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版图下的无土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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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D：ipress

生育更是不需要任何程序赋予的天然权利，不容剥夺。认为农民愚昧落后所以乱生，生了之后又不负责任，需要将他们管起来的观点，在逻辑上是站不住的，在伦理上则是不道德的。

关于贵州毕节4留守儿童自杀的舆论，正在发生奇异的变化。从最初问责政府，演变到如今问责父母。家暴、不缺钱、疏于照料……孩子的死，看上去只能由其家长负责。于是，向毕节市长道歉者有之，怒斥父母冷血者有之，指责他们乱生者有之。

自杀儿童的父母，并非完全没有责任。但在指责他们之前，我们应该听听《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第一段话：

“我年纪还轻时，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我至今还念念不忘。‘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面对留守儿童及其父母，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占了便宜的人。

（资料图：农村的留守儿童）

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城乡流动儿童规模达3581万。当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9亿人。

如此巨大的留守儿童数量，要说都是父母冷漠造成的，显然不符合我们对人性的认知。留守儿童确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但制造者并非其父母，而是普遍的歧视性制度。留守儿童的问题根源，不是极端的物质匮乏，而是极端的权利匮乏。最直接的就是教育权利匮乏。

2001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但随迁子女要在城市里读书，仍然困难重重。

地方财政吃紧，不断提高公办学校入学门槛，除了所谓五证或六证外，常常还有不少附加条件，从而将大量随迁子女拒之门外。私立学校大多价格高昂，绝大多数农民工家庭无力承担。

2011年以来，大批打工子弟学校被关停，随迁子女的教育选择更加捉襟见肘。基于上述，无数农民工子女只能回乡读书，成为留守儿童。

或有人要说，农民工应该少生一点，不要乱生，这样城市教育资源负担就会轻一点，留守儿童问题也不会这样严重。

如果同意这种逻辑，那干脆把2亿多农民工都结扎了，留守儿童的问题不就根治了？可这跟纳粹对付犹太人有什么区别？

农民工的生育率其实并不高，甚至可能低于城市人口。2013年有2.69亿农民工，养育的孩子只有9千多万，这说明“农民乱生孩子”的偏见是不成立的。

除了大量农民工未能婚配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进城务工之后，由于养育成本、渴望融入城市生活等因素，许多已婚农民工渐有节制生育的倾向，这在80后农二代群体中相当明显。至于农一代常有两个以上的子女，也是基于孩子死亡率高、传统习俗、缺乏安全感、养儿防老等原因，并非“乱生”。

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农民也不例外。生育更是不需要任何程序赋予的天然权利，不容剥夺。认为农民愚昧落后所以乱生，生了之后又不负责任，需要将他们管起来的观点，在逻辑上是站不住的，在伦理上则是不道德的。

进言之，留守儿童问题，乃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某种程度上是“伪城市化”，而在此过程中，被侮辱和损害最多的就是农民。

城市化本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并不认同重返田园牧歌式社会的抒情论调，就人类文明进程而言，城市化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在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比率已超过80%。城市化最大的利好是集聚效应。只要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企业必定要在有区位优势的城市空间里聚集，从而更有效地规模化分工与合作。

只要允许人口自由迁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来到城市，寻求就业。企业和劳动力的聚集，都是为分享规模报酬带来的效率与繁荣。

城市化意味着农业人口的减少，而留在农业中的人口，所能利用的人均土地及其他资源却增多，经营日趋规模化和现代化，收入日益提高，能够分享城市化的利好。

（资料图：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招募处）

但中国的城市化，不能有效吸纳农业人口（据估计只有10%农民工最终能在城市定居），不能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也不能促进农业的现代升级，从而被论者指为“伪城市化”，文贯中《吾地无民》一书对此有较深剖析。

文贯中指出，由于排斥性的户籍政策和高昂的住房成本，中国城市中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不能在城市中定居。

中国的城市化完全由政府支配，其手段是暂时利用而非消化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驱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追求。土地供应由各级政府垄断，为使土地财政最大化，它们必然抬高地价，降低给农民的补偿。

这样做不但使农民难以分享土地收入，也使政府供应土地和住房的欲望越来越大，二者之间的冲突也日益激化——现行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使劳动力要素要与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无法自由流动，需要依靠权力，有时甚至需要暴力才能完成资源的强制性配置。

在这种格局下，进城务工者无法在城市中完成人口再生产，发生世代断裂，孩子滞留老家农村，等他们长大后，再进入下一轮“伪城市化”。一代又一代，他们做牛做马、做砖做瓦，却不能在城市扎根，也无法实现那被制度阻隔的团圆梦。

中国的城市化并未导致现代农业的兴起，相反，却造成农村的凋残。城市一直在依靠城乡二元结构掠夺农村，掠夺之后，则是遗弃。如今，老弱病残渐成农业生产的主力，经营规模十分零碎，即使有人想专业从事农业生产，也因为集体土地制度而无法从他人手中购买土地，从而不能扩大经营规模。

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长期居于世界高位。2012年西南财大一项调研报告指出，中国的基尼指数已逾0.6，远超国际警戒线。在此贫富两极分化格局中，处于最劣势地位的就是农民。

有论者认为，解决目前困境的一个办法，是城市应如巴西、印度、南非一样允许“贫民窟”存在，并将配套设施和管理跟上，让外来务工者逐渐定居下来，从而实现城市对农业人口的吸纳。我不敢苟同。

中国城市没有贫民窟，是官方长期津津乐道的一个说法，但这只是被构建出来的一种体面图景。在 Quora网站（一个问答SNS网站），有人提问，中国有贫民窟吗？

一位叫Don Johnson的网友通过自己拍摄的大量图片回答了这一问题：是的，中国有贫民窟。中国城市土地是公有的，如果出现城中村等近似贫民窟的地方，政府为了面子就会将之拆掉。

可如果你说贫民窟就是穷人居住之地，那么中国城市里到处都有贫民窟。事实上，北京井下的“穴居人”，广州地下室的“鼠族”，都说明中国城市存在贫民窟，只不过是分散和隐蔽的。

如果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这两个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支柱不变，那么即使政府大发善心，允许城市存在贫民窟并提供一些配套设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伪城市化”的局面。

农民在农村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在城市也没有权利平等的居民身份，鲁迅《野草》中的话可以借来描述中国农民这种进退维谷、在哪里都找不到祖国的状态：“呜呼呜呼，我只有彷徨于无地！”

去年以来，新型城镇化再成热点。但从目前的做法来看，这很可能只是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固化而非改善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

不少地方政府补贴农民工数万元，以激励后者在家乡的新城镇买房。但他们买房之后，大多数不是自己居住，而是让老人和孩子居住。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的格局不会有实质性变化，只是从农村的砖瓦房迁到新城镇的商品房而已。

那么，如何破局？

文贯中给出的药方是土地制度改革与城市化道路转型。他认为，土地制度具有解决伪城市化问题的综合功能，中国需要一个以保障产权为核心的土地制度，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民意基础的社会秩序。

与此同时，城市化道路也应由政府导向（外生型）转向市场导向（内生型）。政府导向的城市化，是一种脱离农村发展的城市自我现代化，不可持续。市场导向的城市化，则能穷尽集聚效应，吸纳农民进城、消化农业人口，人人均可分享发展利好。

文贯中的思路从经济学角度看不错，从政治角度看却很难变成现实。当下的政治社会现实是：财富资源加速向中央集中，基层社会则加速溃败。不受约束的权力，其集中推动的资源财富两极化的扩张，将持续进行，而人们期盼的改善现状的顶层设计，则几乎不可能发生。

所谓顶层设计，其思路大概是：底层苦痛-民间疾呼-官方感应-顶层设计。可是，从底层苦痛到民间疾呼之间，并不通畅，民众的表达是受限的；从民间疾呼到官方感应，更近乎于一种幻想；至于从官方感应到顶层设计，我们只需要明白一点，不受约束的权力从来不会主动约束自己，它有时也会让步，缝缝补补，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推翻既有的权力运转逻辑和利益攫取机制。

你可能会说我是个悲观者，但我不是惟一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