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钟

挂钟    莫 名

我的同事梁殊人老师两个月前被送进山顶精神病医院去,最近在医院去世了。 

一年半前,由教会人士介绍他从某中学转来,只听说他书教得不错,但人很怪,跟领导层及同事关系不大好,却很受学生欢迎。他刚来,大家就觉得仿佛很熟悉似的。虽然都是第一次见面。后来竟给IQ超人的李老师研究出来了:原来他的脸型如香港著名导演徐克,呈三角形;一双小眼睛犹如曾志伟,那说话神情又如《表姐,你好耶》中的张坚庭,一副十足认真但又傻乎乎的样子。这个爆炸性的发现立刻在同事中广泛流传,甚至几位主任、校长也有所闻,据说领导层开会时讲起梁老师的这个趣闻,都笑得不得不中断了会议的进程,待恢复原状后再继续开会。 

他的生活、工作十分讲求时间的准确性,譬如早上不论天气情况如何,他总是准八点钟到达办公室,比规定的上班时间早十五分钟。一年半来从无差误。写字台上的学生作业本、书本、文具都放在他自己规定的位置上,如工友打扫整理时挪动了一二寸地方,他一定叽叽咕咕地把它们归复原位。据他自述一日三餐总是早餐两包“出前一丁”公仔面,午餐是十元的盒饭,晚餐则是自煮的“杂物”(这两字不是我概括出来的,是他自述时用的词语),一年三百六十五日,至少有三百五十多天如此。他竟然能食而不厌,您说不怪吗?同事们一起饮茶,他总托辞不去。您一定认为他生活过分节俭,甚至“孤寒”。错了,每次明爱中心发起的为饥寒交迫的、遭灾的人捐款,他总是名列前茅。 

他刚来了十多天,发现办公室里教师们面对的一堵白墙上缺少了个挂钟,不易准确掌握时间。这个“细节”,我在这办公室坐了十多年,也从没想过要改变它。虽然也曾有人想过在那儿有个挂钟该多好啊,可是谁也没认真过。您知道他怎么着?有一次总务主任走进来,他竟然向前对主任指着白墙说了起来。涵养功夫极佳的主任听完,微笑,点头,然后未置一词地转身走了。我以为这么件小事,他不会再提了。一个多月后的一次教务会议上,快结束时,校长照例说了句不经意的话:“老师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同事们都已把坐了两个半小时的尊贵的臀部提离椅面一寸了,因为通常在这句发问之后几秒钟,总是宣布散会的。哪知他居然大声地说:“校长,我有件事提提!”人们愕然,把刚提起的臀部都放下了,用责怪的目光瞪视着这个不识时务的人,静听他的高见。您猜他说什么事?吓,还是那墙上应有个挂钟,以便教师们统一掌握时间,特别是按学校要求“上课两分钟预备铃前教师到教室”可以准确执行等等。还未等别人说什么,总务主任立即说此事甚小,不必现在讨论。就这样散会了。 

我们都以为他已放弃这件小事,谁知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向主任提起了,还说如是经济问题,他愿意自掏腰包买一个挂上。主任此时才向他解释:校长喜欢墙上空空白白,不喜欢挂或贴任何东西。你看看我们学校办公室、教室、走廊都没有挂什么贴什么的。“校长唔钟意呀!”这个对挂上个挂钟锲而不舍的人,在半年前的学期结束的教务会议上居然还把挂钟的事提了出来,并且罗列了几条理由。当然此议无人附和,仍被淡出了。 

这件微不足道的事渐渐被人们淡忘了。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校长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学校几十年来没有在办公室装挂钟,教学工作未见受影响,何必要装呢?!有的人刚来不久,就试图找我们学校的缺点、存在问题,想改变原有的教学秩序。我希望各人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自以为是,搞什么新花样……我明明白白看到校长微愠的竭力克制的脸色,而他呢,脸红得如猪肝色,低垂着头。 

平心而论,不少老师心里都支持他,觉得装个挂钟,大家直面着它,比看自己手表更有提示作用。但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沉默是金”、“多做事少开口”等人生箴言教导我们不说为妙,所以在会议上没人敢明白说出。校长的话无异是对“异己分子”的警告。我庆幸自己当时保持缄默,否则不是也要挨批吗? 

梁老师自此以后真的寂静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说他怪,就是摸不准他的性格脾气。说他直率、大胆吗,似乎是的,还有几件事可以佐证;说他多疑、胆怯吗,似乎也是的,也有几件事可作明证。 

“挂钟事件”后,他变得沉默了,而且不知怎么的,竟多疑、胆怯到几乎神经质了。校长由于兼职较多,不是天天来校,只是一周来几次巡视。同事中有一个默契,如见到校长从走廊那端向办公室走来,见之者就立即向偌大办公室的几十位老师发出警戒信号,压低了声音说:校长来了。声音极低,绝对是超低分贝,却传得很广很远,使坐在边远角落的老师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于是,各人就都忙碌起来:立即把书桌整理得东西越少越好,簿子、文具都各就各位,不会逾越尺寸;放下手中刚刚还在阅读的报纸;吞下刚入口的一块饼干;停止正在津津有味的交谈……个个正襟危坐,手握笔杆,或写备课笔记,或改作业簿,办公室寂静得连教师的喘气声、一枚针落地的声音都听得到。校长进来了,在办公桌闻的狭道上慢慢巡视着,有时会跟王老师说一两句话,跟李老师开一个高雅的玩笑,跟戴老师讲讲他班某学生的情况,甚至也会到他桌边垂询几句。几分钟后校长走了,办公室才苏醒过来,才又透出生动活跃的气氛来。他呢,常常会问周围的同事:“校长今天看我的眼光似乎很严厉,是吗?”“你看校长今天走过我办公桌,看都不看我,为什么?”于是,他就会叨念起自己一定会被炒鱿鱼了。絮絮叨叨说个不停。同事们就劝慰他不必过虑,他又没做错什么事,校长岂会为了他建议装个挂钟不合其心意的小事就炒了他?校长岂是这么小器的人呢?这也不合校长经常宣道时说的爱心、仁慈、宽容啊!可是任凭同事们如何劝说宽慰,梁老师心里却已有了这块“挂钟”般的大石,搬不走了。他就终日生活在自我惊惧的日子里了。

可是,他有时又表现得令我们无法理解地勇气百倍,几乎把他的担心炒鱿鱼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那是涉及学生的利益的事,他总是奋不顾身的。印象最深的是这样几个例子: 

教务会议上讨论每日下午第三节课后举办督课班,四时二十五分至五时十分。大部分老师同意所有学生都须参加。当此事似已定局之际半腰里杀出了个梁殊人,他竟冷冷地提出几个问题:办督课目的是什么?如对成绩差的学生进行辅导,成绩好的学生就不应参加。除非全体学生不须另交督课费的,否则就不合情理。此一议出,震惊四座,这个梁殊人老师呀,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要求全体学生参加督课,每月每人收督课费七十元,这是同事们都有的愿望,他,他怎么了,莫不是傻呆了吗? 

讨论一学期向学生每人收多少冷气费时,大家都认为一百多元。您想不到他又力排众议,还拿出一个计算器来:一个教室装两匹的冷气机,一天开八小时,共计需多少电费。一个教室以五十个学生计算,如收每人一百元,那么一学期实际使用某某天(他竟然翻开校历表逐月逐日计算,扣除周六下午、周日及学校放假日),收与支两厢核算,得出绪论收得太多了。最后竟用教育学原理上的话来说明我们不该增加学生家长的负担等等。一席话说得大家无言以对。 

在上学期结束时,各班主任报告本班应予留级及退学的名单时,他又提出好几个让人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么多学生要留级、退学,我们教师是否想过自己给了学生多少帮助?为什么这么多学生学我的科会不及格,我们一点儿责任都没有吗?这么多十几岁的青少年没书读,流向社会,后果是什么?我们不是都常说“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吗?这样轻率地决定这么多学生的命运,是我们放弃教育理想、不负责任的表现。请各位深思。这番义正词严的话又把大家震慑住了。您能反驳吗?他说得有理呀!最后教务主任只好说:现在已很晚了,梁老师的意见来不及讨论了,下次再议吧! 

一年多以后,我才渐渐明白他在原校人际关系不好的缘由了。在不少重大问题上,他总要固执己见,与众不同,特别是有关涉及教师们切身利益的事,他竟站在同事们的对立面。这样一个孤怪的人,谁会喜欢呢? 

可是,这个其貌不扬、衣着随便、议论出格的人,学生却喜欢他。下班了,在办公室、教室里,还总能见到他,在辅导学生做数学作业的身影,他甚至还能帮助学生解决理、化、史、地各科上的疑难。有一次冒着暴雨涉水回家,感冒发烧了,翌日竟坐了的士来上课,当然还是早上八点前到校。同事们见他走路都摇摇晃晃,力劝他回家休息,他却固执地上课。后来还是我和赵老师送他回家的。 

进了他住的房间,见陈设简单得惊人:一个厚厚的床褥放在地上就是他睡觉的“床”了;一个旧单人沙发;一部十四寸的电视机;一张四方桌,堆满了数学参考书、学生作业本;两张圆凳;一个胶布衣橱。这个单身汉就在这个环境中生活!这时我才想起他最近为华南水灾捐了四千元之义举。 

另一个惊人发现是在他家的白白四壁上,竟挂着六个款式各异的挂钟。一个人需要这么多挂钟吗?他是个挂钟收藏家吗?还是校长不喜欢办公室挂个挂钟,而他偏在自己居室中反其道而行之以示抗议呢?这问题都存于我和赵老师心中,谁都未问梁老师。挂钟、挂钟,竟然成了梁老师的心病。唉,这个人真怪,怪人! 

啊,他在发高烧达三十九度八的迷糊之中,时时喃喃地说“挂钟,挂钟,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校长不……喜欢……就……”啊,装不装挂钟值得他日夜挂心、念念不忘吗?真是庸人自扰、自作孽不可活呀!您千万不要以为我诅咒他,对他,我真不知道该作怎样的评价。我不说他神经,至少他有点怪,怪得不近人情,不合理性。 

您知道他在病中还说什么胡话吗?他声音时低时高地说:“校长要炒我了呀!”,“我离不开我班的孩子们呀!”我和其他去探望他的同事只好像哄小孩子似的对他说:“梁老师,你好好休息,别胡思乱想,校长最近在校务会议上还表扬你教学认真,效果好呢,怎么会炒你呢?!”“不,不,我知道校长要炒我的呀!” 

他这场感冒持续了十天才好。上班后,我发现他沉默寡言,时时抬头凝视着他对面的白墙,似乎还未忘记他安挂钟的建议。跟同事说话总心不在焉,答非所问,还经常冒出一句:“校长是不是要炒我了?”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领导层开会决定了,要炒我!”同事们起初还好言相劝,但后来听他讲多了,也不在意了。 

不久,他教的三班学生反映他上课时讲解题目经常讲错,并且时常停顿几分钟不言不语,神情异常。校长就让我和赵老师硬逼他去山顶医院内科诊治,结果由内科转往精神病科。经过几个医生详细检查后确诊为由多疑而引起的精神病,须住院治疗。 

我们去他家取衣物时,看到满屋已凋零的一束束鲜花,还有一封封学生写的慰问信以及各种食品,这些代表一百六十多个学生心意的慰问品,使我陷入了沉思。

他入院后,病情愈见严重。校长、主任亲自去跟精神病科主任史特莱夫博士商谈,希望医院尽力治好他的病。据医生说,他不断地要护士在病房里挂个挂钟,又吵又闹,无休无止。有一次博士询问我这个梁老师究竟与挂钟有什么纠葛,为什么他始终想着这个挂钟,我便把“挂钟事件”的始末讲述了一遍,博士用他独特的外国腔粤语说:“这么一件小事本不应引起精神病的,这根本算不上什么重大的精神刺激。这或许就是你们广东话说的‘粘线’吧!”他耸了耸肩,摇摇头走开了。 

由于梁老师在澳门没有亲人,所以学校每周两次派代表去探望他。但带来的消息却越来越不好:说他已认不得同事了,总是低着头坐在墙角,有时双手在墙上抚来摸去,嘴里不知嘟哝着什么。 

最后医院来电话说梁老师死了。几个无课的老师即刻去医院。我们到太平间去看他的遗体时,只见他憔悴的脸长满了胡须,失神的两眼睁得大大的,嘴微张着。护士告诉我们:他已两天不吃东西了,突然纵声大笑,“哈哈哈”,笑声在整间房子里回响着,接着连叫两声“挂钟”,就此结束了他的三十五年生涯。 

出殡的那天,我们全体师生都去了。 

有的女教师哭得很厉害,许多学生失声痛哭。我要说实话:送走梁殊人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至少大多数同事是这么想的。墓园在氹仔,我们在去它的路途中,有很长的一段车程,个个都露出忧郁的神情,谁也不会流露些微真实的感情来。这毕竟是不合时宜的。可是从墓园回来时,车厢里气氛就大不相同了。大家高高兴兴的,有的说下葬时应该让他抱着个挂钟去见上帝,有的说忘了在那块墓碑上刻上一个挂钟……引来了一阵持久的笑声。 

梁老师的书桌前从此少了他这个人。 

一个星期还没有过完,我们办公室的生活又恢复旧样子了,跟先前一样郁闷、无聊。校长来巡视时的警戒信号仍时时“响”起,惟一不同的是开会时再也没有奇谈怪论了,任何议题都飞快地一致通过。当然有关督课、大批留级与退学的决定,也在无异议的情况下顺利执行了。 

梁殊人已经埋葬了,他至今还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只有他的不多几句的名言: 

“校长要炒……” 

“为什么不能装个挂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