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光社
《风骨》篇指出文章应有强劲的感化和鼓动力，它生发于作品中的深挚情感和正大义理，而非辞采；犹如令人钦敬者的风骨所显示的峻朗精神气质那样，拥有动人心魄的感召力。《定势》说，“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依作品“情”、“体”的指向和规范确定文学语言的展开态势，以推动和强化读者思维情感的运作。
文学必以创新求发展。《序志》交代全书结构统序的“文之枢纽”中强调“变乎《骚》”，表明《辨骚》篇的宗旨在于辨明《离骚》重登文坛巅峰的所以然，肯定它在《诗经》之后以“奇”（突破常规）求变的成功，视为文学创新的楷模。
《通变》论文学发展规律：“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创作有所因袭也有所变革，各“体”的规范是写作成功经验的结晶，其“名”“理”第相沿袭故称“有常”；“通变”即通晓规律的前提下变革，如此文学才有无限的发展前景。“有常”的规范与“无方”的创变相辅相成。篇末有“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总结：文学事业日新月异，唯新变才能长久；通晓规律则不乏变的手段；“趋时必果，乘机无怯”鼓动作家抓住时代机遇果敢求变。“望今制奇，参古定法”要求看清时代潮流和发展趋势作不同以往的创造，参照古来成功经验确定应遵循的艺术法则。
《情采》用形象的比喻说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文附质”是谓文辞形式依附和从属于作品内容，文采为内质美的自然外现；“质待文”表明，内容靠形式表现，人为修饰也能使内蕴美质充分彰显。
随后补充说：“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天生丽质于女性美是根本，尽管可以用铅粉青黛打扮。说明内质之美是决定性的，言辞文采的外在修饰应植根于作品内在的“情”“理”。
《附会》论结构先解释说：“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即通过取舍、营匠，使作品各种构成因素组成一个协调有序的整体。又以人的生命性特征比方作品构成：“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其后补充说：“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途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遵循总的构想协调整合“众理”“群言”，令其合乎艺术表达的一致目标。而“画者谨发而易貌，射者仪毫而失墙，锐精细巧，必疏体统。故宜诎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寻，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则要求分清主次、注重“体统”，确保取舍得宜。
《比兴》篇曾肯定屈原“依《诗》制《骚》，讽兼比兴”。善用比兴是《诗经》开创的传统，古代诗歌的创作、采集曾被赋予下情上达、和谐社会关系的使命，认为用比兴能使人们的情志抒发和对政治的讽刺柔化。
比兴借“物”喻理和表情达意，使文学欣赏拥有更大空间进行艺术再创造。与“比”对照，刘勰更推重“兴”的功用，《比兴》中说：“比显而兴隐……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与“显”相比，“隐”更富于包孕。“起情”、“附理”点明比与兴思维特征不同，艺术传达的功用效果“大”“小”有别。随即批评汉赋铺陈排比“兴义消亡”、“比体云构”，背离了《诗经》传统。
篇末的“赞”概括出比兴要领：“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拟容取心，断辞必敢。”“触物圆览”指对触发情致之“物”进行周密观察，把握其与欲抒写之“情”“理”的相关属性、特征。“物虽胡越，合则肝胆”表明，用作比兴者与其所喻指者即使风马牛不相及，只要某种属性、特征吻合，就能成功地进行艺术传达。“拟容取心”表明，一切物象描绘皆为展示其内在意蕴。物象之“容”包蕴的情理即所取之“心”。王元化先生指出：“《比兴篇》是刘勰探讨艺术形象问题的专论，其中‘诗人比兴，拟容取心’一语，可以说是他对艺术形象问题所提出的要旨和精髓。”
“起情”指触发、掀动、激活受众的情感思维；刘勰以“起情”释“兴”深受学界推重。宋李仲蒙从主客体关系上说，“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朱熹则从展开方式上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李论精到，朱说简明，从中不难见到刘勰之说的深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