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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有道明君，他开创的大唐盛世被后世因其年号誉为“贞观之治”而千载流芳。但是在即位之前，他并不是高祖李渊的首选继承人，当时作为大唐储君的是太子李建成。那么，李世民是怎样夺得太子之位，并名正言顺的成为大唐的第二位皇帝的呢？这就要提到一件对初唐政局影响极大的政治事件——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在正史中有明确记载，《旧唐书·太宗本纪》载：“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髙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叚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  ”《新唐书·太宗本纪》载：“初，髙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及取天下，破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徳等，太宗功益髙，而髙祖屡许以为太子。太子建成惧废与齐王元吉谋害太宗，未发，九年六月太宗以兵入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髙祖大惊，乃以太宗为皇太子，八月甲子即皇帝位于東宮。”从史料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高祖李渊对李世民极为倚重，已有废立之心，太子李建成害怕被废，准备谋害李世民，结果还没有开始实施就被李世民先发制人杀死于玄武门之内。表面看来，玄武门事件合情合理，可是我们也些许看出史书中有故意抬高李世民和贬低李建成之意，事情的原委果真是这样吗？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揭开这个历史疑案。  （一）篡改史书 玄武门之变对李世民来说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在李渊葬礼举行的前十天，他便通知史官要亲自查阅高祖皇帝和自己的《实录》，被恪守祖制的史官婉言谢绝，其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保证史实记录的可靠性，不被当权者左右。然而李世民并不甘心，又连续向房玄龄等提出要求，当时主管修史的房玄龄与许敬宗也知道皇帝最关注的是什么，就删略国史为《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献上。可见实录被篡改是无疑的，然而这还不能使李世民满意,他认为史官将“玄武门之变” 写的过于隐讳，说:“当年周公杀了管叔、蔡叔而周室安定，季友毒死叔牙才为鲁国带来太平。我这样做是为了安定社稷、造福万民。史官执笔何必特别隐讳呢？应该加以修改，删除不实之处，直截了当的把事实记下来。”唐太宗自比周公、季友，把自己杀兄诛弟的行为说成是利国利民的正义之举，多少有些自欺欺人。但他的这些话就为 “玄武门之变”定了性，以房玄龄为首的史官只能体察圣心，将两朝《实录》的有关文字修改到李世民满意为止。一些学者认为唐国史对政变真相做了三大方面的修改: 一是夸大李世民在唐朝建立及统一中的功绩, 贬低李渊及李建成的作用，以此说明唐朝是实际是李世民缔造的：二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是因为功高被忌，受到迫害，被迫起而自卫；三是李建成是庸碌之辈，理应被李世民取代，也符合李渊的本意。通过这三方面的修改，李世民取得皇位继承权是天经地义的。这就使得依据唐国史所修的新旧唐书关于玄武门之变记载的真实性大打折扣。  （二）李建成其人 史书对于李建成的记载多是贬抑之词，《新唐书》等史书把他说成是一个毫无建树，贪恋酒色，庸庸碌碌之辈，而“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这一评价是不客观的，关于唐朝创建过程的史书还有一部《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从公元617年5月李渊太原起兵到次年5月长安称帝的史实。作者温大雅在李渊起兵时被“引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 ,由于他亲自参与了起兵的一系列活动,再加上《起居注》撰于“义宁、武德间”,成书于“玄武门之变”之前，作者不可能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所以说《起居注》的史料价值是比较高的。这部书记载了李建成在唐朝建立过程中的一些功绩，里面说道一件事，就是在在唐武德四年，由于唐王朝安抚不当，原窦建德部将刘黑闼起兵反唐。李世民奉命围剿，进展很不顺利，不得以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即将抓住的叛乱分子悬名处死并掳没其妻子和儿女，结果付出重大的代价，行军总管郯勇公罗士信战死，苦战数月才击败了对方。可是没过多久,刘黑闼东山再起，很快就收复了故地。这次李渊派李建成前去镇压。李建成则采取了更为成熟的战略，他一方面在军事上争取主动屡败叛军，另一方面利用百姓厌恶战争渴望安定的心理，展开强有力的政治攻势，对叛军采取怀柔政策,即将俘虏释放回家，让他们回去宣传唐军优待俘虏及其妻小的政策,使“百姓欣悦”，从而达到分化瓦解敌军的目的。这一策略很快奏效，李建成从武德五年(公元622 年)十一月奉命进讨到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正月平定山东,前后仅用两个月的时间。与李世民相比，李建成在政治军事才能上则显得更为成熟老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建成并非像一些史书上说的一无是处。其实，在唐朝草创阶段他一直是和李世民并驾齐驱，虽不如李世民，可也战功显赫。 李渊称帝后，封李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一个主政，一个主军，李渊也许没有认识到，看似偏向于李建成的册封却做大了李世民，以至功高震主，使夺权斗争更加复杂化。李建成在成为太子之后，主要职责是辅佐李渊处理政务，可以说当时的形势对李建成是非常有利的：其一他得到了手掌兵权的四弟齐王李元吉对他支持，而且独掌东宫武装长林兵；其二，李渊对他的地位是肯定的，而且他的一些作为也受到了后宫妃嫔的普遍称赞，李渊的两个爱妃就常常在他面前说太子的好话；其三，外朝有从晋阳起兵就跟随李渊的老臣裴寂、封伦等人的拥戴；其四，他笼络了一些治国安邦之才，文有王珪、魏征等谋士辅佐，武有薛万彻、冯立等猛将出力。加之他是嫡长子，皇位名正言顺的继承人，李建成的地位是相对稳固的，至少没有一些史书中提到的被废的可能性。和李建成在朝中扩张势力不同，李世民这时主要是在南征北讨的军事活动中培植力量，先后平薛仁杲、灭刘武周、俘窦建德、降王世充，广树威望，网罗人才，同时也立下了赫赫战功，使得李渊不得不高封厚赏，成为一支可以与太子一较短长的强大力量，当然这些也让李世民的野心进一步膨胀，不甘心只做一个王爷，有了谋图大宝之心。面对秦王势力的咄咄相逼，李建成的弟弟李元吉和谋士魏征等曾多次劝太子除掉秦王，《旧唐书·魏征传》记载，说魏征见秦王功劳越来越大，官职和威望也越来越高，总是劝李建成早早动手。可是李建成这个人，《资治通鉴》说他“性颇仁厚”，就是性格比较宽厚，也可以认为他缺乏果断，所以最初他并不同意对李世民下杀手。事实也正是如此，武德七年，李元吉于卧室埋伏护军，准备行刺李世民，结果被李建成制止。同样，魏征的建议李建成也没有采纳。这说明在前期李建成在对待李世民夺权问题上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态度，尽量避免骨肉相残，也表明李世民的势力举足轻重，所以只能采取较为稳妥的策略，避免激化矛盾造成政局不稳。但这也使他错失了除掉李世民的最好时机，之后他真想痛下杀手的时候却屡屡失败，时不我予。在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问魏征：“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征说：“皇太子要是听我的话，也不会有今天的祸事了！”对此李世民是赞同的，并以一位政治家的胸襟包容了曾经是自己政敌的魏征。
李建成当时没有采纳刺杀李世民的建议，实际上他还是采取了许多实际行动来打击李世民。他知道，李世民和他争夺继承权的资本就是其军权和庞大的势力，他曾说过，“秦王以抵御外寇的名义总揽兵权，是要实现他篡夺权位的阴谋。”所以李建成采取了一系列逐步削夺李世民权势的策略：其一，瓦解李世民的势力，为此他请求李渊将李世民的主要谋士房玄龄、杜如晦驱逐出秦王府，不许私自谒见，接着又将武将程咬金调为康州刺史，还企图收买尉迟敬德，只是没有成功；其二，夺取李世民的兵权，武德九年，李建成利用突厥犯边的时机，请求李渊派李元吉为帅，征调秦王府精兵骁将。这用的是釜底抽薪之计，既可以名正言顺的夺取李世民的兵权，又可以增强己方的力量。可是这样也迫使李世民提前行动，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这显然是李建成没有想到的。 夺权的斗争以玄武门之变而结束，李建成被杀不能说是其咎由自取，可也能看出来他没有李世民那样强有力的政治手腕，也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他的失败有其必然性。 （三）李渊的态度 面对两个儿子视同水火的夺权斗争，身为皇帝的李渊不是不清楚。那么他对于李世民与李建成以及玄武门之变是怎样的态度呢？是否是史书中所提到的，他早有废立之心，偏向于李世民呢？ 关于李渊的态度问题，史学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他是站在李建成一边的，有几件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前面我们也提到，武德五年，李渊派李建成带兵讨伐刘黑闼，封其为“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分，得以便宜从事”, 给李建成很大的权利，取消李世民统管陕东道行台的权利。接着又驱逐隶属于秦王府的房玄龄、杜如晦等文臣，调离程知节等武将。武德七年，李建成与李世民的夺权斗争逐渐白热化和公开化。李建成怕夜长梦多，准备趁李渊行幸宜君仁智宫之机，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有人告密李渊，李渊盛怒之下，私许立世民为太子，命其前往镇压。李建成见阴谋泄露不得以前往仁智宫谢罪，并派李元吉买通后宫四妃和外朝封伦表里配合, 内外游说。结果事情不了了之，只把东宫王珪、韦挺、杜淹等人当作替罪羊流放，以减轻太子的罪责。武德九年，李渊还准备贬责李世民，由于陈叔达等人谏阻，没有实行。武德九年，李渊接受李建成的建议，派李元吉为帅，取代李世民，征调秦王府骁将秦叔宝等武将，又挑选秦王府精兵骁勇，供其调遣。李渊还和自己的近臣裴寂等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这个儿子（指李世民）执掌兵权久了，在外专制，被那些读书汉（指房、杜等文臣）教的不像是我以前的儿子了。”这些事情说明李渊一直在打击和削弱秦王势力，目的是维护太子的地位。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李渊的态度是在微偏李建成的前提下相对中立的。李建成是嫡长子，李渊吸取了隋朝废长立幼的教训，对于太子建成他是比较维护的，当然从各方面来讲，李建成这个太子还是合格的。可也应看到，虽然李渊做了许多维护太子地位的事情，但他对李世民的功劳、才干也是看在眼里，同样是自己的儿子，他也不愿意过于损害秦王利益，所以对李世民的打击并没有损害其根本，否则也就不会有玄武门之变了。而且李渊对李世民一直是有功必赏，武德元年，李渊任命李世民为陕东道行台、尚书令、武德二年为大将军，总管九州军事，到武德四年任其为天策上将，位在诸王之上，武德八年为中书令，使李世民不仅拥有军权，而且拥有行政权，位居宰辅。其权势之大，是无人可与比拟的。当然，这与李世民立下的不世功勋密切相关，可是李渊是何等样人，作为大唐的开国皇帝，雄才伟略，他不会不知道兵权的重要性，他把兵权交在李世民手上，使李世民能够与李建成分庭抗礼，说明他在政治上是在找一个均衡，他知道两个儿子都不是省油的灯，保持中立，无论谁最后胜出，他都会有一个很好的结局，隋文帝的悲剧是李渊不想重演的。所以当玄武门之变后，他顺理成章的成全了李世民，做了淡出权力中心的太上皇。 事实证明李渊是明智的，李世民即位之后对李渊非常好，其实李世民对李渊的这种态度是理解的。史载: 贞观八年3月，李渊宴请西突厥使者,李世民流着泪对李渊说:“百姓安定,四夷都来归顺,都是因为我能遵奉您的旨意，哪有我的功劳!” 于是李世民与文德皇后轮流给李渊进御膳, 并献上御衣物, 一家人甚是融洽。这一年,李渊还在长安城西阅兵,并置酒于未阳宫,朝中三品以上官员都来侍奉。李渊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 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 高兴的说:“胡、越一家,这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事啊！”李世民捧杯向李渊祝寿说:“儿臣早年蒙您慈训,教我以文道；后高举义旗,平定京都。又因为您睿智决断，相继平定薛举、武周、世充、建德，三数年间,一统天下。正是由于您对我慈爱恩宠,我才能担当如此重任。现在上天垂青，四夷来附。这哪是凭借我的智力,都是您的圣裁决断。”李渊听了很高兴, 群臣皆呼万岁, 宴会到深夜才结束。此前，李渊听说擒获了颉利可汗，感慨的说: “汉高祖被困白登,不能报仇；现在我的儿子能灭突厥, 看来是我托付得人,还有什么可忧虑呢!”他召李世民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酒酣,李渊自弹琵琶,李世民则起舞助兴,公卿大臣赶忙站起为李渊祝寿，父慈子孝，其乐融融。还有一次，李世民与李渊在大安宫饮宴，李世民与皇后向李渊献饮膳及服御之物。宴会后，李世民亲自为李渊抬轿至殿门,李渊不许,命太子替代。在李渊生病后,李世民整日忧虑，博求医术,祈告明灵,态度极为恳切。后李渊病愈，李世民特降诏赐物天下。李渊去世后,李世民执丧超过了礼数,面容憔悴，久疏朝政，文武百僚都不知该怎么办。所有这些说明李渊的晚景是幸福美满的。我们不妨假设: 如果李渊不是中立,而是旗帜鲜明,毫无保留地维护建成太子地位又未采取有力措施而酿成宫变结局,那么,李渊后来还是否会有令人称羡的晚景是大可怀疑的。 （三）李世民与玄武门之变 在分析了李建成其人和李渊的态度之后，让我们看看玄武门之变的真正主角李世民是怎样发动这场彻底改变初唐政局的宫廷政变的?是否真是史书中说到的被迫自卫，还是早有预谋?又为什么选择玄武门作为发动政变的地点?我们来一步步揭开玄武门之变的真相。 一、功高盖世，觊觎皇位 前面我们提到，李建成不失为一个出色的储君。可是历史偏偏给他安排了一个更加优秀的弟弟，李世民自幼就聪睿过人，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少年的世民在祖辈尚武精神的影响下，喜欢骑射，而且臂力过人，所射的箭比普通人的要长一倍，可以洞穿门阖。在自身的努力下，小小年纪，就能百步穿杨，箭无虚发。隋末的大动乱，正好给了他大显身手的机会。从李渊晋阳起兵到长安登基这段时期，李世民屡立战功，功在建成之上。李渊登基后按照“立嫡为长”的惯例，立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李元吉为亲王。但世民功大，李渊又任李世民为尚书令，使其名义上做首席宰相，当时这不失为一个两全之策，使李建成与李世民两兄弟都感到满意，不会产生太大的矛盾。可是后来由于唐统一战争的需要，李世民常常要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出去征讨割据势力，军功日大，就使他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这种平衡随之打破。《旧唐书·王知远传》载：在平东都时，李世民与房玄龄私访道士王知远，王知远看到秦王，大为惊奇，断定他日后要做“太平天子”，李世民非常高兴。可见他早就萌生了做天子的念头。 二、蓄势待发，准备夺权 要想夺权成功，成就一番帝业，没有自己的班底和根据地是不行的，李世民深谙此理。武德四年，在攻克洛阳以后，李世民以修整兵马为由，迟迟不愿班师。其实，身为军事家的李世民深知洛阳的重要性，几朝古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且地处中原，有利于联络山东、河北、河南势力。所以他趁机加紧在洛阳经营自己的势力，一方面分散钱帛美女给诸将，对将领进行拉拢，还派房玄龄四处网罗人才，扩大秦王府的队伍；一方面派温大雅镇守洛阳，一旦有变则便宜从事。这样以洛阳为中心的地方势力形成了。到统一战争结束时，在战争中涌现出的一批骁将，如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张世贵、段志玄、屈突通、李孟常、翟长孙等都被李世民笼络为心腹。虽然唐初人才缺乏，秦王府好多文武官员都调到别处为官，但李世民从不推荐这些人到外地任职，把他们统统留在秦王府。除了自己招揽人才外, 李世民还展开同李建成争夺人才的斗争。武德四年, 李世民建议开办文学馆,招收四方之士,名义上是同文人讨论儒学经义,实际上以此做掩盖,储备人才,积蓄力量。洛阳平定时,名士杜淹欲投靠李建成,李世民得知,急忙将他招进文学馆,后来,杜淹积极参与李世民的夺权之争。李世民还收买李建成的近臣王晊,又买通掌管玄武门的将领常何及敬君弘、吕世衡等以为内应。与此同时，李世民还在朝中和后宫寻求更多支持。经过努力，朝中萧瑀、陈叔达站到他的一边。武德九年，李渊对李世民不满，将要加以贬责，陈叔达力谏乃止。李世民还派王妃长孙氏在宫中活动，贿赂嫔妃，尽力弥缝。玄武门之变时，长孙氏曾亲自上阵，事成后，她又帮着李世民慰勉将士。正是因为长孙氏的识大体、顾大局，所以李世民一生都对长孙皇后非常尊敬。 对于李世民的所为，他的文臣武将是深知其心意的。如果说李世民不甘心做藩王，这些人更不甘心只做秦王府的潜邸小臣。既然选择效忠秦王，他们就只能帮助李世民夺取政权，自己的利益才能的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和保障，否则夺权失败，不仅秦王，他们也会成为太子党的桌上鱼肉。所以房玄龄、杜如晦等谋士极力劝说李世民尽快诛建成、元吉以承大业。文臣如此，武将更是如此，尉迟敬德等主张大义灭亲，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甚至故意激李世民，说如果我们的建议您不采纳，我们就找草泽隐蔽起来，不在您身边服侍了。可以说，李世民的成败直接与这些文臣武将的利益挂上了钩。其实李世民何尝不想立刻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只是他认为时机还未成熟，但他很赞同这些部下的主张，史载“太宗然其计”，加紧政变的准备活动 三、玄武宫门，喋血推刃 以上事实表明，李世民的夺权不是被迫，而是蓄谋已久。所以玄武门之变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就在李世民等待最佳时机的时候，一件事迫使他提前动手，前面提到，武德九年五月，突厥数万骑叩关来攻，按照惯例，应由李世民率军出战，但李建成却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和罗艺出征，李渊答应了，李元吉立即要求征调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咬金、段志玄等同行。这实际上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向秦王府发难的信号，可是李渊“知其谋而不制”。 面对这种情况，李世民马上派长孙无忌将已被驱逐出秦王府的房、杜召回，让他们穿道士服, 潜入秦王府计事，同时通知程咬金火速赶来准备密议政变。此时，李建成与李元吉也在加紧准备，下朝后他们便密谋于东宫，李建成说：“既得秦王精兵，统数万之众，我和秦王到昆明池设宴为你送别的时候，令壮士将其杀死，就说暴卒，皇上没有不信的道理，尉迟敬德等既然被你掌控，将其坑杀，谁敢不服!”不成想这个密谋被李世民在东宫的卧底太子率更臣王晊知道，告密于李世民。李世民闻讯，当机与众谋士武将商议，决定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建成和元吉。经过周密策划，他们决定在玄武门伏杀二人。 玄武门即宫城北门，宫城包括太极宫、东宫和掖庭宫，太极宫是唐初政治中枢，其南边是皇城，东西两侧有东宫和掖庭宫，都比较安全，惟独北边与旷野相同，且地势较低。因此太极宫北边的玄武门就显得极为重要。若玄武门失守，太极宫便处于危险的境地。玄武门的得失事关宫城和皇帝的安危，所以驻有重兵把守，如果没有内应，在这里发动政变是不可能的。同时这里也是出入禁中的咽喉要道，平常只有李家兄弟和大内宫妃、宦官从此出入。李世民及其谋士之所以选择玄武门作为政变的地点，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秦王府的兵力在京城不及东宫和齐王府的兵力，直接进攻东宫和齐王府成功的把握性不大；二、玄武门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入后宫的必经之路；三、玄武门守将之一常何早在武德七年就被李世民收买为心腹，只要在常何当班的时候诓建成和元吉入玄武门就可以关门打狗，容易取得成功；四、玄武门直通李渊寝宫，事变后可以立即控制李渊，挟天子以令诸侯。 六月三日，李世民密奏建成和元吉“淫乱”后宫，李渊不知事态真相，决定次日召建成和元吉问个明白。六月四日，玄武门常何当班，天不亮，李世民就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咬金、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世贵等伏于玄武门内。李建成和李元吉早早就被李渊召唤。二人走进玄武门，走到临湖殿的时候，忽然感觉情况不对，立即调转马头，准备返回东宫。李世民从后面呼唤二人，这时二人明白不妙。李元吉张弓向李世民连射三箭，可是由于事出突然，元吉难免惊恐，三次都没有将弓拉满，所发之箭没有伤到李世民分毫。说时迟，那时快，擒贼先擒王，李世民趁二人惊魂未定，张弓直射建成，前面提到，李世民臂力惊人，射箭可洞穿门阖，且箭术精准，只一箭就将李建成射死。这时，尉迟敬德率七十余骑赶来，又将元吉射落马下，但伤势不重。李世民催马追赶元吉，不想被树枝挂落，李元吉扑上来夺下李世民的弓箭，用双手扼住他的喉咙，以李元吉之力，须臾之间就可掐断他的喉咙。千钧一发之际，尉迟敬德骑马大呼而上，李元吉这才丢开李世民逃向武德殿，尉迟敬德张弓将其射杀。玄武门的情况很快传往东宫，东宫和齐王府的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将领闻知玄武门有变，立刻带领人马赶来。李世民命大将张公瑾闭门拒战，但秦王心腹玄武门将佐敬君弘、吕世衡大呼死战，被冯立所杀，情势十分危急。关键时刻，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级以示宫、府兵，众人四散奔逃。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大获全胜。 而这个时候，李渊还在宫内的海池上泛舟游玩，李世民命尉迟敬德前往后宫“宿卫”，实际上就是让李渊知道事变结果，威逼其承认既定事实。尉迟敬德披甲持矛直至海池，口气强硬的向李渊奏报：“秦王因太子、齐王作乱，已举兵将其诛杀，恐惊动陛下，特地让臣来宿卫。”李渊听后大惊，问计于裴寂、萧瑀、陈叔达等人，裴寂没敢表态，萧瑀、陈叔达进言说：“建成、元吉本来心怀异心，嫉妒秦王功高望重，现在奸谋败露，秦王已经将他们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如果能立秦王为太子，委之国务，岂不省心！”李渊毕竟是老谋深算，答应的很爽快，说道：“好的很，这正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立即亲笔写了敕书，命令诸军听从秦王号令。大局已定，李世民赶来与李渊见面，父子俩抱头痛哭。李渊随即颁发诏书，立秦王世民为太子，建成、元吉十个儿子均以谋反罪处死。 两个月后，李渊宣布退位，成为安享晚年的太上皇。李世民正式登基，改元贞观，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玄武门之变，改变了李世民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我们不必因为李世民杀兄诛弟逼父而过于苛责。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统治者他是合格的，正因为他的出现，才开启了“贞观之治”，为近三百年的大唐王朝奠定了基础，也使唐朝主宰的中国成为当时世界盛极一时的东方大国，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巨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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