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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 民国六十四年（1975 A.D.)新亚研究所初版 内容介绍∶作者在“自序”中为本书“释名”云∶ 原此宋明之儒学，皆意在复兴先秦之儒学。此乃由于宋明儒先感此儒学之经秦汉魏晋至隋唐，而日益衰败，其道若已荒芜，故须重加修治，以求复兴。宋明儒者之复兴儒学，又皆不只重一人著书，以发明此道，而尤重启发后之学者，共形成学术风气，以见于教化风俗，而转移天下世运。故宋明儒者自宋初三先生，即以师道自任。周濂溪通书明谓“师为天下善”。程朱陆王诸儒继兴，共于君道所在之当世之政统以外，更树立一“道贯古今”之道统，以尊严此师道。孔子亦自宋明以降，单称为至圣先师，遂不同于在汉唐时，称为素王、或封文宣王者。故谓宋明儒之学，重在为世立教，正与诸儒本怀相应。复次，宋明儒之学，虽重明天道人道之大原所在，然尤重学者之如何本其身心，以自体道、自修道之工夫，以见诸行事，非但于此道之本原作思辨观解也。此体道修道工夫，恒须由面对种种非道之事物而用，如对身心中之种种邪暗之塞、气质之偏，私欲、意见、习气、意气之蔽等，以及博闻强记、情识、想像、拟议、安排、格套、气魄、光景等似道非道者，而用。若非对此种种非道之物，则道恒为道，亦不待修也。如世间之道路，无破烂阻塞，亦不须更修也。反之，则人愈能认识此种种非道之物之存在，亦愈须修道。依吾之意，则对此种种非道之物，如邪暗之塞、气质之偏，意见、私欲等之存在，其认识之深切，其对治工夫之鞭辟入里，正为宋明儒者之进于先秦儒学之最大之一端，而亦正有类于佛家之求化除人之生命中之杂染无明，归纯净之旨者。此皆在吾书，随处加以说明，而后可见宋明儒者之反本开新、其与佛家离合之义。故宋明儒者之言道，大皆可说是面对非道之物以修道，由非彼“非道”者，以使此道启蒙满天下，而无乎不在。故宜说其所言之道归在修道之教，以成此儒者之道之“非非道以为道，反反以为正”之发展。此固非谓其是教，便不是道，亦非谓其前之儒者只言道，而不以言道设教之谓也。 又作者在“自彼”中述本书“内容大旨”云∶ 依吾之所见，世之谓宋明理家学言，乃直接由儒家佛学之混合而生，其说最为无据。然宋明理学亦自有所自起。此其所自起之学，初当说是与宋理学家如周张二程等并世、或其前、之其他之宋代儒者之学。此理学家外之宋代儒者之学，则初为经史之学。于经学中则特重春秋、易，更及于诗、书、礼之学，至其天道性命之论，则初近汉唐儒者，亦带道家色彩。由此中之经史学及道家色彩之天道性命之认之发展，乃归于理学之周张二程之诸儒之兴起。此则略见于本书之前二章。 在理学家之宋儒中，周濂溪、张横渠之论，皆由言天道以及于人道、圣道。此与并世之带道家色彩之邵康节，承扬雄言“观乎天地，则见圣人”之旨者，尚不相远。然濂溪、横渠观天道之思想方式，已与佛家之观宇宙之方式?别，与康节大不同。康节重两两横观天地万物与古今历史之变。濂溪则以人极上承太极，纵通上下；以中庸诚明之工夫，去邪暗之塞。横渠则言太和，以纵横通贯天人之道；以存神与敦化之两面工夫，变化气质之性。至程明道之直下言合内外、而天人不二之一道，以识仁、定性，下学上达为教。又与横渠之合天人内外之“两”以为“一”者，不同其思路。故明道于横渠多有微辞。伊川承明道言天人不二，而重“敬义立而德不孤”“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旨，更于一心之内外两面分性情，由性情之分以别理气；更开工夫为内之主敬，与外之穷理致知两者。以相辅为功。则又将明道之一本之道，重开为二，则又有似横渠之立两以见一。唯横渠之学初用心在天人之际，以存神知化、尽性至命、为乾坤孝子，以成天下之纵通；而伊川之学，则初用心在性情理气之际，仍意在承明道之学之“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以顺通此心身之内外耳。 宋学至南宋，而有朱陆之分流。朱陆之学，乃缘周张之言天人之际，二程之言内外之际，而直下措思于一心中之明觉与天理之际。陆子发明本心，自近明道之言一本。陆子谓“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乃本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之旨，以言宇宙吾心；亦犹明道之亟称“孟子之发挥出浩然之气，可谓尽矣”，乃本孟子之“浩然之气塞乎天地”之旨，以言仁者之浑然与物同体也。朱子之主敬存养省察致知格物之功，以兼致中和，则明出于伊川之“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之两端并进之功。然伊川之学，亦原本明道之学，而朱陆之学亦自在通途。明代阳明致良知之学，缘朱子之格物致知论转手，而化朱子之知理之知为天理良知，以还契陆之本心，则由阳明学亦可得此缘朱通陆之途。若详论之，则朱陆与阳明之言为学工夫，互有异同，宜相观而善，不当只如罗整庵、陈清澜及清之为程朱学者，以程朱与陆王为对垒；更当如明之东林学派与刘蕺山之求识其会通。吾此书之论朱陆阳明三贤之学，皆重述三贤之依心性本体，而有之修道工夫，则宜与吾原性篇文重在直显三贤之心性本体之论者，及附录之朱陆异同探原，重在直辨此中心性本体之问题者，合参而读。阳明以后，良知之学遍天下，别而观之，则大率不出“悟此良知或心性之本体即工夫”，及“由工夫以悟本体”二流。此二流之别，亦并可说为学者入门下手工夫之先后次第之别，更无不可通之矛盾。大率浙中之王龙溪，泰州王心斋、罗近溪，皆属悟本体即工夫之一流。浙中之钱绪山，江右聂双江、罗念庵，则由工夫以悟本体之一流，又大率言由工夫以悟本体者，在江右之传，恒于致知之外，兼重“格物”或“敬”之义，以通于朱子；而言悟本体即工夫者，如泰州亦自另其格物之义。至于东林学派，乃更重格物以明善之义，以补王学专言致知之失，更求会通朱子阳明之教。东林学派既讲求自家性命，亦关心在天下世道，而重明是非、尚节义。刘蕺山既感晚明王学之弊，亦以东林人虽多君子，而其是非未必皆能本于好恶之正；而倡诚其一己之好恶之诚意之学。此即一摄动察于于穆不已之心性之本体之自存，以成一慎独而致中即致和之圣学。蕺山既谓宋五子及阳明之学，皆谓其得其统于濂溪，更本濂溪之承太极而立人极之旨，以作人极图为人谱，归宗于立人极。而宋明理学之传濂溪以至蕺山，其终始相生，如一圆之象，于是乎见矣。 至于明末之王船山，则上承张横渠言客观之天道，而重论民族历史文化，更还重易与春秋二经之义。遂颇同于宋初儒者之尊尚此二经，及本春秋别夷夏之旨者。此又为一终始相生如一圆之象。上之一圆，如宋明儒学之内城之圆，此则如外郭之圆。姑为此二喻，读者读全书后自可见得。至于与船山并世之黄梨洲、顾亭林，则上接阳明朱子学之流，下开清儒之学。此顾黄王与其后之学者，皆不同于宋明理学之儒，只重天理、性理、义理者。乃转而重言天下事势之理、古今文物之理，亦不专言内圣之学，而志在于外王之事功。沿此而有清代之颜李之重六艺、清代学者之重文字、器物之理、史学与经世之学。此则非吾书所详及。唯综论之于最后之二章，以见宋明儒学之流委。此即本书之内容之大旨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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