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福建漳浦黄玉磐
纵观史书，姓氏书和谱谍，历代史家学者对黄氏族源问题，诸说不一。历史上较有影响的几家见解，分别归类于下：
1、“黄，出自陆终之后”。南齐王俭《姓谱》、唐林宝《元和姓纂》、宋郑樵《通志·氏族略》力主此说，以及《百家姓》、《广韵》、清《百家姓考略》、今《百家姓新注》、台湾《中华姓府》、闽、粤、台和东南亚黄氏族谱多此说。
2、“黄，出自金天氏台骀之后”。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力主此说。
3、“黄氏出自高阳氏和金天氏二元说。明宋濂《宋学士集》、清道光武威张澍《姓氏寻源》力主此说。
鉴于各家见解，不论对河南潢川之黄，还是山西汾水之黄，或是湖北汉东西黄，都称“受封于黄，以国为氏”，都认为是天子“赐土命氏”，但究竟因何赐土，因何命氏，各家都末能提供详实可信的具体资料，是非末辩，至今仍成为末破译的千古之迷。黄氏族源问题自然成为历史上百家争鸣的研究课题。
眼下单纯凭借这类志书、姓氏书和谱谍所提供的资料从事研究，显然有很大局限性，务必根据文献典籍所载。在正确理解古汉语原始涵义的基础上，从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等多门科学中，探索研究史前原始族群的形成，原始宗教信仰的图腾崇拜，母系氏族社会婚姻制度的演变，氏族之间结亲联盟血缘关系转化等错综复杂关系中，梳理出黄氏族源之由来，繁衍迁徙和黄国的建立等等，以考证黄姓血统的根源。
一、黄姓之由来
黄姓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第八大姓。黄氏先族黄鸟氏是古老的氏族，探讨黄姓族源的由来，必须先探讨中华民族姓氏的来源。历代研究姓氏来源的主要历史依据是《左传》。
《左传》：鲁隐公八年，无骇去世，羽父为他请求谥号和族氏。隐氏询问众仲有族氏之事。众仲说：“天子建德，因生于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南宋郑樵说：
“凡言姓氏者，皆本《世本》、《公子谱》二书。二书皆本《左传》，然《左传》所明者：因生赐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谥、以官、以邑五者而已”（《通志氏·族序》）。
所谓“胙土命氏”，就是说：天子分封诸侯、贵族或功臣食邑，并命以其“字、谥、官、邑”名称，作为其后代子孙的姓氏。如：“以字命氏”：鲁隐公命以无骇的
“字”，作为子孙族氏，称为“展氏”。“以谥命氏”：如：“戴氏出自子姓，宋戴公的子孙，以祖父谥号（戴公）为姓，称为戴氏”“以官命氏”：如“史氏出自
周太史佚之后，子孙以祖父官名（太史）为姓，称史氏”，“以邑命氏”：如“卢氏出自姜姓。齐文公曾孙傒为齐正卿，食邑于卢，子孙以卢为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随着人口的增长，国家的发展，诸侯、贵族的分封，派系逐渐增加，以“字、谥、官、邑”四种命氏，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后世逐渐加以扩充，至东汉王符说：“或传本姓，或氏号、邑、谥（如王孙公孙），或氏于官（如司马、司徒），或氏于字（如孟孙、叔孙），或氏于事（如巫、L（隐、占卜）、匠、陶），或氏于居（如东门|、北郭），或氏一于志（如三马、五鹿）”（《潜夫论·志氏族》）。除“传本姓”外，扩充到十种。至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所辑录的命氏种类就增加到三十二种。以上所说的都属于“胙土命氏”的族氏来源。
黄氏先族是远古氏族，其族氏来源不是属于史后“胙土命氏”的范畴，而是属于史前的“因生以赐姓”。东汉王充说：“古者因生以赐姓，因其所生赐之姓也”（《论衡·诘术篇》）。而史前各氏族究竟因何而生？因何赐姓？据《春秋*公
羊传》：“古者圣人皆无父，母感天而生”。就此说问题如查录有关史志所载：传说“女登感神龙生炎帝（《春秋战元命苞》）。“附宝感北斗生黄帝”（《史记正义》）。“女节梦星虹生少昊”（《竹书纪年》）。“颛顼母感星光而生颛顼”（《史记索引》）。“庆都与赤龙合婚而生伊耆（尧）”（《初学记》）。“握登感
枢星而生重华（舜）”（《竹书纪年》）。这此神圣的始祖母与自然界生物交感而生子，似乎是无稽之谈。若透视这些神话中迷雾，便可揭开原始母系社会蒙昧野蛮时代，原始族群穴居山林，搜狩为生。男女混居，血统群婚的奥秘。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庄子·盗跖》）。这时“古者圣人皆无父”之说，就不感到荒唐可笑。
因何赐姓？王充说：“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契母吞燕卵而生契，故殷姓曰子；后稷（弃）母履大人迹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契母吞燕卵而后契，故殷姓曰子；后稷（弃）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论衡·奇怪篇》）。从文字学分析，许慎说：“姓，从女从生”（《说文解字》）。如禹母吞薏苡，“苡”去“艹”加女旁，作“姬”姓；契母吞燕卵，卵孵化出子，为“子”姓；弃母履大人迹，“迹”从足亦声。亦与叵（颐）同音，借音寓意，“叵”加女旁，做“姬”姓。
1、黄，因生以赐姓
史
学家吕振羽说：“在原始社会某原始群团猎取某种生物为其食物的主国来源，因而被其他群团称为某种生物的名称”（《简明中国通史》）。黄氏先族群团猎取黄鸟（黄莺、或称黄鹂）为主要食物，后来由于生产工具进步，猎取更多样食物，便觉得原来常食的黄鸟会唱歌跳舞，是精灵可爱的吉祥物，便产生崇敬的感情，于是禁
止捕吃黄鸟，逐渐认为黄鸟是自己的祖先化身或转世而来的，相信它有超自然的神力，会对本氏族全体成员起保护作用，尊崇为守护神，这样黄鸟便成为黄氏族群崇拜的图腾。其他群团便称呼黄氏族群为“黄鸟图腾”。如“食蝉的舜的先族，便被称穷蝉图腾；食三青鸟的西王母群团，便被称为三青鸟图腾”（《简明中国通史》）。
1963年—1979年，山东省莒县陵阳河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尊”，高60厘米，刻画着“阳鸟负日飞行图”，据碳—14测定，约为公元前三千年遗物。距今约五千年前，创造大汶口文化的是各支鸟氏族，崇拜鸟，以鸟为图腾。那负日飞行的“阳鸟”，正是氏族奉祀的图腾。
中华各民族都有图腾崇拜。如：“满族、朝鲜族为鹊较腾，维吾尔族为狼图腾，藏族为猴或海狗图腾，蒙族为苍色狼或白色鹿图腾……东南沿海地区百越族各支有对蛇的图腾崇拜……
苗、瑶、畲、水、侗、僮等各族都奉盘瓠（狗）为图腾”（《简明中国通史》）。
“图腾”，是美洲印第安语音译，其本义指原始社会族群，认为与本氏族有血缘关系的某种动物或自然物，就为本氏族或部落的图腾，摆在祭坛上奉祀，或装饰在旗帜上，为本氏族的族徽和血缘标记的姓氏。恩格斯说“摩尔根《古代社会》：在美洲各地土著中，所有的氏族，都是以某种动物或无生物命名，从没有以个人命名的。如在新墨西哥的摩基村的印第安人中，氏族成员称他们就是本氏族命名的那种动物的子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与远古中华民族各氏族姓氏来源完全一样。
黄氏先族就是以黄鸟图腾的名称作为本氏族的姓氏，称为黄鸟氏。如《诗经、商颂、玄鸟》诗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的父系祖先是契，契的母亲简狄吞燕卵而生契。所以说：商出自玄鸟氏，也是图腾名称为姓。又如“黄帝先族有虫乔氏，黄帝少典之族有熊氏，神农先族神龙氏，尧的先族有娥氏，舜的先族穷蝉氏”，都是以图腾名称为姓。（《简明中国通史》）。
黄氏先族“因生于赐姓”，简称黄姓，沿用至今已五千多年，“在汉人姓氏中，如：马、牛、羊、邬、鸟、凤、梅、花、叶、山、水、云、石、毛、龙、冯、风等，都是图腾名称的遗留”（《简明中国通史》）。
2、黄，因姓造字
据郭沫若《金文丛考·释黄》：黄，是象形字，不是形声字。黄字上头不是“草头”，而是缠系玉璧的“佩衿”；中间一横是“玉珩”，环状物就是“玉璧”；下部不是“八字”，而是玉佩的两条“垂缨”。“黄”是玉佩图象的象形文字。古代称玉璧为璜，璜就是半璧，双璜合为璧，制成玉佩。《正字通》说：“黄石为璜”。即采用黄色或朱黄色宝石
雕琢为璜。黄与璜形相似，字相同，借形寓意，借音寓意，黄就是璜的原始文字。在商周青铜器铬文中，凡铬记尝赐玉佩，称都“朱黄”。如《王臣毁铭》刻“赐女朱黄、玄衣”。《郢毁铭》刻“命女赤芾、朱黄、玄衣”。《三年颂鼎铭》刻“赐女玄衣、赤芾、朱黄”。这些铭文“朱黄”，都是指玉佩。可见黄氏祖先观物取象创造的黄字，具有汉字象形、象音、象意的特点：借形寓意，借音寓意，由字形的图象化到字
音字义的意象化相契合。这就给人们真切地理解：黄氏先族之所以选择朱黄玉佩图象创造出“黄”的象形文字，以表示图徽、族徽和血缘标记姓氏的意义所在。
据考古学家考证，在距今约五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寻玉器雕琢和使用进入繁荣时代，称为玉器文化时代。玉器成为华夏文明的一颗璀灿明珠，在世界玉雕工艺史上占有权威的地位。夏商周三代直至秦汉，统治阶级在祭祀、封爵、聘问、婚姻、居住、军旅、兵守等活动中，都离不开形形色色的琮、圭、璋、璜、璧、环、王央、等玉器。其中以双璜制成的玉佩，让佩带者在进退礼让中能温文如玉，合乎规矩，成为一种礼乐制度的道德规范和仪节。认为玉是自然界阳物的精华，称为宝玉、瑞玉。佩带玉器可以护身辟邪，食玉可以养生，延年益寿。屈原《九章·涉江》诗：“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还认为随葬玉器可使尸体不腐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金镂玉衣”，就是典型物证。
1983年，在河南潢川南面光山县宝相寺，发掘了古黄国国君—黄君孟夫妇合葬墓。出土大批玉器、青铜器、丝织品和竹木漆器，多达二百多件，其精湛艺术水平无与伦比。随葬物以玉器为主，不但数量多，而且精美绝伦。这在其他诸候国墓葬中尚属少见。黄君孟随葬物共70件，玉器占54件，黄君夫人随葬物共169件，玉器占131件。随葬物以玉器为主，既见黄氏祖先是雕璜琢玉的能工巧匠，也说明黄人以玉佩图象创造“黄”字的客观原因。随葬大量玉器又以玉佩为主，玉佩象征黄国族神，既代表黄国，也蕴涵着族神保护的原始宗教文化心理。
3、黄为图徽、族徽和血缘标记
黄氏先族发源于辽河西源、西拉木伦河，古代叫做黄水，后繁衍迁徙所居之处，多以黄命名。南迁河北迁安县有黄山，束鹿县的黄丘。进入山东黄县有古黄城，迁河南有内黄、外黄、黄池、黄亭。一支进入山西汾水建立黄国。另一支进入河南潢川建立黄国。汾川与潢川黄国，分别被晋、楚所灭，子民成为奴隶散居各地，仍以“黄”为血缘标志命名。如湖北黄陂、黄安、黄石、黄梅、黄冈。安徽黄家墩，浙江横山黄婆桥，福建福州黄巷、莆田涵江黄港、太宁黄家寨、漳浦黄仓。湖南衡州黄洞蛮。广东龙川黄布、惠阳黄埔、饶平黄冈，广西黄家洞。香港九龙黄坊等等，都是黄氏命名的血缘标记。
总之，黄氏族源问题，因历代前贤对《左传》：“因生以赐姓”和“胙土而命氏”，两类姓氏来源的概念混淆不清，把“因生以赐姓”的“赐”误解为天子赐土命氏。因此，对黄姓族源的研究探讨，始终未能突破“胙土命氏”的范畴，这便引发黄氏族源的血缘之争。其实各家所争的都是族外婚姻血缘关系的祖先，都属于“氏”，
不是“姓”，是流，不是源。黄姓族源应上溯史前原始母系社会的图腾崇拜，“因生以赐姓”，即天地自然恩赐的黄鸟氏，这才算是古黄姓的族源。
二、黄氏族源血缘之争
（一）、“黄，出自金天氏之后”说
宋邓名世依据《左传》：昭公元年，郑国子产对晋文公说：“昔金在氏，有裔子曰味，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并据东汉贾逵说：“四国台骀之后”（见宋裴马因《史记集解》）。因而断言：“黄，出自嬴姓（台骀）……其后为
沈、姒、蓐、黄四国，以国为姓”（《古今姓氏书辩证》）。这成为“四国台骀之后”论者津津乐道的史料依据，但历代论者却未能提供更翔实可信的史实资料。
1、汾川黄国并非台骀之后
据史学家何光岳说：“黄国之先乃东夷族鸟夷的一支黄夷之后，黄夷亦即黄鸟族，起源于燕山之北黄水一带，南迁河南的内黄、外黄、黄池、黄亭一带，与华夏族交往，进入山西汾水下游，建立黄国。一支则南下河北、山东……”（《东夷源流史·黄国的来源和迁徙》）。
据《春秋三传》：“爵姓”栏目所载：“沈，有爵无姓”；“姒、蓐、爵姓皆无”；“黄，有姓无爵”。“沈、姒、蓐”三国既然都无姓，即尚不了解其族源出自何姓。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沈，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子聃叔季，字子揖，食采于沈，《春秋》鲁成公八年，为晋所灭。”王充《论衡·奇怪篇》说：“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为姒姓始祖，可见，“沈”的族源应该追宗周文王姬姓，“姒”的族源应该追宗夏禹姒姓。“蓐”无考。“黄”出自黄鸟氏。所谓“四国台骀之后”，自然查无实据。
颛
顼帝时代，台骀受封于汾川之国，其所管辖的“沈、姒、蓐、黄”，当时仍处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尚未形成部落国，实际是指地区名称。如“黄”在颛顼时代仍称为“黄鸟氏”，居绛县西的横水，也叫“黄水”。聃叔季食采于“沈”，这分明是指地区或城邑名称。所谓“以国为姓”，那是到夏商周三代才逐渐形成的部落国。
贾逵因何说：“四国台骀之后”？其主要原因是对“沈姒蓐黄实守其祀”的误解，认为是祭祀祖先。古代宗教祭祀和战争是国家两件大事。《礼记·祭法》：“圣王之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火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疏注：自炎帝传至文王武王，都是“法施于民者也”，大臣“以死勤事”或“以劳定国”，或“能御火灾”，或“能捍大患”，都应祭祀。祭祀明君和有功之神，意义深远，列为国家大事。
犹如台骀治水有功，封于汾川之国，后为“汾水之神”，举国臣民依《祭法》为其立祠奉祀。晋国介之推为晋文公复国立功，不幸牺牲。晋文公令全国民臣于清明节前一日，上山致祭，全国不生火，称“寒食节”。唐初陈元光平定“绥安之乱”，卓有功勋，献出生命，累封为“开漳圣王”，宋代林默姑娘为避风渔旅商船导航，也献出生命，累封为“天下圣母”，成为海早守护神。海峡两岸立庙数百座，奉祀者并非都是其子孙后代。
子产此次出使晋国，为解除晋文公于病中忧虑台骀“作祟”思想，因而强调台骀治水之功，深受举国臣民尊崇的“汾神”，不会作祟。所谓“四国台骀之后”，分明曲解了子产“实守其祀”原意。
2、黄氏与金天氏无结亲联盟关系
《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国国君应鲁昭公之聘，讲述古代官制设置之事：“我高祖少昊挚即位时，凤鸟正好来到，设置各部门长官，都用鸟来命名：凤鸟氏掌管天文历法，玄鸟氏掌管春分秋分，伯赵氏掌管夏至冬至，青鸟氏掌管立春立夏，丹鸟氏掌管立秋立冬等长官。祝鸠氏就是司徒，且鸟鸠氏就是司马，鸬鸠氏就是司空，爽鸠
氏就是司寇，鹘鸠氏就是司事等各部门长官。五雉分别为五部门手工业长官，九扈分别为九部门农业长官。”
据史学家吕振羽考证：“属金天氏的子图腾和孙图腾有：玄鸟氏、青鸟氏、丹鸟氏和祝鸠氏、且鸟鸠氏、鸬鸠氏、爽鸠氏、鹘鸠氏”（《简明中国通史》）。其余伯赵、五雉、九扈等氏族即属于联盟成员。《左传》所记这廿四种鸟氏族，不论是金天氏的子图腾或孙图腾氏族，还是属于联盟成员的各氏族酋长，都分别被任命为部
落联盟各部门长官。此外，并无记载黄鸟氏参与联盟之事。由此可见，黄鸟氏既不是金天氏的子孙图腾，也不属于金天氏部落联盟成员。郯子所列举的东夷部落联盟成员各氏族中，也不见鸾鸟氏、皇鸟氏和琅鸟氏参与联盟。
古代氏族以婚姻为纽带组成部落联盟，婚姻是部落联盟的主要因素。黄鸟氏既无参与金天氏部落联盟，就不存在与金天氏有婚姻血缘关系。或许有人质疑：东夷人的黄鸟氏，因何没有参与东夷集团的部落联盟？
据《诗经·小雅·黄鸟》诗云：“黄鸟黄鸟，无集于谷（树木），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谷（友善）。我言旋言归，复我邦族”。下二章反复强调：“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联盟）”；“此邦之人，不可与处（共处）”。《黄鸟》这首诗，反映古代氏族之间联盟解体，难与共处，因而迁徙他邦，重建邦族的社会现象。接着下一首《我行其
野》诗云：“我行于野，蔽芾其樗（恶木）。婚姻之故，言就尔居。尔不我畜（养），复我邦家”。此诗反映古代氏族之间婚姻变故，联盟解体，重返邦家的社会现象。
这两首诗反映古代氏族彼此之间婚姻变故，联盟解体的历史事件。东莱吕祖谦认为是反映“周宣王之末”的社会问题。东海王肃说：“周宣王躬行仁义以道民，厚矣”。朱熹说：“未见其为宣王之世，下篇（《我行其野》）亦然”。从诗中反映的历史背景分析，笔者认为是反映母系社会族外对偶婚姻结盟初期，氏族之间的婚
姻是维系政治联盟的纽带。婚姻一旦变故，必然导致氏族之间联盟的解体。《黄鸟》和《我行其野》两首诗，诗人从婚姻和联盟的不同角度取材落笔，揭示之间利害的因果关系。
《黄鸟》释题：“托为呼其黄鸟而告之”。其所呼告的黄鸟，正是氏族所崇拜的保护神—黄鸟图腾。“托”，就是寄托、依靠。呼唤族神黄鸟保护氏族成员，排除灾难，安全转移，重建邦族。《黄鸟》和《我行其野》两首诗，正是反映黄鸟氏族与东夷某氏族，由于婚变导致联盟解体。黄鸟氏为求生存，迁离山东半岛，从此西迁进入
河南内黄、外黄。再分支迁到山西汾水下游黄水一带，另一支迁到潢川等地。当凤鸟少昊挚到山东组成参与联盟。《诗经》和《左传》所载，何等的巧合！但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必然的反映。诗人根据典型历史素材，采用诗歌艺术形式，从另一角度同样反映这宗具有教育意义的历史事件，以警戒后人，因而采纳入《诗经·小雅》。即朱熹所说：“闵时病俗……
陈善闭邪之意”（《诗经传·序》）。
《诗经·小雅·黄鸟》与《左传》彼此证实：黄氏族黄鸟氏与少昊先族凤鸟氏没有结亲联盟的血缘关系，证明黄氏不是出自金天氏。
3、潢川黄国源出黄姓，不是嬴姓
黄国源出黄姓。所谓“嬴姓”，据唐初李泰《括地志》载：“黄国故城，汉弋阳县也。秦时，黄都嬴姓”。何谓“秦时”？即指秦国统一六国之时，“黄都嬴姓”。《春秋》僖公十二年（前648），黄国被楚成王所灭，王公贵族逃亡避难，子民沦为楚国奴隶，被迫迁入楚国，即今湖北的黄陂，黄冈、黄石、黄梅、黄安等地，都因黄人所居而命名。潢川黄国故城荒无人烟，成为一片废墟。四百年后，公元前223年，秦灭楚，统一六国，古黄国故城成为秦国嬴姓贵族的采邑，所以李泰说：“秦时，黄都嬴姓”。
今有人据1972年，湖北隋县出土的古黄国青铜鼎铬文：“黄季作季嬴宝鼎，其万年子孙永宝用享”。认为是“黄国国君黄季为女儿出嫁所作的媵器，潢川黄国是嬴姓国，为少昊的后裔，黄季之女才可称季嬴”。此说与汉人为子孙命名法规大相径庭，值得商榷。
据《左传》：桓公六年载：“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列举晋僖公名“司徒”，宋武公名“司空”，为了避讳，废除“司徒”、“司空”的官名。鲁献公名
“具”，武公名“敖”，因此改“具山”、“敖山”之名。可知对“季嬴”名称如此解释，在周代无疑是“犯讳”。“避讳”始于西周，此后世代相承。三国东吴孙
休于“永安元年（258），析建安校乡西偏置绥安县”，至“东晋义熙元年（405），避晋安帝圣讳，改为绥安县”。唐太宗名“世民”，凡唐代典籍文章，都以“人”字替代“民”字。宋理学家周淳颐死一百多年后，因宋光宗名“淳”，宋人将他改名为周敦颐。宋真宗冒认道教传说中的人皇之一赵玄朗为祖宗，名将杨延朗，改名为杨延昭，以避圣讳。
避讳又分为国讳和家讳。国讳：“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对帝王后妃和尊长名字，都必须避讳。避讳范围包括国我、人名、地名、牲畜、器皿、礼品名，以至前代年号、经文、古文、成语等。家讳：唐宋时代常以排行称呼：称北宋名将杨延昭为杨六使，称南宋大将刘光世为刘三，称张俊为张七，称韩世忠为韩五等。在《黄
氏家训》中，就订立“戒犯讳”条文：“凡属五服内之嗣孙，不得犯父兄伯叔之名。即上祖之名字，亦当共避之”（《江夏黄氏大成宗谱》）。福建永定奥杳黄氏开基祖黄小五，称为念八郎。
平和王官溪黄氏开基祖、宋万户侯、昭毅将军黄元吉，生八子，按排行顺序为“大使、二使……八使”。由于避讳不能直呼其名，按排行美称为“朗”，或尊称为“使”，在族谱中比比皆是。
可见避讳是尊崇封建宗法礼教为至高无上的地位，维护森严的等级制度，表示其神圣不可侵犯，带有浓重的“尊祖敬宗”的宗法伦理色彩，形成举国上下普遍遵循的制度。“犯讳”，被认为是一种亵渎犯上行为。在封建社会，一旦犯讳，将受国法、家法惩办，甚至身罹大祸。
黄季身为国君，理应率先执行，岂有为女儿取名为“季嬴”，而冒犯国讳和家讳之理？！甚至作宝鼎铬文以刺斥自己，流行于世上，这于情于理于法诸多不合！
“季嬴”名称，应是黄国国君黄季娶嬴姓国贵族之女为夫人，才可称为“季嬴”。如：卫宣公娶齐僖公长女，齐国姜姓，称她为“宣姜”；郑武公娶申侯之女，申国姜姓，称她为“武姜”；黄君孟娶姬姓国贵族之女，称她为“孟姬”等。《春秋》此类记载甚多。况且，“宣”、“武”、“孟”、“季”都是谥号。可见，“季
嬴”，意是黄季夫人嬴氏，这也是避讳，避讳直呼其名。把“季嬴”视为黄季女儿名字，此是以少数民族“父子连名”或“母女连名”的命名习惯，解释古代汉族命名法则，以证明“黄国出自嬴姓”，这难免牵强附会，张冠李戴之弊，岂能服人？
4、潢川黄国并非出自伯益
潢川黄国与汾川黄国这两支黄氏，都是起源于燕山之北黄山一带。黄夷先族黄鸟氏迁徒而来的。史学家何光岳说：“一支进入山西汾水下游建立黄国。一支则南下河北、山东黄县的黄城，加入东夷集团（按：后来由于氏族之间婚姻变故，联盟解体），又南迁河南潢川建立黄国”（《东夷源流史、黄国的来源和迁徒》）。
古代东方民族，称为东夷，至尧舜时代，形成九个部落，成为九夷。《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东夷民族“言仁而好生”，“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这就是说：东夷民族是讲仁好礼的民族，“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黄夷先族黄鸟氏，早在颛顼帝时代，就迁入中原地区河南，与颛顼高阳氏结亲联盟。据《山海经》所载：颛顼帝逝世，黄鸟氏在附禺山为颛顼帝守陵，在那里建基立业，繁衍发展，并将此地方命名为“内黄、外黄”。黄鸟氏族逐渐发展壮大，成为部落联盟的酋长，故称为“黄夷，在九夷中名列第四。帝尧时代，采取威抚并用政策，流放“四凶”于四夷。舜继位，对边疆无法全面控制的民族势力，实行抚安政策：南抚交卩止，西抚西戎，北抚北戎，东抚东夷。四方民族只要承认中央政权的统治，就允许它保持高度的自治权利和地位。因此，各部落入朝称臣纳贡，保障中原地区的统治稳定和安全，故司马迁说：“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
九韶之乐”。“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史记·五帝纪》），黄夷部落接受虞舜抚安政策，部落国获得高度自治权利和地位，潢川黄国从此建立。
据《史记·秦本纪》所载：“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秦氏、赵氏、黄氏等。说明伯益后裔有别封于黄而传黄氏，但伯益之后的黄氏何时分封？封于何地？因何称黄氏？史书记载不详，成为此系历史悬案。
查阅《史记·五帝纪》有关伯益的历史记载：尧舜时代，“蛮夷猾夏，寇贼之子伯益为狱官之长（大理卿）。“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注：“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史记正义》引列女传）。可见伯益五岁就成为该氏族精神领袖。《孟子·腾文公（上）》记载：尧舜时代，洪水泛滥，五谷无收。森林茂密，猛兽繁多伤人。禹治水受猛增兽所阻。舜任命伯益掌管山林之官，取火焚烧山林，“禽兽逃匿”，使禹能安心施行治水工程，统率百姓治水八年，疏通了九河。大禹治水的成功，其中有赖于伯益驱猛兽的一份功劳。“舜乃妻之姚姓之女，赐嬴姓”，为嬴姓始祖（《史记·五帝纪》）。后世歌颂大禹治水之功，同时也颂扬这位驯服鸟兽的“百虫将军”伯益。
《史记·夏纪》记载：夏禹继位，四岳举荐皋陶辅佐夏禹执政，不久陶卒，然后再推举皋陶独生子伯益，辅佐夏禹执政十年，禹崩，伯益为禹守丧三年。禹子启继父自立，废除尧舜的“禅让”制度，建立父系血统、财产继承制的“家天下”。伯益极力反对如此政治变革，便展开史称为“传子”与“传贤”新旧派别势力的斗争。“启与友党
攻益而夺之天下”（《战国策·燕策》）。伯益从此“辟居箕山之一阳”（《史记·夏纪》）。这是有关伯益“驯服鸟兽”佐禹治水，反对夏启建立“家天下”，经历舜禹启三朝的主要历史记载。
夏启废除母系制度，建立父系制度，当时同出姒姓的“有扈氏也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史记·夏纪》）。启崩，“太康立，失德，夷人始畔”（《史记·东夷传》）。太康被驱逐出境，传至第四代国王姒相继续征伐九夷，直至第八代“姒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称臣纳贡（《竹书纪年》）。夏初，九夷敢与夏后王朝对抗，即见此时九夷国力之强。
虞舜时代，潢川黄国已经建立。伯益后裔与黄姓婚姻血缘关系，传下子孙别封于黄而称黄氏。说此系黄氏出自伯益，以伯益为父系祖先，这是夏启以后之事。有人却认为：“潢川黄国出自伯益”，这是混淆姓与氏两种不同概念。黄，“因生以赐姓”，这是原始社会古黄姓的图徽、族徽、血缘标记，才称为“姓”。后世与黄氏有婚
姻血缘关系或子孙支分派系，别立为氏者，都称为“氏”。如黄姬、黄嬴婚姻血缘关系传下子孙，“别封于黄”而“传本姓”黄氏者，或黄国子孙叔单，封于奚邑，家族以邑为工，称奚氏。楚相春申君黄歇被刺，子孙为避祸隐姓埋名，改姓春氏等，都称为“氏”。赵彦卫说：“姓者，所以统系百姓，使不别也；氏者，所以别子
孙之所自出”（《云麓漫抄》）。所谓“潢川黄国出自伯益”之说，这是混淆姓与氏的两种不同概念，以“氏”冒称为“姓”，以支流当为族源，以局部代替整个民族，这是舍本逐末，本末倒置，既违背史实，也不合逻辑。
此外，东汉蔡邕《蔡中郎集》说：“汉交阝止都尉胡夫人黄氏神诰：江陵黄氏之季女，字曰列嬴，其先出自伯益，别封于黄，以国为氏”。江陵位于湖北，古属南郡。楚文王从丹阳迁都于此。伯益之后“别封于黄”，究竟封于何处？目前无从稽考，成为此系历史悬案。近代考古学家发现今湖北宜城东南汉水流域的西黄城，鲁庄公十九年春，被楚文王码汉卡所灭，今已
湮灭无闻。江陵黄氏女是否出自楚文王所灭的西黄，目前资料缺乏，证据不足，有待贤者考证。
（二）“黄，陆终之后”说
南齐王俭《姓谱》和唐氏学经典林宝《元和姓纂》说：“黄，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为楚所灭，以国为氏”。宋史学家郑樵《通志·氏族略》说：“黄氏陆终之后，封于黄、今光州定城西十二里，有黄国故城在”。此说，今已被文物考古所证实。
1、黄鸟氏出卫颛顼帝陵
黄夷先族黄鸟氏，因氏族结亲联盟解体，迁离山东，进入河南黄，重建邦族，与颛顼高阳氏部落联盟。颛顼帝逝世时，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载：“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颛顼与九嫔葬焉……爰有鸾鸟、皇鸟、琅鸟、玄鸟、黄鸟……皆出卫于山”。所谓“出卫于山”，就是为颛顼帝守陵。可见黄鸟氏和东夷部分鸟族已经成为颛顼帝子民，为颛顼帝守陵。据张静国《“二帝陵”遗址文物灿烂然》（《文汇报》）1986年8月31日）
报道：“颛顼帝陵在今河南省内黄县城南三十里，梁庄乡、三杨庄，村西枞林沙丘地带。”考古学家发现颛顼帝的帝喾陵墓遗址。已发掘文物有：山门，是三个拱卷门；二帝庙，阔五间，深二间，庙内陆下挖出三十四通历代“御制祭文”等石碑，其中有元代御制“颛顼帝陵”碑。庙左右有廊房遗址。庙北陵园的围墙东西长165米，南北宽66米。遗址还发现大量仰韶、龙山文化时期和商周陶片、汉唐宋明砖瓦，宋井和瓷片等。
“内黄”名称，系因黄鸟氏守陵长信而命名。黄鸟氏与颛顼部落非同一般婚姻氏族关系，而是已转化为父子氏族关系，并且享有血统和财产继承权，才永远在此守陵繁衍后代，以“黄”命名。《山海经》所载与内黄颛顼帝陵被发现，相互印证，这是“黄，颛顼玄孙陆终之后”有力佐证。
2、姬黄由婚姻氏族转化为父子氏族
华夏族颛顼帝成为东夷黄氏族祖先的历史观点，至今尚未被人们普遍接受，仍有人持怀疑或者反对态度。这必须从母系社会族内血统群婚时期，转变为族外对偶互为婚姻时期的婚姻制度中，探索血缘关系的转化。
族内血统群婚时期，“长幼侪居，不君不臣，男女杂居，不媒不聘（《说郛》卷二）。就是说：同一氏族内的同辈兄弟姊妹共为夫妻的血统群婚。如：“盘瓠与高辛氏帝喾之女所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妻”（《后汉书·南蛮传》）。其所生的子女，“知母不知父”（《吕氏春秋·恃君览》）。长辈对子女都视为共同子女抚养。子女把与母同辈姐妹都认为母，把母辈一群丈夫都认为父，即《礼纪·礼运》：“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道理。
随着人口的消长，逐渐认识“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年》）。据传说“伏羲始制嫁娶”（《淮南子·览冥训》）。开始禁止本氏族兄弟姐妹血统群婚，规定男子出嫁，女子娶夫，全氏族的女子只能娶另一氏族的男子为夫。恩格期说：“因为在氏族内部禁止通婚的情况下，每个部落至少包括两个氏族才能独立存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从此氏族逐渐变为两个不同血统成为互为婚姻的部落。《左传》：哀公三年，“刘氏范氏，世为婚姻”。今以黄、姬两姓族外对偶互为婚姻为例，列表于下，即可看出氏族之间融合的血缘关系。
表中实线表示氏族之间婚姻关系，箭头所指是男子出嫁，女子娶夫。男子出嫁后随妻居住，属于妻子氏族成员，随从妻姓，享有血统和财产继承权。表中虚线箭头所指是父母所生子女，子女所生“从母所居为姓”（《史记索隐》）。
氏族之间世代对偶互为婚姻，便形成舅姑表兄弟姊妹互为婚姻。《尔雅·释亲》说：“妇称夫为之父曰舅，称夫之母为姑；夫称妻之父曰外舅，妻之母为外姑”。世代成对互为婚姻，血缘关系逐渐融合为一体。黄、姬就此由婚姻氏族转化为父子氏族。
3、东夷与华夏民族融洽结晶
唐代司马贞对民族融洽的血缘关系转化持有异议，他评论说：“《史记·秦本纪》：女修，颛顼之裔女，吞燕卵而生大业，其父不著，秦赵以母族而祖颛顼，非生人之义也”（《史记索隐》）。
关于“女修吞燕卵而生大业，其父不著”问题，在颛顼帝时代，氏族内的血统群婚，虽然转入族外对偶互为婚姻，但仍然保留着兄弟共多妻，姊妹共多夫的群婚习俗，血统只能以母系计算，即按母系直系姓氏记录世系，子女仍然“知母不知父”。这不单是大业（皋陶），这些“圣人皆无父，母感天而生”，就是黄帝至夏商周三代
的历代帝王，无不是“母感天而生，故称天子”（《说文》）。
司马迁采集《世本》而作《帝王本纪》，对夏启以前世系，其血统以母系计算，按母系直系姓氏记录世系，故追溯秦赵母系祖先的始祖母——女修，故开卷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夏启以后世系，其血统以父系计算，按父系直系姓氏记录世系，追溯秦赵父系祖先——伯益，“舜赐嬴姓”。故文章结尾“太史公
曰：秦之先为嬴姓。”由此可见：《史记*秦本纪》如实地记录了母系社会制度转变为父系社会制度的真实历史，这是无可非议的！
司马贞的本意是说：东夷民族不宜以母族血缘关系而追溯华夏民族颛顼帝为祖先，“秦、赵宜祖少昊氏”。这种纯血缘关系的民族观点，未免过于偏颇。《孟子·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今山东），迁于负夏（今濮阳），卒于鸣条（今开封），东夷之人也”。然而，山西晋南“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国语·鲁语》）。舜是东夷人尊崇的太阳神，却成为晋南有虞氏的族神，进而转化为祖先，这又何解释呢？
恩格斯《费尔巴论》中，分析了罗马帝国的宗教信仰，认为“随着民族的融洽，罗马人也把外来神迎来和本民族神灵一起放在祭坛上”。在《论布鲁诺·鲍威尔与原始基督教》中也指出：“本氏族可以容异族神与已并立——在古代这是常规”。由此可见，晋南有虞氏而宗舜，东夷大业“以母族而祖颛顼”，黄氏由婚姻氏族转化为父子氏族而祖颛顼，这都是民族融洽的结晶。
其实，论血统，华夏族与东夷都是同一血统遗传基因的“黄种人”。论种族，都属于“蒙古人种”。中华民族就是由各氏族融洽而形成的。
三、结论
历代史家学者对黄氏族源争论不休的原因：一是历代学者都在史后史实范围内研究，对史前史探索研究者少。因此，其所研究内容，始终未能突破“天子赐土命氏”的范畴。二是对“姓”与“氏”两种不同概念混淆不清，以氏冒称为姓。三是对古籍文献的古汉语的涵义理解有偏差。如：“因生以赐姓”的“赐”字，“沈姒蓐黄实守其祀”的“祀”字，“黄季作季嬴宝鼎”的“季嬴”等，各家依据各自观点，作出不同解释，以致误导。
根据古籍文献资料，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史观，分析辩证黄姓族源：在母系氏族社会，黄夷先族始祖母感黄鸟而生，“因生以赐姓”黄鸟氏。原始社会的宗教哲学思想认为：这是天地自然的恩赐。这就是远古黄姓族源，以统系百姓，故称为“姓”。后世子孙因“赐土命氏”称“奚氏”，或因子孙避难“别立为氏”称“春氏”，或氏族之间血缘关系“别封于黄”而“传本姓者”，这都是以别子孙之所自出，都称为“氏”，都属于流，而不是源。
历代对内姓族源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母系社会氏族之间对偶互为婚姻的血缘关系上，今有史可稽者有二：一是黄夷先族黄鸟氏与颛顼高阳氏婚姻血缘关系，转化为父子氏族关系。二是伯益后裔与黄姓婚姻血缘关系，子孙“别封于黄”而“传本姓”黄氏。以氏族之间血缘关系先后而论，颛顼时代黄姬之间血缘关系转化为父子关系在先，夏启之后黄嬴之间血缘关系，传下子孙“别封于黄”在后。
故追溯黄姓父系祖先，无疑是颛顼姬姓陆终之后，而不是嬴姓伯益之后。著名史学家林宝《元和姓纂》和宋郑樵《通志·氏族略》等力主：“黄，出自陆终之后”，不是没有依据，今已被文献典籍等史书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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