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县文物及古遗址考察散记

作者：罗卫东|田佐    文章来源：陇南政协网    点击数：6519    更新时间：2009/6/10

一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其对中国后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的影响意义深远，但秦人的来源、早期生活以及发展壮大的历史，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历史谜团。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祖先发祥地在“西垂”，都邑为“西犬丘”，但“西垂”、“西犬丘”究竟在何地，千百年来一直探究不清。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甘肃礼县盐关、红河一带发现了著名的青铜器“秦公簋”，引起世人的关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礼县县城东十三公里的大堡子山及其附近的圆顶山，发现了大规模的秦人墓葬群，出土铜器、玉器、陶器、石器、金器、骨器、漆器等大批珍贵文物。这些墓葬和文物，被专家确定为早秦墓葬器物，从而确定大堡子山秦陵为秦人第一陵园——西垂陵园。2001年7月大堡子秦公墓地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垂陵园的发现，为寻找秦人早期都邑，探索秦文化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据新华社报道，“这项考古的发现意味着秦朝虽然定都陕西咸阳，但甘肃礼县的西垂陵区才是秦文化的发祥地”。这一发现，震惊了国内外考古界和学术界。     为进一步了解西汉水流域历史文物的状况，加深对陇南历史文化的认识，经领导安排，十月上旬至中旬，我们前往礼县，在西汉水流域的红河、草坝、盐官、白环坡、永兴、燕河、城关、祁山、石桥、江口、龙林等地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文物和古遗址情况考察，收获颇丰。通过考察，我们深切感受到了礼县古文化的厚重，其分布范围之广、文化层次之厚、文物价值之高，令人震惊。 礼县的文物及遗址十分广泛深厚。按考古年代划分，既有仰韶文化、齐家文化、大地湾文化、寺洼文化时期的属类，又有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属类；按器物质地分，既有玉器、石器、骨器，又有金器、铜器、铁器、陶器、瓦器等；按器物的纹饰分，既有原始的绳纹、鱼纹、简单的符号，又有精美的图案和漂亮的文字；按器物的用途分，既有祭祀、生产、生活用具，又有兵戎、仪仗用器，器类十分丰富，时间跨度自先秦至元代，达数千年。     在礼县博物馆，我们参观了秦西垂陵园文物陈列室，观赏了美伦美奂的圆顶山秦贵族墓葬出土的近百件文物。在文物修复室，我们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精心绘制和复原出土的陶器、玉器。据介绍，礼县博物馆收藏的文物在三千件以上，其中一组九件套的秦编钟，数千年过去了，钟身虽然锈迹斑斑，但仍完好无损。整套编钟造型精美，显示出极高的铸造水平，纹饰繁复高贵，隐隐约约还铸有铭文，令人叹为观止。据介绍，这套编钟可与著名的曾侯乙编钟媲美，目前是国内发现的惟一一套九件一体的秦青铜编钟。除编钟外，还有造型精巧的青铜车、七件一套的青铜鼎、六件一套的青铜簋、精美的一对青铜大方壶和鎏金镂孔铜柄铁剑等国宝级文物，都极其罕见，价值不可估量。该馆收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在全国同级博物馆中，位列前茅，让人惊讶！     在考察期间，我们还走访了部分民间文物收藏爱好者，观赏了许多难得一见的文物珍品。     在W先生家中，有一个三间房面积的贮藏室，放置着六个博古架和两个玻璃柜，摆满了各种陶器，有仰韶文化的红陶、灰陶、彩陶及大量寺洼文化的典型器物“鞍口罐”。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一套从战国到汉代的完整厨灶，从其纹饰和雕刻的食物品种，可以帮助我们考证当时人们的食物种类和农耕文明的发育程度。还见到了一株一尺多长籽粒饱满的谷穗(又称粟、小米)，据称来自大堡子山秦人墓地，该墓被掘时发现陶罐中有大量谷物种子，保存如新，被掘墓者随手抛洒，后来在该地长出一大片谷子，埋在地下并历时2000多年，仍能发芽结籽，故极具研究价值。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从战国到汉代马、牛、羊等陶质牲畜，可以想见当时西汉水流域畜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繁荣程度。     L先生的收藏主要是陶器和瓦器，也有少量玉器、石器、骨器，还有先民们曾使用过的贝币，总量达1000多件。我们随意翻检放置在柜中的东西，发现有两个椭圆形陶器，器体长约15公分，弧宽5公分，一个上刻鱼形图，边缘饰鹬衔鱼形图；一个上饰棱形纹，与总图形为棱形图案的镂空图案相间错。两个器物均内空，装有砂粒，摇晃时“沙沙”作响，我们疑为古代巫师祭祀时使用的法器，实属罕见。据L先生称，一个出土于商墓，一个出土于汉墓，诚如是，则为研究我国祭祀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     在Z先生家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精美的陶器、石器。Z先生对先秦文化颇有研究，已在有关刊物上多次发表研究文章。其藏品数量不多，但多具特点和代表性，并皆注明了出处。其中有一陶豆，是原始人类的祭天器，出土时共一组七个，象征北斗七星。由于价格高，他只收藏了一只。还有一个石钺，上刻“九地堆□”四字，字体猷劲，笔法接近石鼓文。近年，有学者考证，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范篆字的石鼓文出于秦襄公，而此石钺文字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订，都应是石鼓文的雏型。Z先生认为，半坡、大地湾仅仅发现了十几、二十个记事符号，已震惊考古界，而礼县同期器物中此类符号已发现不下八、九十个，远比半坡和大地湾丰富。如果此类符号被视为文字雏型的话，西汉水上游亦应是汉文字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在J先生家中，我们看到一个被砍去头颅、腹部隆起、以脐为口、双乳为目的陶俑，疑为“刑天”形象。刑天是神话人物，因和天帝争权，失败后被砍头，葬首常羊山。但他不甘屈服，以两乳为目，以脐为口，舞大斧仍然以战。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云“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但除《山海经》图外，尚未见其他画象或塑象的记载，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有学者以刑天为西汉水流域之仇池古氐人首领，尚未得到学界的认同。今此造型一出，应当为西汉水流域为“刑天故乡论”的重要佐证。     我们在M先生家中，见到了更多稀世文物。M先生是很有见地的收藏爱好者，已在多家刊物发表论文， M先生收藏的文物品种繁多，且各具代表性。其中在商、周和秦汉时期的一些器物上，有大量的铭文，虽然尚未全部辨释，但其已知内容已让人惊叹。在一块青铜器残片上，有八十余字，字形十分规整，字体近小篆，上有许多“先王”、“子孙”之类的记录，是秦史研究的重要资料。M先生收藏有数十件从石质到铜质的兵器，包括矛、戈、钺、剑、弩机等，皆有铭文，上始西周，下讫秦汉，是不可多得的瑰宝。据M先生讲，他收藏的先秦时期铭文器和铭文，比甘肃省博物馆的收藏还丰富。     我们走访的仅仅是一部分文物收藏爱好者，相信民间的收藏数量远在我们亲见者数倍之上。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亦以为，礼县历史底蕴十分深厚，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历史博物馆，期待有更深层次的保护、开发和发掘。     我们又先后对天水关、姜维堡、木门道、天台山、王家东台、妙胜院、十二连城、龙池湾、古卤城、大堡子山、圆顶山、高寺头、门克新故里、王仁裕神道碑、铁笼山、翠峰山、赤土山、鸾亭山、西山、赵世延家庙碑、西山碑等古遗址和古遗存进行了详细考察。通过考察，我们对礼县文物乃至陇南先秦史有了更新的认识。     二OO四年三月份以来，由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陕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西北大学考古系共同参加，组成了阵容强大的联合考古队，围绕早秦文化遗存，在礼县境内的西汉水上游地区展开了大规模考古调查。计划用6年时间，实施“秦早期都城、陵墓和早期秦文化调查、发掘”项目，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开秦人族源、发展和变迁，秦文化遗址分布规律，秦与周、戎及中亚古代民族和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等多年来困扰学术界的问题，考古界称之为“秦人探源”工程，备受国内外各界关注。经过近三年来的调查发掘，截止目前，共发现各个历史时期的古遗址98处，新发现70处，在调查的47处周代遗址中，以秦文化为主的有38处，并通过分析，确定了以六八图——费家庄、大堡子山——永坪赵坪、石沟坪——西山遗址为主的三个早期秦文化中心圈。考古专家们说“礼县境内荒凉的山沟蕴藏了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中国国家博物馆梁云博士语)。这些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对甘肃东部史前文化的认识。     在西山，我们看到了长约十多华里的先秦城墙遗址,看到了联合考古队已发掘的村落遗址。据有关学者称，西山城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到目前为止共发现墓葬800座、房屋基址7座、灰坑94处、窑址3处、古道路2条，这里应是先民们活动的重要基地，有可能是西周和东周时期秦人的一处中心聚落遗址。这也是考古界首次发现的大规模的早期秦人的聚落遗址。考古调查还发现了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和早于齐家文化早期的史前遗址，包括灰坑64处，墓葬3座、陶窑8座、房址7座，这些遗址的发现有望建立起甘肃东南部地区史前文化的序列，对于研究甘肃东部、宁夏、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史前文化面貌与交流提供了新的考古材料。     鸾亭山是礼县城北一名险峻的山峰，历史上以“鸾亭瑞雾”而闻名，夏秋时山顶若有云雾升腾，县城则会降雨，有诗赞云“山岫连云增瑞霭，崇朝沛雨济苍生”。联合考古队在这里发现了一座面积约2500平方米的大型汉代祭祀遗址。遗址由山顶祭祀台和山腰的夯土台组成。在遗址中发现大量玉器。该遗址还发现大量墓葬，灰坑和夯土遗址，可知此地在周代就有人类居住，到了汉代成为一个专门的祭祀场所，据史书记载，秦襄公建有“西畤”，秦代“祠如其故，上不亲往”(《汉书·郊祀志》)，西汉时继续沿用。这里出土的玉器组合完整，为研究汉代郊祀用玉及相关礼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大堡子遗址到目前为止共发现各类遗迹699处，除少量齐家文化遗存外，主体为周代城址、城外墓地和居址。在山上，我们恰巧遇到北京大学考古队正在施工。在施工现场，赵化成教授告诉我们：大堡子山西垂秦陵潜力仍然很大，目前，已发现了城墙遗址，城内面积约25万平方米，城区平面大致呈长方型，北城墙长约250米，东、西城墙长约1000米，南城墙尚未发现，现有小路横贯东西城墙正中，考古队正在勘探城门遗迹。城内遗址主要有秦公大墓、祭祀坑和房屋基址及一些中小型墓。已发现26处夯土建筑基址，其中的一处大型建筑基址南北长102米，东西宽17米，中间有17个直径约1米的大型柱础基，证明该建筑为大型宫殿式建筑，时间约在西周晚期春秋初期。同时，在原大墓附近，又发现了祭祀坑和器物坑，在器物坑里出土了包括8只甬钟、3只大钟的一套编钟，一套石磬，另有3件造型精美的铜虎，在一座春秋中晚期的墓葬中发现铜鼎3件、簋1件及陶豆、陶罐等，另有殉狗、铜铃、石圭等物。赵教授说，这只是阶段性成果，估计还会有重大发现。赵教授是国内著名的秦汉史专家，他的一席话，给我们描绘出了古代大堡子山地区的繁荣。最后，赵教授肯定地说：根据现有材料判断，西垂宫应该就在大堡子山或大堡子山附近。     专家们无不为这次新的考古发现而惊叹，认为现在的开挖只是冰山一角，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史学意义之深远，“可以与秦兵马俑、长城相媲美”，而且“有申报世界十大奇迹的可能”。(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王建新语)。因为此次发现表明，大堡子山遗址不只是单纯的墓地，而是有大型居址、秦公墓地、高等级建筑和器物的城址。同时，大堡子城址和附近的圆顶山贵族墓地、西山城址、盐土崖贵族墓地等一批时代接近的重要遗址，共同构成一个规模很大、等级很高的遗址群，而大堡子山位居中心，可以推测，这里是秦人早期的一处重要都邑，不排除就是“西犬丘”的所在，这是我国早期秦文化考古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填补了国内外对于秦早期研究的空白。     从目前考古发掘情况来看，礼县所在的西汉水流域上游，在一个并不大的范围内，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址和文物遗存通古贯今，中原文化和氐羌文化交错并存，互相叠加，十分罕见。特别让人感到震惊和难以理解的是：在这些文化互见中，专家们发现了一个在全国绝无仅有的现象，即“仰韶文化”(中原文化)和 “寺洼文化”(氐羌文化)在同一区域“交汇”，两种文化的兴盛和互见现象，表现出了当地当时极其繁荣的社会景象。专家们对这种文化交汇现象感到非常惊奇和兴奋，认为“在秦人建国之前，在这里可能出现过当时历史条件下空前的民族大融合”。为此，有关人士建议设立陇东南秦早期文化研究项目，这既是一个重大考古学术项目，也是一个重大的文化项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专家们还认为，随着考古的深入，在未来的时间里，他们的发现将会给考古界乃至整个世界带来难以想象的惊喜，甚至有可能改写中国古代历史。在陇南9县(区)中，礼县古遗址、古遗存最多，历史文化资源最为丰富，文物管护任务也最为艰巨。多年来，礼县努力加大对文物的管护和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力度，如修建了博物馆，成立了文物管护队。在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成立了“礼县先秦暨三国文化研究会”，邀请全国各地有关专家学者召开了秦西垂文化研讨会，还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了《甘肃省礼县秦西垂陵区铜器特展》，编纂出版了《礼县金石集锦》、《秦西垂文化论集》、《秦西垂陵区》、《礼县文史资料》丛书等，展示了礼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提高了礼县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在历史资源开发方面，礼县也有了思路，计划加大秦西垂陵区的保护与开发，以再现秦第一祖陵昔日的原始风貌。2002年3月，礼县政府委托陕西省文保中心古建筑设计研究所，对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园遗址的保护与开发进行了规划。但是，要落实这个规划，目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加大打击盗掘之风的力度。众所周知，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园的发现起始于当时猖獗的盗墓狂潮，其严重后果曾引起国内外学者及各级领导的严重关注。之后，当地政府采取严厉措施，对盗墓者进行了坚决打击，盗墓之风才有所收敛。但是，由于巨大利益的驱动，盗墓之风并没有完全杜绝，“要得富，挖古墓，一夜能成万元户”，近年来，礼县仍屡屡传出古遗址被掘、古墓葬被盗、文物外流的消息。据知情者称，2003年以来，石桥镇瑶峪村墓地连续被盗，出土青铜器数十件，全部流失外地。联合考古队在西山坪发掘村落遗址，夜晚雇人看守，看守者竟被盗墓分子刺伤，报案后不了了之。正在大堡子山主持考古发掘的北京大学教授赵化成忧心忡忡地对我们说：“我们最怕盗墓贼来抢，我们无力自保”。据悉，现在的情况是，考古队在前山挖，盗墓贼在后山挖；考古队白天挖，盗墓贼晚上挖。胆大妄为，气焰十分嚣张！     在考察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令人忧虑的新情况，即文物“劫掠”和转移情况异常严重。目前，各地开发历史文化资源已成热潮，由此而引起的争夺历史文化资源的现象也日趋激烈，并已成为文物流失或转移的新动向，这种情况在礼县也十分突出。大堡子山附近曾连续出土四个刻、铸有“天水” 字样的青铜鼎，在草坝乡也出土了明确记载“天水湖”的宋代石碑，许多学者因此认为，“天水”地名源于西汉水一带。于是，天水有人出高价收购礼县民间“天水家马”鼎，欲伪称其为天水所出。并又拓印草坝“妙胜廨院”石碑，仿刻立于天水某寺院。同时，天水某地还伪造了明朝重臣门克新(今礼县石桥镇瑶峪村人)故居。另外，四川一些文博部门也在礼县大量收购寺洼文化文物，甚至水磨、旧家俱、旧农具也在收购之列。     文管人员反映，管护经费不足，力量不够，是目前礼县文物管护方面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在王仁裕故里石桥镇斩龙村，我们看到省级重点保护文物《周故少师王公神道碑》(即《王仁裕神道碑》)孤独地站立在粪堆中，任由日晒雨淋，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同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的《雍古氏家庙碑》(即《赵世延家庙碑》)，也被民居包围，道路不通，难得一见；西山上有一通记载礼店千户所重要史料的石碑，经过几个小时的艰难寻找，我们终于在荒草中寻到，但碑文字迹漫涣，无法释读，而据目击者说，三年前还能清晰地看到字迹。由于资金困难，文管部门无力收购、收藏出土文物，无力维修古遗址和进行文化资源的调查和开发，仅有的文物管护队也因经费紧缺而难以正常活动。一方面文物大量出土，一方面文物又大量流失，令人感到十分遗憾。异常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对于经济的振兴和社会的进步，有着难以估算的能量和潜力。资源就是生产力，特色就是竞争力。加强对历史文化资源的管护、开发、挖掘和利用，能够有效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繁荣。 开发历史文化资源，首先要抓好对文物的管护，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要把文物管护提高到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高度来认识，健全管护机构和管理机制，尤其要加强文管队伍建设，大力提高文管队伍的素质，要给文管部门配备有专业特长并热爱文管工作的专业干部，进一步增强文管队伍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     对于文物管护和开发经费问题，鉴于礼县属国扶贫困县，加之文物量大面宽，保护任务十分繁重，仅靠县上财政是很难解决所需资金的，因此要建立政府投入、社会筹资、银行借贷、个人赞助、海内外捐赠的多渠道、多层次的经费投入机制。特别是要抢抓机遇，争取到中央和省、市有关项目经费的支持。与此同时，要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制定优惠政策，为多形式筹集资金创造条件。通过多方集资，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创造良好的文管工作条件，进一步加大文物管护和开发利用力度。     礼县经济欠发达，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却得天独厚，具有其他地区无法可比的独特优势，既是优势，更是潜力，大有文章可作。除应继续抓好秦西垂陵园等“大手笔”的立项开发外，还应放宽眼界，挖掘开发其他方面的文化资源，如民歌民俗、风物景观、古迹名胜、红军遗址等等。特别是“三国文化”资源的开发，还大有潜力可挖。总而言之，礼县历史十分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山川奇特多样，民俗绚丽多姿，可供挖掘的东西很多，只要我们不断更新观念，以干克难，求真务实，持之以恒，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礼县的历史文化的管护、开发和利用一定能够出现一个新局面，也必定能够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