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持书帖》，纸本，行楷，纵27.2厘米，横57.4厘米，故宫博物院藏。此帖是蔡襄至和三年（1056）初知福州所作，系致友人的一通尺牍，内容谈到自己当时身体状况欠佳。钤有“知颐印记”、“颐”，安歧诸朱文印记。此作看出当时书坛的风气完全转向了诗文尺牍，充分体现作者楷书端庄规矩，且恬淡婉美的韵致。 释文：襄启：数日前遣使持书棨戟之下，辄邀行舸光临弊境，计已通达当直，未审尊怀如何?惠然一来，殊为佳事。病躯不常得安，多缘饮食而致。山羊涩而无味，虽食不过三二两，鱼鳖每食便作腹疾，以此气力不强，日久必须习惯，今未凋适耳。蒙书并海物，多感多感! 谨奉手启上闻。不宣。襄上，宾客七兄执事。八月二十四日。谨空。 近人马宗霍在其所著《书林藻鉴》卷九中评“宋四家”时给出了一句极贴切的概论：“蔡胜在度，苏胜在趣，黄胜在韵，米胜在姿。”他在单独评价蔡襄时说道：“君谟书宋人皆奉为第一。行墨迟重，措笔安和，如养勇之士，入定之僧，使人不畏而敬，不狎而近，盖得体于平原，而才质稍弱，故气象逊其博厚，而颇有晋人冲虚之度。”一语道出蔡书得益于晋唐书风的滋养。 一直以来，蔡襄在书法史上总处于尴尬的地位，四家排名中其年龄最长却排在最后；较之蔡京却因人品端正而占了本家太师的席位，颇有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意味。 宋代书法史专家曹宝麟先生在论及蔡襄的历史地位时说他“只能是一支'尚法’遗绪的安魂曲，而绝不是一座'尚意’发轫的里程碑”。尽管如此，蔡襄的努力却让“尚意”书家们很快明白了时代大势，因此蔡襄在北宋初期书坛上所起的作用就是“正本清源”。这个“本”和“源”便是融合晋唐。进一步探究，在北宋初期书坛混乱无序、废兴交替之际，宋人能很快找到这条书学之路，有赖于以下两点：一是经过从杨凝式到李建中等人的努力，加之欧阳修的鼓吹，“融合晋唐”已成趋势；二是宋初《淳化阁帖》的摹刻表明了官方的态度，即书学应以晋人为指归，并且这种态度极为苛刻，这从《阁帖》十卷中一半为“二王”法帖，却力避唐人之书的影响便可一目了然。很明显，官方的提倡对推动“二王”帖学影响之大自不待言，但还有两个原因让宋人的取法指向晋唐。一则唐人成就之高、影响之大非宋人人力所能避之；二则自宋初至蔡襄崛起，纵然已有李建中等人融合晋唐在前，但与此风气并行的另一股趋势便是“趋时贵书”现象。“趋时贵书”特指本于取士而生的书体，犹如清代“馆阁体”。先是李宗谔肥扁朴拙之风大行其道，“自此唯趋时贵书矣”（米芾《书史》）。之后宋绶的“朝体”名倾朝野。再后韩琦好颜真卿书，世俗趋之若鹜。“趋时贵书”虽然使宋人融合晋唐之风的步伐迟缓了些，但也让人们逐渐认清了唐人尤其是颜真卿书法的魅力。 蔡襄早年亦受“趋时贵书”的影响，青年时代曾力学周越、宋绶。殊不知“第一口奶”最重要，蔡襄书法终生都被“悦俗取媚”所累。然令人钦佩的是，无论“趋时贵书”如何热闹，蔡襄并未耽于此，而是以古人为师，孜孜以求，起于“时贵书”而很快“取法乎上”，将融合晋唐之风落到实处，冲淡了人们对“时贵书”的顶礼膜拜，为稍后的苏、黄、米等人的出场作了铺垫。自此，师法晋唐成为宋人学书的主导风气。单从这一点来说，蔡襄居功甚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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