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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儒家，人们自然想起的是孔子、孟子、朱熹、阳明这一类的圣贤。儒者是一些奔走在世间，裹挟在历史文化中崇尚立德、立言、立功的人。对于这些入世很深且忧国忧民的人物，人们很难将他们的形象同道家那种超尘脱俗的形象混为一谈，也难以将他们同佛家那种遁入空寂的形象相提并论。道家是讲究养静的，所谓“心斋”、“坐忘”是也。佛家亦推崇养静，所谓“止观”、“禅定”是也。道释两家乃出世之学，由于其出世的旨归不同而各自发明出一套深奥复杂的养静工夫。具体说就是静坐工夫。两家的修行者中便有人是在静坐中得到圆满究竟而成仙、成佛的。儒家是入世之学，既为入世，那么，其学说所建立和宣扬的价值和理想的境界当然只能在世俗生活中，在历史、文化中去获得功德的圆满。因此，就真正的儒学修行而言，光有养静功夫，光有静坐功底，无论其工夫有如何的深湛，终究是不能成就儒家的道业。静坐修持或许可成仙、成佛，但断然是坐不出太平盛世，坐不出圣贤君子来的。那么，这是不是说，养静、静坐对于儒家来说乃是一种无补的事情呢？非也。 追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古往今来的许多大儒都是有极深极湛的定静修养和静坐工夫的。翻开儒家的经典，我们亦不难发现儒家在这方面的资源其实是很深厚的。 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无法考证古代的先儒们是如何具体地操持静坐工夫的，但是，从他们的言行中却可以推知他们是非常重视定静修养的。 最早的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篇开章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段话当中的“明”指虚灵不昧，“止”指不迁，“定”指有所指向，“静”指心不妄动，“安”指定静泰然，“虑”指处事精当。试问，这既是心理素质，又是智慧品质，又是道德素养的“明”、“止”、“定”、“静”、“安”、“虑”从何而得？别的暂且不说，这养静工夫便是一直截了当；简单易行的进道法门。 明、止、定、静、安、虑，这些条目说出来已是很不简单了，做起就更加困难，要在做中时时刻刻毫无放失才是不容易。而养静工夫便是要修行之人在此特定的状态中惺惺然而随处警觉，分分提起，秒秒抓住，久而久之，就可将静中保任的这些品质自然而然地带入到伦常日用中。 《大学》篇又说：“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古人将修、齐、治、平的基础立在心上，说“正心”，说“诚意”。正心者，使心处于中而不失偏颇；诚意者，实者心之所发也。这心上做工夫的事，精微细致，从静中入手最为妥贴。 又《中庸》篇中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这里讲到的“慎独”，“喜怒哀乐之未发”则是直接要求修道者在静默之中去审查观照的。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又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也。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孟子在这里讲到的“浩然之气”以及“勿助”、“勿忘”，也是需要在养静中去培养的。 孔子虽很少谈心性问题，但他的修身之学当是从心上做工夫则是显然的。孟子则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心性问题。孟子宣称：“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仁义内在，性由心显”。孔孟之学乃是“为已之学”，“为已之学”以“制心”为第一要务。近儒伍庸伯先生指出《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前五项属内学，乃是教人做内圣工夫的。后三项属外，目的是在推已及人，成就外王事业。（见《梁漱冥全集第四卷中《礼记大学篇解说》伍庸伯口述，梁漱冥等编录）又《大学》中已明言：“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故内圣工夫为修学之根本无疑，而修学即为“修身”，“修身”即为“修心”，“修心”须从静中体察，这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礼记》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梁漱冥先生认为“人心唯静，斯有自觉于衷。《大学》之‘明德’指此。非静德无以有明德也。”故养静工夫为修学之门径也就不难理解了。 以上所提到的儒家经典中的种种条目，“明”，“止”，“定”，“静”，“安”，“虑”，“正心”，“诚意”，“慎独”，“喜怒哀乐之未发”，“致中和”、“浩然之气”，“勿忘”，“勿助”等等。既是儒家的道理，同时也是儒家的修养工夫。学者自可去揣摸体会它们同静的关系。 先秦时代的儒者们，其整个儒家风范的人生修养，虽然是从人情，事势，物理等各方面来造就的，但其中以修心为主脑的养静工夫乃是使儒者必备的种种修养打成一片，相互圆融，并不断增上的一个重要法门。 到了宋明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涌现出了一批有创意的儒者，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是其代表人物。他们创立的学说被称之为“传圣人之道”的宋明理学。这一时期的儒家在努力排斥佛、道两家的出世主义之同时，又充分吸收两家发展和探求精神修养与境界的丰富成果，建立了既有人文精神又有宗教精神的大厦，使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中再度焕发出新的活力，形成了儒学的又一高峰。 由于受佛、道二家，尤其是禅学的影响，宋明时期的儒者在修道参学上更加强调养静工夫。一时间，静坐之法成为许多儒者的修养功课。 理学的创始人程氏兄弟，就非常看重静坐。据说程颐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程颢答复张载的《定性书》讨论的主题就是通过何种方法来实现人的内心安宁与平静。程颢曰：“与其非外而事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其中讲到的“内外两忘”，核心是超越自我。这个修养方法是从孟子的“不动心”那里来的。同时又吸取了释道二家的心理修养经验。如道家的“无情以顺有”，释家的“无所住而生其心”。由“两忘”而使心灵摆脱纷扰而达到自由、平静、安宁、活泼的境界。而这种境界之获得最终是要人能够在人伦日用中正确恰当地应物处事。 内心平静是宋儒追求的境界，养静工夫颇受重视。在修静方法上，程颐主张持敬。他认为“敬则自虚静”。敬这种修养有内外两方面，外指举止容貌的庄重严肃，内指闲邪克私。而其内的修养方式即是“主一”。程颐说：“敬只是主一也。至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则只是内，存此，则自然天理明。”（《遗书》）这里讲的“只是内”即是指不要胡思乱想，要使意念集中于内心而不散乱，如此存久自明。这是程颐的以敬致静的养静工夫。 理学之集大成者的朱熹是一位修养极高的大儒，他把人的修养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未发工夫，即“主敬涵养”，另一种是已发工夫，即“格物致知”。朱熹的养静工夫体现在“主敬涵养”上。其所谓未发时的主敬，乃是指在无所思虑与情感未发之时，努力保持一种收敛，谨畏，警觉的状态，最大程度地做到思想和情绪的平静，全神贯注于内心，提撕此心，使之警省而无杂念，心境清明而不昏乱，注意力集内而不外驰，从而使心达到在觉醒状态下的一种特殊的宁静。即他所说的：“敬只是常惺惺法，所谓静中有个觉处。” 心学大师陆九渊在修学上强调以静坐来发明本心。据他的弟子记载：“先生谓曰：‘学者能常闭目亦佳。’某因此无事则安坐瞑目，用力操持，夜以继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楼忽觉此心已复澄莹，中立窃异之。遂见先生。先生目逆而视之曰：‘此理已显也’。”（《语录下》《陆九渊集》）这说明陆九渊是有静坐体验，并在教学中将静坐作为一种体道明理的方法对学生进行引导的。朱熹说陆学的修养方法是“不读书，不求义理，只静坐澄心”。陈淳说“象山教人终日静坐以存本心，无用许多辨说劳攘。”看来陆象山是将静工夫作为直载了当的入道手段的。 象山的学生杨简的一段记录，讲述了自己静坐悟道的奇妙体验。他说：“某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大学之循理斋。时首秋，入夜，斋仆以灯至，某坐于床，思先大夫尝有训曰‘时复反观’，某方反观，忽觉空洞无内外，无际畔，三才，万物，万化、万事、幽明，有无通为一体，略无缝罅。”（《慈湘遗书续集》）杨氏便是在这次静坐中体验到万物混然一体，感受到一切差别，界线之消失的。 象山之后，儒门中的许多人直接就是把静坐工夫当作是体道，悟道的法门来对待的。这样一来，更是使得静坐成为儒门修行的必不可少的功课，从而大大提高了养静工夫的地位和意义。 从静坐中悟得大道，最著名的例子要算王阳明的悟道经历了。阳明被贬到贵州龙场后，于身心性命交逼，百死千难的境况中，端居默坐静一之中。观想圣人处此将何所为，一天夜里猛然大悟，“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场惊天动地之大悟，史称“龙场悟道”。此悟使阳明得出了理本来不是存在于外部事物，而完全地内在于心中的见解。从此建立了自己的“心即是理”，和“心外无理”的心学思想体系。阳明的经历说明了养静工夫对他的人格的培养，学问的创发，事业的成就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的。 总之，养静工夫对于习儒者来说，既是修学的入手工夫，又是修学的增上工夫。初学者可借以入门，入门者则借以涵养。事实上，任何一种修道，在修持上都是有某种养静工夫来作为一种相应的资助手段的。就此而言，养静可以说是一切修道的共法。总的说来，儒家的养静和静坐更主要是一种思维修。类似于基督教的meditation。在一些方面它同其它道学的养静似乎相像，但其实却是有微妙差别的。例如，以养气上，它颇似道家，但却不讲引气，吐纳，而是更注重气的精神性，又在体道方面，它同禅有某种契合之处，讲究当体直入，妙悟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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