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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年，英明神武的康熙大帝愤怒地做了一个决定，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一个普遍真理：人在生气的时候智商为零。 普通人做出错误决定，至多丢掉身家性命，但君主做出错误决定，是会改变国运的。事实证明：康熙的这个决定，维护了大清脸面，却告别了世界舞台! 究竟是什么决定具有如此魔力?两个字：禁教。 康熙原话是这样的：“览此告示，只可说是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康熙绝非心胸狭窄之人，其眼界和格局非常人能及。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激怒了他呢? 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中国人从来没有“世界”概念，只有所谓“天下”观念，而且固执地认为自己处于中心位置。这里的“中心”，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文明意义上的。直到戊戌维新时期，时人还用“若把地图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来扭转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换句话说，中国是文明的，其他国家都是野蛮的，这就是老祖宗们奉行的“华夷之辨”。事实上，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也一直是神秘而强大的，尤其是《马可波罗游记》出版以后，甚至出现了持续的“中国热”，吸引了无数外人来华，包括具有特殊使命的传教士。  起初，双方交流是十分友好的，中国因此所发生的变化也有目共睹。不少学者主张将明朝视为近代史开端，原因就在这里。这主要得益于利玛窦等人采取了“耶稣加孔子”的传教策略，说白了就四个字：“入乡随俗”，专业点叫“天儒会通”。利玛窦一到中国就脱下僧袍，换上儒服，学说中国话，学写中国字，学习社交礼仪等，很快就打入“敌方”内部，在士人阶层里很吃得开。(近代来华传教士能够对中国产生全面影响，就是因为继承了这一策略，像李泰白就被人称为“李夫子”。) 罗马教廷的态度开始时也很低调，给了中国教会极大的自主权，甚至公开指示说： “只要中国人不公开反对宗教和良善道德，不要去尝试说服中国改变他们的礼仪、习俗方式，有什么事情比把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或者其他任何欧洲国家输入中国更蠢的呢?不要把国家而是要把信仰输入中国。信仰不是要反对和摧毁任何民族的礼仪习俗，相反，只要这些礼仪习俗不是邪恶的，信仰要把它们保持下去。” 这也没啥稀奇的，因为任何宗教在新地域进行开拓时都得装孙子，更别说欧洲宗教改革搞得天主教会丢盔卸甲了。如果上述政策能够得以延续，中西双方肯定能够和谐相处。可惜，17世纪中期以后，天主教在欧洲逐渐恢复了元气，于是在海外的宗教政策也日趋强硬，不再放任不管，而是直接介入，试图控制中国教会。挡在罗马教廷面前的，正是践行利玛窦路线的中国耶稣会。它来华时间最早、人数最多、地狱最广，是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处于垄断地位。 怎么才能把它拉下马呢?罗马教廷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狠毒招数，那就是：否定中国礼仪，也就是否定耶稣会的传教策略，进而否定耶稣会的百年成就。 于是乎，1704年和1715年，罗马教皇两次发布通告，宣布中国礼仪为异端，必须严厉禁止，并堂而皇之、大张旗鼓地派出多罗和嘉乐两大使团先后出使中国，宣布教皇禁令。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康熙。 在对待西方文化上，不客气地说，康熙甩他的子孙们不止一条街，只有后来的光绪在热情程度上能够与之匹敌，但光绪是为亡国形势所迫。康熙亲政后，大胆抛弃了父亲的鸵鸟政策(一味回避)，转而与之正面接触，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1675年，康熙先后两次视察北京天主教教堂，亲笔题写了“敬天”匾额。1692年，他又下令完全解除了对天主教的禁令，允许中国人自由信教。1703年，法国耶稣会士居住的北堂竣工，康熙亲题“万有真原”匾额和对联一付：“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并赋律诗一首： “森森万象眼轮中，须识由来是化工，体一何终而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地堂久为初人闭，天路新凭圣子通，除却异端无忌惮，真儒若个不钦崇。” 应该说，康熙对天主教的理解远远超出同时代的一般人，以致传教士们期望他能够成为“中国的君士坦丁”。在他的有意扶植下，天主教获得迅猛发展。据统计，到1700年，全国信徒已达30万人。 但是，这一切有一个重要前提：天主教必须听话!  中国没有政教分离的传统，在康熙的意识里，根本就不存在与皇权相抗衡的教权。正因如此，他才把教皇称为“教化王”。换句话说：宗教必须服从政治。与佛教、道教等一样，在华天主教也必须被纳入到清朝政治体制来。这，关系到君主的权威，是康熙的底线。 康熙之所以支持天主教在中国发展，正是因为他们的顺从态度。他曾说：“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说，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最后六个字，可谓霸气侧漏! 于是，康熙把多罗使团逐出中国后，开始给中国教会“立规矩”，下令凡是愿意继续在华传教的必须遵守中国礼仪，领取朝廷颁布的传教印票，并宣誓“永不回复西洋”。这就好比发绿卡，要把传教士变成彻头彻尾的中国人。命令一出，传教士立即分成两派，一派不愿放弃传教使命，接受康熙条件，一派坚决反对，结果被赶出中国。  期间，康熙曾主动派人到欧洲，请罗马教皇收回禁令，但遭到拒绝。1715年，教皇再次发布禁令，并增添了一项宣誓内容，要求在华传教士必须完全遵守教皇禁令，否则不能在华布道。这是用行动告诉康熙：我是教皇，我不鸟你! 1720年，嘉乐使团抵达北京，第二次递交教皇禁令。康熙看完后，当场发飙，就在禁令上批示了文章开头那段话! 尽管康熙本人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非常感兴趣，但作为掌管天下的君主，又绝不容许任何人挑战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尤其是，教皇所禁止的，是深入中国人骨髓的孝道礼仪：敬天、祭祖、祀孔!“以孝治天下”，那可是汉代以来的国策，在统治者看来，否定了这些，就动摇了权力的根基。 所以，康熙的坚决回击，是必然的!换做任何一个皇帝，都会毫不犹豫地做出类似决定! 中国的全面禁教，也意味着缓缓地关上了大门，从此与世隔绝，错过了与西方共同进步的最佳机会。不过，历史还留给中国几次机会，可惜因为我们的自大，这些机会在不经意间就从指缝间溜走了。 1792年，英国派马嘎尔尼率领一个600多人的使团访问中国，名义是给乾隆皇帝祝寿，当时乾隆马上要过83岁大寿。这是中英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第一次正式接触。乾隆很高兴，觉得我天朝就是厉害，相隔万里的国家，都派人在海上航行几个月来给我祝寿。清朝官员也都认为，英国人来祝寿，其实就是来进贡，所以在使团的车上都插了“英吉利贡使”的旗子。马嘎尔尼是个外交老司机了，装作没看见，因为他知道一旦说明情况，估计不用说扩大通商，恐怕连乾隆的面都见不到。 后来，乾隆要接见使团的时候，双方又在觐见礼仪上发生冲突。按照大清礼仪，马嘎尔尼要行三跪九叩大礼，但马嘎尔尼代表的是当时世界NO1，并不是清朝的宗属国，所以坚决不同意，要求遵照觐见英王的礼数。为了这个问题，双方愣是僵持了一个多月。最后，和珅提出一个建议，即：在万树园欢迎宴会上，马嘎尔尼以见英王之礼觐见中国皇帝，单膝下跪，但免去吻皇帝手的礼节(估计乾隆实在无法接受一个大男人亲吻自己的手背);在澹泊敬诚殿乾隆帝的万寿盛典上，马嘎尔尼则行三跪九叩礼。 毫无意外，当马嘎尔尼递交国书，提出扩大通商等一系列条件时，乾隆全部拒绝。不过，使团利用在中国的几个月，打探到清朝已经是外强中干，英国完全有能力战胜中国。于是，中国在西方的神话在这次出使以后，被击得粉碎。换句话说，因为马嘎尔尼的访华，鸦片战争的爆发，最少提前了几十年! 1815年，英国又派阿美士德出使中国，但双方又因为觐见礼仪问题争执不下，最后英国大使被嘉庆皇帝逐出北京城。 1834年，发生了“律劳卑来华事件”，中英双方因为遵循完全不同的外交规则，结果又是不欢而散，甚至爆发了小规模军事冲突。 最终，英国撕掉了和平外衣，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中国，开始了长达100年的屈辱与复兴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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