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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年，意大利的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二人抵达大明肇庆府，成为了近代西方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端。图中的汤若望完全是一副文士打扮，这是利玛窦为了传教，选择融入明朝的士大夫们，而自称“西儒”。 62年后，1644年，清兵入关。新一代传教士，大名鼎鼎的汤若望协助清廷重新编制历法，获得了清朝的信任。天主教从而获得了在华传教的便利，开始迅速发展。 又过了20年，到了1664年，耶稣会已经在全中国建立起了大大小小156座教堂，募集了超过24万信徒。 吴三桂反清期间，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还帮助清廷铸造火炮，镇压“三藩之乱”。 1689年，中俄雅克萨战役结束，清朝准备与沙皇俄国重新勘定疆界。这个时候，天主教徒再次主动请缨，担任起了翻译协助清廷同俄国人沟通。 因为能够准确预测日食，这些传教士还被招纳进“钦天监”，帮助演算历法，勘定黄历。还有一部分掌握绘画技能的教士被招募进了皇宫，担任宫廷画师。
譬如汤若望，他校验的历法很准确，清廷一路慢慢将他擢升为了正五品的钦天监监正，图中是穿着五品文官官服的汤若望，官服上的补子并非一品的“仙鹤”，而是五品的“白鹇”。 1692年，康熙皇帝下了一条“容教令”，里面写道：“西方的这些传教士们，帮助圣朝勘定历法，造军器火炮，同俄罗斯谈判，诚心为圣朝效力。喇嘛、和尚，尚且允许他们建立寺庙，让人烧香。这些西洋人没有违法却禁止他们设立教堂，恐怕不合适。各省应该容留天主教堂，允许教众进去上香礼拜，不必禁止。从这条命令送达之日起，各省参照执行。” 康熙的容教令发布之后，天主教便愈发蓬勃了。
同康熙的“容教”不同，此时欧洲的“教皇”却对来华传教士把天主教“华化”极为不满。 利玛窦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是1601年，当时在位的还是大明的崇祯皇帝。 他向明朝的官员们推销天主教的时候，为了获得官员们的认同，他一度把自己比喻为“西僧”。 但很快，他发现这玩意儿不好使。 中国这帮科举考试出身的士大夫们学的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他自比为僧，颇有点寸步难行的意思。
于是他又开始研究儒家文化，自称“西儒”，把天主教比喻为西方的儒家，向中国官员们介绍欧洲的文化、艺术、天文学知识，以示自己来自文明国家，并非没有文明的“蛮夷”。 随着天主教逐渐在中国扩张，问题产生了。 1704年11月，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发布了“教令”，禁止在华传教士将天主教“华化”，不许教徒参加祭孔、祭祖。信教的官员、进士、举人、秀才也不许进入孔庙行礼，不许祭祖。 1707年，教皇的特使多罗来华，在南京颁布禁令。——接着就被康熙给抓了，扔到澳门给关了起来。不仅如此，3年后多罗还死在了监狱里。 1721年，康熙想起来这件事情，便把罗马教皇的“禁令”招来读了读。读过之后，他说：“只能说西洋小国不懂中国高深的道理，没有人通晓汉学，所以说了这些可笑的话。以后不许西洋人在中国行教了，免得惹是生非，钦此。”
来华教士们一方面不敢违抗教皇律令，另一方面又害怕康熙真的不让传教，于是想了很多变通的法子。 但康熙皇帝仍然没有改变主意，他传旨说：“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二等西洋人所可妄论。” 之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也依旧不准传教士传教。 当然，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弱，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声，禁教令也逐渐变成了一纸空文。 真理，永远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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