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五--二十五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五 伊川先生语一 然之气,既言气,则已是大段有形体之物。如言志,有甚迹,然亦尽有形象。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者,既生得此气,语其体则与道合,语其用则莫不是义。譬之以金为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 君子宜获祐,然而有贫悴短夭,以至无继者,天意如何?气锺于贤者,固有所不周也。 佛、庄之说,大抵略见道体,乍见不似圣人惯见,故其说走作。 「配义与道」,即是体用。道是体,义是用,配者合也。气尽是有形体,故言合。气者是积义所生者,却言配义,如以金为器,既成则目为金器可也。 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密也。。 凡物之散,其气遂尽,无复归本原之理。 真元之气,气之所由生,不与外气相杂,但以外气涵养而已。若鱼在水,鱼之性命非是水为之,但必以水涵养,鱼乃得生尔。人居天地气中,与鱼在水无异。至于饮食之养,皆是外气涵养之道。出入之息者,阖辟之机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气,但真元自能生气,所入之气,止当阖时,随之而入,非假此气以助真元也。 浩然之气难识,须要认得。当行不慊于心之时,自然有此气象。然亦未尽,须是见「至大」、「至刚」、「以直」之三德,方始见浩然之气。若要见时,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方便是刚,大便是大,直便是直。于坤不言刚而言方者,言刚则害于地道,故下一作不。复云:「至柔而动也刚。」以其先言柔而后云刚,无害。大,只是对小而言是大也。刚,只是对柔而言是刚也。直,只是对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习无不利。坤之六二,只为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纯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学,且只看取地道。坤虽是学者之事,然亦有圣人之道。干九二是圣人之事,坤六二是学者之事。圣贤之道,其发无二,但至一作只。有深浅大小。 “养心莫善于寡欲”,不欲则不惑。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人苟有「朝闻道夕死可矣」之志,则不肯一日安其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须臾不能。如曾子易箦,须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为不见实理。实理者,实见得是,实见得非。 凡实理,得之于心自别。 学者患心虑纷乱,不能宁静,此则天下公病。学者只要立箇心,此上头尽有商量。 得之于心,谓之有德,自然「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岂待勉强也? 主于内则外不入,敬便心虚故也。必有事焉,不忘,不要施之重,便不好。敬其心,乃至不接视听,此学者之事也。始学,岂可不自此去?至圣人,则自是「从心所欲不踰矩」。 人之身有形体,未必能为主。若有人为系虏将去,随其所处,己有不得与也。唯心则三军之众不可夺也。若并心做主不得,则更有甚? “知天命”,是达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应也。命者是天之所赋与,如命令之命。天之报应,皆如影响,得其报者是常理也;不得其报者,非常理也。然而细推之,则须有报应,但人以狭浅之见求之,便谓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听者能之。如修养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圣贤,皆此道也。 古人为学易,自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舞勺舞象,有弦歌以养其耳,舞干羽以养其气血,有礼义以养其心,又且急则佩韦,缓则佩弦,出入闾巷,耳目视听及政事之施,如是,则非僻之心无自而入。今之学者,只有义理以养其心。 学者先务,固在心志。有谓欲屏去闻见知思,则是,「绝圣弃智」。有欲屏去思虑,患其纷乱,则是须坐禅入定。如明鉴在此,万物毕照,是鉴之常,难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万物,亦难为使之不思虑。若欲免此,一本无此四字。唯是心一作在人。有主。如何为主?敬而已矣。 释氏之学,更不消对圣人之学比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穷其说,未必能穷得他,比至穷得,自家已化而为释氏矣。今且以迹上观之。佛逃父出家,便绝人伦,只为自家独处于山林,人乡里岂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贱所轻施于人,此不惟非圣人之心,亦不可为君子之心。释氏自己不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道,而谓他人不能如是,容人为之而己不为,别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绝类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为死生,其情本怖死爱生,是利也。 仁义礼智信,于性上要言此五事,须要分别出。若仁则固一,一所以为仁。侧隐则属爱,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门,而恕非仁也。因其侧隐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无端。只有不信,更无一作便有。信。如东西南北已有定体,更不可言信。若以东为西,以南为北,则是有不信。如东即东,西即西,则无一有不字。信。
中庸言:「尽己之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见矣。杨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之言。岂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此云通天之文与地之理,虽不能此,何害于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则余皆通。如后人解易,言干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乱说。论其体,则天尊地卑;如论其道,岂有异哉?」 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盖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之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一作本。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者,几曾有孝弟来?赵本作几曾有许多般数来?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问:「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四端,却无信。为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东者自东,西者自西,何用信字?只为有不信,故有信字。」又问:「莫在四端之间?」曰:「不如此说。若如此说时,只说一箇义字亦得。」 义还因事而见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无状可见。」曰:「说有便是见,但人自不见,昭昭然在天地之中也。且如性,何须待有物方指为性?性自在也。贤所言见者事,某所言见者理。」 如日不见而彰是也。 自修身可以至于尽性至命, 问:「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于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 问:「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须索理会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虽茍、杨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独出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无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又问:「愚可变否?」曰:「可。孔子谓上智与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弃者则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弃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佗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岂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弃,不肯去学,故移不得。使肯学时,亦有可移之理。」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见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条平坦底道路。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谓也。且如随卦言「君子响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养时晦之晦。或问:「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随时之大者,响晦则宴息也,更别有甚义?」或曰:「圣人之言,恐不可以浅近看佗。」曰:「圣人之言,自有近处,自有深远处。如近处,怎生强要凿教深远得?杨子曰:『圣人之言远如天,紧人之言近处如地。』某与改之曰:『圣人之言,其远如天,其近如地。』」 或谓:人莫不知和柔宽缓,然临事则反至于暴厉。曰:「只是志不胜气,气反动其心也。」 人有实无学而气盖人者,其气一作禀。有刚柔也。故强猛者当抑之,畏缩者当充养之。 大抵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终则不可救。如「师也过,商也不及。」于圣人中道,师只是过于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则渐至于兼爱,不及则便至于为我,其过不及同出于儒者,其末遂至杨、墨。至如杨、墨,亦未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推之,便至于此。盖其差必至于是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义利之间。言间者,谓相去不甚远,所争毫末尔。义与利,只是箇公与私也。纔出义,便以利言也。只那计较,便是为有利害。若无利害,何用计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趋利而避害,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伊川先生语四 刘元承手编 问:「太古之时,人还与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纯气为人,繁气为虫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气,此是天地清明纯粹气所生也。」 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话,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 问:「西铭何如?」曰:「此横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尽时如何?」 曰:「圣人也。」「横渠能充尽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说自己事,如圣人言圣人事也。造道之言则知足以知此,如贤人说圣人事也。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佗见识。 问:「横渠之书,有迫切处否?曰:「子厚谨严,纔谨严,便有迫切气象,无宽舒之气。孟子却宽舒,只是中间有些英气,纔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毫发之间。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或问:「英气于甚处见?」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见。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伊川先生语四) 邵尧夫数法出于李挺之,至尧夫推数方及理。 季明问:「先生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是在中之义,不识何意?」曰:「只喜怒哀乐不发,便是中也。」曰:「中莫无形体,只是箇言道之题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体?然既谓之中,也须有箇形象。」曰:「当中之时,耳无闻,目无见否?」曰:「虽耳无闻,目无见,然见闻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时而中否?」曰:「何时而不中?以事言之,则有时而中。以道言之,何时而不中?」曰:「固是所为皆中,然而观于四者未发之时,静时自有一般气象,及至接事时又自别,何也?」曰:「善观者不如此,却于喜怒哀乐已发之际观之。贤且说静时如何?」曰:「谓之无物则不可,然自有知觉处。」曰:「既有知觉,却是动也,怎生言静?人说『复其见天地之心』,皆以谓至静能见天地之心,非也。复之卦下面一画,便是动也,安得谓之静?自古儒者皆言静见天地之心,唯某言动而见天地之心。」或曰:「莫是于动上求静否?」曰:「固是,然最难。释氏多言定,圣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须道是好;物之恶,须道是恶。物自好恶,关我这里甚事?若说道我只是定,更无所为,然物之好恶,亦自在里。故圣人只言止。所谓止,如人君止于仁,人臣止于敬之类是也。易之艮言止之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随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盖人万物皆备,遇事时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见得这事重,便有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来也。」或曰:「先生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下动字,下静字?」曰:「谓之静则可,然静中须有物始得,这里便一作最。是难处。学者莫若且先理会得敬,能敬则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尝患思虑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佗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诚之本也。须是习。习能专一时便好。不拘思虑与应事,皆要求一。」或曰:「当静坐时,物之过乎前者,还见不见?」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蔽明,黈纩充耳,凡物之过者,不见不闻也。若无事时,目须见,耳须闻。」或曰:「当敬时,虽见闻,莫过焉而不留否?」曰:「不说道非礼勿视勿听?勿者禁止之辞,纔说弗字便不得也。」问:「杂说中以赤子之心为已发,是否?」曰:「已发而去道未远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纯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与圣人之心若何?」曰:「圣人之心,如镜,如止水。」 问:「人之形体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论心之形,则安得无限量?」又问:「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气,茍不通一作用。之以道,安得无限量?孟子曰:『尽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箇道。茍能通之以道,又岂有限量?天下更无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问:「心有善恶否?」曰:「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心本善,发于思卢,则有善有不善。若既发,则可谓之情,不可谓之心。譬如水,只谓之水,至于流而为派,或行于东,或行于西,却谓之流也。」在义为理,疑是在物为理。问:「喜怒出于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识,便有性,有性便有情。无性安得情?」又问:「喜怒出于外,如何?」曰:「非出于外,感于外而发于中也。」问:「性之有喜怒,犹水之波否?」曰:「然。湛平静如镜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势不平,便有湍激;或风行其上,便为波涛汹涌。此岂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岂有许多不善底事?然无水安得波浪,无性安得情也? 」 问:「圣人之经旨,如何能穷得?」曰:「以理义去推索可也。学者先须读论、孟。穷得论、孟,自有箇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某尝语学者,必先看论语、孟子。今人虽善问,未必如当时人。借使问如当时人,圣人所答,不过如此。今人看论。孟之书,亦如见孔、孟何异?」 孟子养气一篇,诸君宜潜心玩索。须是实识得方可。勿忘勿助长,只是养气之法,如不识,怎生养?有物始言养,无物又养箇甚么?浩然之气,须见是一箇物。如颜子言「如有所立卓尔」,孟子言」跃如也」。卓尔跃如,分明见得方可。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此观人之法。心之精微,言有不得者,不可便谓不知,此告子浅近处。 河南程氏遗书(卷19--卷23) “利贞者性情也”,言利贞便是干之性情。因问:「利与『以利为本』之利同否?」先生曰:「凡字只有一箇,用有不同,只看如何用。凡顺理无害便是利,君子未尝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盖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国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遗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不遗其亲,不后其君,便是利。仁义未尝不利。」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专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执厥中」。中是极至处。或云:介甫说以一守,以中行,只为要事事分作两处。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语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性出于天,才出于气,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浊。譬犹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为栋梁、可以为榱桷者才也。才则有善与不善,性则无不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非谓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两般:为自暴自弃,不肯学也。使其肯学,不自暴自弃,安不可移哉? 杨雄、韩愈说性,正说着才也。 邓文孚问:「孟子还可为圣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处。」 口目耳鼻四支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谓我须要得,是有命也。仁义礼智,天道在人,赋于命有厚薄,是命也,然有性焉,可以学,故君子不谓命。 韩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极好,非见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杨大醇小疵」,则非也。荀子极偏駮,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杨子虽少过,然已自不识性,更说甚道? 程子曰:「古之学者易,今之学者难。古人自八岁人小学,十五入大学,有文采以养其目,声音以养其耳,威仪以养其四体,歌舞以养其血气,义理以养其心。今则俱亡矣,惟义理以养其心尔,可不勉哉!」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矣。天命犹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则谓之命,命者造化之谓也。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二上 伊川先生语八上 用休问:「『温故而知新』,如何『可以为师』曰:「不然。只此一事可师。如此等处,学者极要理会得。若只指认温故知新便可为人师,则窄狭却气象也。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会语言,要识得圣贤气象。如孔子曰:『盍各言尔志。』而由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子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观此数句,便见圣贤气象大段不同。若读此不见得圣贤气象,他处也难见。学者须要理会得圣贤气象。」 用休问「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此数句最好。先观子路、颜渊之言,后观圣人之言,分明圣人是天地气象。」 问:「『至大』,『至刚』,『以直』,以此三者养气否﹖」曰:「不然。是气之体如此。」又问:「养气以义否﹖」曰:「然。」又问:「『配义与道』,如何﹖」曰:「配道言其体,配义言其用。」又问:「『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如何﹖」曰:「知言然后可以养气,盖不知言无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孙丑『夫子乌乎长』之问,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养气答之。」 棣问:「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谓其禀受处不相远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于四端之情可见,故孟子曰:『是岂人之情也哉﹖』至于不能顺其情而悖天理,则流而至于恶,故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若,顺也。」又问:「才出于气否﹖」曰:「气清则才 善,气浊则才恶。禀得至清之气生者为圣人,禀得至浊之气生者为愚〔一〕人。 若夫学而知之,气无清浊,皆可至于善而复性之本。所谓『尧、舜性之』,是生知也: 『汤、武反之』,是学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知下愚不移,亦无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弃是也。」又问:「如何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为轮辕,可以为梁栋,可以为榱桷者才也。今人说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也。才乃人之资质,循性修之,虽至恶可胜而为善。」又问:「性如何﹖」曰:「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凡言善恶,皆先善而后恶;言吉凶,皆先吉而后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后非。」又问:「佛说性如何﹖」曰:「佛亦是说本善,只不合将才做缘习。」 问:「『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如何。」曰:「尽其心者,我自尽其心;能尽心,则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实,只能穷理,便尽性至命也。」又问事天。曰:「奉顺之一本无之字。而已。」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 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人之学莫大于知本末终始。致知在格物,则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则所谓末也,终也。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格物者适道之始,欲思格物,则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而不放也。 学莫贵于知言,道莫贵于识时,事莫贵于知要。所闻者所见者外也,不可以动吾心。 孟子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此盖言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且直也,能养之则无害矣。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异也。 君子莫大于正其气,欲正其气,莫若正其志。 志顺者气不逆,气顺志将自正。志顺而气正,浩然之气也。然则养浩然之气也,乃在于 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气盎于面背,乐易多恕,终日怡悦。立之从先生三十年,未尝见其一有有字。忿厉之容。接人温然,无贤不肖,皆使之集无之字。款曲自尽。闻人一善,咨嗟奖劳,惟恐其不笃。人有不及,开导诱掖,惟恐其不至。故虽桀傲不恭,见先生,莫不感悦而化服。风格高迈,不事标饰,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听其言教,则放心邪气不复萌于胸中。 先生少长亲闱,视之如伤,又气象清越,洒然如在尘外,宜不能劳苦;及遇事,则每与贱者同起居饮食,人不堪其难,而先生之裕如也。 从二程洛学到朱熹闽学、从二程理学到朱熹理学,有一个传承发展过程.在程门弟子中,福建人杨时、罗从彦是闽学的开创者,也是二程洛学和理学思想的传承者,他们全面继承二程的理学思想,但无大发展.到了李侗,除了继承师说之外,又有新的发展.他把程颐的理本论和周敦颐的太极论糅合起来,用理深化了太极.朱熹是闽学的集大成者,又是二程洛学的发扬光大者.他系统化了程颐的理本论,完善了理在气先论,发展了格物致知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程朱理学理论体系. 心性论在二程尤其是程颐理学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程颐主张心性合一说.本文仅就尽心知性、心性二元、认知合一三方面来探析程颐的心性合一说,以期阐释其心性论. 程颐与程颢虽然同为理学奠基人,但代表着不同的境界取向.与程颢提倡直觉主义、偏重即本体即工夫的体悟不同,程颐重视形上形下的区分、性情理欲的辨析以及心对性的认知,偏重于形而下的细密工夫,突出严格的日常规范践履,呈现出谨严、敬重、刻板的理性主义特征.程颐的敬畏境界所凸显的是一种规范性的道德境界,他将现实的伦理规范提升到"天理"的高度,赋予其绝对、必然的意义. 程颢从重建儒家价值系统的合法性基础出发,对传统儒家境界论的核心范畴"仁"作出了形而上学的阐发、论证和拓展,以"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作为其境界追求的最高理想,增益了理学回应佛道挑战的精神力量.从现代哲学的高度检视程颢的仁学思想,我们可以洞悉其中所包蕴的正负价值. 程颢易学在北宋治易各家中独树一帜,他以生为易的核心概念建构了理学,提出了穷神无易的独特见解,以玩索默识的方法来理会言外之意,把握易之意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超迈和乐的哲人气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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