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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生命的某种形状。我忘了我是在哪儿看到这句话的。作为一个古典音乐的聆听者，当我听到希腊诗人埃利蒂斯的《理所当然》与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歌总集》时，我惊讶于它们在音乐中呈现出的民谣风格，那样一种惊艳和迷醉，那样一种没有答案的河流和灯塔，照亮了我耳中多年前的白夜——诗歌的缪斯女神拉着大提琴，她的独唱与合唱是我们世纪幽暗的低语。 1990年，我17岁，安25岁。25岁的安喜欢写诗，但从不示人。正是从她那里，我第一次读到了已故诗人海子的《亚洲铜》、《日记》，但她那时似乎只对安妮·塞克斯顿更感兴趣。是的，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今夜我只想你。 20多年后，我和诗人西川、钢克、王家新坐在清华校园里，我们说起海子的诗、海子的爱情和海子的母亲，那一刻我想起了安，远涉重洋的安到底在哪里呢？有一年冬天，我辗转收到过一封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信件，天蓝色航空信封的右下角写着潦草的英文I am “An”,我的心突然很猛烈地疼了起来，我多么希望这是安写来的，但看了内容我知道那是我大学时代的留学生朋友安娜和她的先生斯蒂芬，那时我总是把蓝眼睛的安娜叫做安，我是想在陌生的国度找回一个我熟悉名字的记忆吗？ “这里下雪了，很大。这让我们想起那个冬天，想起那场大雪，想起我们一起呼喊着在冰冻的松花江上奔跑……”是的，我和安也曾经顶风冒雪去买一本薄薄的叫做《我歌唱带电的身体》的诗集，然后去江边堆着一个个奇形怪状的雪人，但诗歌很危险，雪人将融化。不同故事里的人，终将相隔天涯，故我两忘。 很多年了，我所有关于安的回忆都具有一把吉他的形状，但我一直没有去弹她留给我的那把吉他，我总觉得被安绽放在琴弦上的那些隐秘花朵只要再弹一次就会凋零，就像那些再也回不去的青葱岁月，早已成为一种时间的禁忌。我不弹吉他已经很多年了。更多的时候，都是别人弹，我听。前不久在北京，在诗人杨炼的小型诗歌朗诵会上，我新结识的音乐人蒋山弹唱了他根据海子《日记》谱写的《德令哈》，我感到整首歌曲从头到尾都弥漫着孤独的怀旧情绪，风一样的孤独，他也在想念一个人吗？后来在朗诵会结束的酒局上，带着醉意的蒋山拿起吉他又重新弹唱了一遍，席间的气氛喧嚣而热烈，许多诗人都跟着在唱，唯独我感觉孤独，孤独而悲伤。在众人的歌声里，我仿佛找回了我最初读这首诗，而安在旁边弹吉他的秘密时光。我不知道我回忆中的安是不是也在听，听这唯一的、最后的抒情，听岁月流转，花开花落。 “有多少回忆带着你的脸孔与我重逢”，这是我刚刚写在纸上的一句话。大概是在2006年，我混迹于北京的一家杂志，当我第一次看见我那出身京剧世家的美丽女同事计小舟，安的脸庞突然在我的脑海里变得清晰起来，我甚至连她笑的样子都想起来了。多年以后，当我开始诗歌写作，开始和上海的一位朋友着手翻译塞克斯顿的诗集，是不是也想有朝一日能够对安说，我并没有辜负来自你的诗歌启蒙。这些，我说不清楚。 我同样也说不清楚我是怎么认识安的，这到今天也仍然是一个谜。如果没有她送给我的那把吉他，我真的有点怀疑我想起的安，以及与安有关的事情是不是只是我虚构出来的，只是我对那个年代的一场幻觉和妄想。到底是什么时候，安把我带入到她的小圈子，去结识她那些神秘的朋友，听她们唱歌，聊天。我至今还记得她们的名字，在学校里教音乐的若虹，在电台做记者的静，以及不知哪个派出所的户籍员晓彤，在她们眼里，当时的我还只是一个孩子。在安随父母移民后，我一次也没有遇见过她们。我的早已失去联系的姐姐们，用音乐和诗歌改变了我的一生。我的诗歌耳朵有时对着过去聆听，还能听到那些遥远的爱乐回声，听到属于那个年代的没有地址的奏鸣曲，听到安稍微有些沙哑的嗓音和她的吉他密语。 是的，多年后我用诗歌收藏来自寂静最深处的声音，用吉他来交换一座可以和安对话的城市，“这是蓝色的河流，河流里的月亮。请不要惊动它，不要惊动那些孤独的吉他守夜人”，在我的书桌上，从来没有这样一张安写来的诗歌便条，但我从中读出了无尽的苍茫。2011年3月，在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民谣诗人鲍勃·迪伦来华演出之前，我读到了我的朋友欧阳江河写的评介文章，而早在20多年前，我就已经从安那里听到了他，听到了很多我现在可以哼出来的旋律。 我不知道在安的加拿大时间里，她听鲍勃·迪伦多些还是莱昂纳德·科恩多些？她是否还会在深夜弹奏那首《敲响天堂之门》，是否会想起曾经属于她的哈尔滨。鲍勃·迪伦说答案随风飘，或许，接下来的只能是：你弹，我听——当安在我的回忆中拿起吉他，我觉得从前那些逝去的日子又回来了，在那里，这个世界依然年轻，我们也还不曾老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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