据，但马加哈恩斯可是花很多时间听中国京城老百姓的心声啊。他自己的中国经验，或许该说是他对自己同事争逐宫中宠信的做法颇为不满，促使他相信身边社会最恶劣的事情都是真的。若吴历证明耶稣会带领皈依的中国人有真正的基督信徒，那马加哈恩斯就证明了耶稣会的神父也有人懂得尊重中国文化、赞佩宫殿堂皇，但又不是个眼花缭乱的中国迷。而这邂逅的两边，都不怕模糊或复杂。也就是因此，从他们那里，我们对现代世界的早期现象才不断有东西可以学。
摘自《1688年，当中国走向世界》 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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