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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2年清廷颁布了允许天主教在华自由传播的诏令，史称“康熙容教令” 但转眼之间，教会喘息未定，清廷便开始了长达百年的禁教时期，实在令人叹息
一，1692年清廷颁布“康熙容教令”意义重大
330年前，也就是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对罗马公教会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年，清廷颁布了允许天主教在华自由传播的诏令，史称“康熙容教令”。
这是天主教自利玛窦入华百余年后，首次得到中国朝廷以正式旨令形式的允准，这不仅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重要事件，在中西关系史上也意义重大。
当时朝中仍然有不少官员不满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在此谕旨颁布之前，中国仍行禁教措施。
就在颁布“康熙容教令”的前一年亦即1691年，浙江巡抚因奉此前的禁教令，刚对传教士及中国信徒进行过一轮迫害，并一连关闭了好几所天主教堂。
这样的结果是从利玛窦到南怀仁，耶稣会士前赴后继来华100多年所不懈追求的目标。但是南怀仁在其有生之年并没有等到这一天，虽然在他去世的时候，康熙皇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康熙容教令”曾一度使天主教在中华大地摆脱了随时被迫害的窘迫地位，有了与佛教、道教同等合法、可以自由传播的地位。
二，“康熙容教令”的内容 1692年二月，康熙皇帝就已经颁旨：
“前部议将各处天主堂照旧存留，止令西洋人供奉，已经准行。现在西洋人治理历法，前用兵之际制造军器，效力勤劳。近随征俄罗斯，亦有劳绩，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将伊等之教目为邪教禁止，殊属无辜。”
1692年 3 月22日(康熙三十一年二月三日）公布，明示中国人民可以公开信奉天主教。
在耶稣会传教士的请求下，加上索额图亲王的帮忙调解，礼部草拟了解除天主教禁令的奏文，当时康熙收到礼部的奏文十分高兴。
礼部尚书顾八代奏疏：
“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
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
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
这是一份划时代的极具历史意义的奏疏，康熙批上“依议”两字，从此开启了一个天主教会拨云见日的新时代。
三，“康熙容教令”的颁布过程 康熙帝对传教士认知始于“历法之争”。康熙帝通过以实验的方法来分辨中西历法的优劣，认识到传教士所具有的科学技术的价值，查明传教士“并无为恶实迹”，“潜谋造反”的指控实属诬告。
受南怀仁的影响，康熙帝的天主教政策不断发生变化，逐渐对天主教产生好感，认定天主教不是邪教异端。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开始采取默许的态度。
面对各地此起彼伏对教会的迫害，传教士曾不止一次在一起商议对策，显然迫害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官府有禁教令作根据，如果要改善这样的环境就必须向朝廷建议废除此令。
于是他们便决定一边想办法向康熙陈情，一边利用和大臣中的朋友帮忙上奏请求准许传教。
耶稣会士徐日升和张诚随清朝全权大使索额图参加尼布楚会议，帮助订立了一个对清朝非常有利的《尼布楚条约》，康熙十分满意。
通过这次交往，索额图便成了传教士的朋友。他在列席礼部解禁天主教会议上发言支持天主教会，据传教士记载，索额图出席了这次会议。
他历数传教士在天文历法、军事战争、外交谈判方面的功劳，指出：“在我所认识的传教士中没有一个是不值得赞扬的。关于他们所传播与信奉的宗教，我跟他们经常讨论，而我发现这个宗教实为圣善之宗。”
他说服了其他与会官员，草拟解除天主教禁令的奏文，由礼部尚书顾八代呈奏康熙，并得到康熙的批准。
四，“康熙容教令”如昙花一现令人叹息 北京的传教士得悉解除禁教令万分欣喜，徐日升神父向在场的公侯官绅表示：
在中国自由传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他们跋涉万水千山，历尽危困，来华服务，一向得到康熙照顾，爱护有加，已令他们甚为欣慰。康熙这次颁令让天主教在境内自由传播，更令他们感激万分。
但是好景不长，从1692年康熙颁布“容教令”到后来康熙颁布了一个内容完全相反的谕旨，禁止天主教在境内传播，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布的时间如昙花一现。
教会内部的纷争令康熙对天主教会失去信心，特别是当康熙看到教宗禁令中有把自己一片好心赠送的'敬天’牌匾也不许悬挂的条文后，感到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便大发雷霆。 他颁布圣旨曰“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从此，清廷开始了长达百年的禁教时期，虽然康熙在当时并未严格执行这些措施，但在雍正继位之后，中国天主教会处境就十分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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