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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来华的传教士激增。以利玛窦、汤若望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为了在中国立足，十分尊重中国国情，他们身着儒服，援引儒家经典论证天主教教义和孔孟之道的一致性。并向中国士大夫介绍西方的科技文化，博得了他们的好感。 利玛窦的“文化适应”尽管在传教的效果上取得了显著的果效，不过却引来了传教士群体内部的一些分歧，最显著的表现在对祭祖、敬孔所持有的宽容态度。由于这些问题所引起的分歧非常严重，而修会之间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又无法得到共识，于是各自便都积极寻求教廷的意见，其中多明我会的教士马拉来斯（Morales）在1643年就礼仪问题向教皇罗列了十七个问题，目标直指耶稣会。 多明我会传教士多次给罗马教皇格勒门十一世去信，要求其出面干涉，亚父耶稣教会教士。格勒门十一世于1704年命圣职部打出“禁约”七条，禁止中国教徒尊孔祭祖。罗马教廷又遣特使多罗携禁约于1705年12月4日达到 北京，要求康熙按照罗马教皇的命令禁止中国教徒尊孔祭祖。其他一些禁令也明显针对中国的传统，甚至连“敬天”这样的字眼都不得使用，等等。 康熙起初不知道多罗使华的真实意图，以礼相待，等到知其使命后大为不满，不仅拒绝了多罗的要求，而且下令多罗离京，交友澳门总督看管，后来多罗死于澳门狱中。 1707年康熙南巡至苏州对九名传教士申明自己的主张：“奉旨谕众西洋人，自尽以后，若不遵守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 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11月，康熙皇帝下令禁教，禁的是天主教。并在朱批上写道：“阅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礼，尔教皇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传不得，务必禁止。”可以说，罗马教皇禁止中国信徒祭孔子祭拜祖先，是惹的康熙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主要原因，以后清代各帝一直严格执行禁教政策，直到一百多年后的鸦片战争以后才被迫解除。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康熙并非盲目的排外，在要求外国传教士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是愿意接受西方科技文化的。在罗马教廷公然干涉我国内政的情况下，康熙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维护了国家尊严和主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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