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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出行，坐轿子是一种待遇，不光威风八面，更是其身份地位显赫的象征。一遇官员出巡，只要数数抬轿夫的人数便知官员品级的高低，所谓“八抬大轿”就是此意。每当官员出街，官轿颤颤巍巍，轿夫气喘如牛，左右衙役狐假虎威、吆五喝六，前有鸣锣开道的，两旁有保镖护卫的，后随一队威风凛凛的骑马警卫，端的是神气万分，更能彰显其位高权重、不怒自威，坐在轿子里的官员虽难露真容，但其形象却高大得让路遇的黎庶黔首们只能仰视。鲜为人知的是，在堪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巅峰的唐朝以及北宋时期，官员出门坐轿被严格限制，而且这种特殊交通工具基本被朝廷明令禁止。
史载唐朝和北宋时期，对官员出行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有严格的规定，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许乘轿。唐代自立国伊始就迫不及待的出台官员待遇规定，即便贵为宰相，出行也须一律骑马，只有贵族妇女以及年高德勋者才可以坐轿子代步。到唐武宗时代，对这项规定的执行才慢慢不那么严苛了，但也不是所有官员都能享受坐轿子这种特殊服务的。武宗规定：只允许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可以乘轿子出行，也就是说只有官至尚书令、三公、宰相的高官才能坐轿，其余官员不论官阶高低一律不许乘轿，而且即便有资格乘轿者也必须自掏腰包雇请轿夫。值得一提的是，这项规定还有一条人性化的变通：退休告老、体弱多病的官员可以乘轿，但前提是必须自己出钱雇人抬。
时光飞逝，转眼间到了北宋。彼时，饱学儒雅的士大夫阶层普遍认为坐轿子是“以人力代畜力”，不光不人道，还有伤风化，所以大都不愿意乘轿子招摇过市。与唐朝的硬性规定比，宋朝达官贵人们的这种自愿抵制坐轿子的行为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亦是人性的复苏。宋哲宗在位期间，曾经颁布了一项特别禁令：“ 禁京师人士舆轿”，不光不许官员坐轿，似乎连一般比较富裕的人士也不准乘轿了。但也有例外，比如四朝元老司马光，哲宗念他辅佐过四代帝王，不仅是饱学大儒，而且德高望重、政绩卓著，如今老先生已是风烛残年，行动不便，因此特许他可以坐轿上朝，谁料年高德勋的司马光对这种特别好意坚辞不受，坚决不愿意接受这种特殊待遇。
宋高宗赵构率众衣冠南渡后，因江南多雨阴湿，道路坷坎泥泞，这才允许官员出行乘轿，但规定参与国家祭祀大典时必须骑马，只有上朝时才可以坐轿。从此以后，轿子才成为官场中人的一种必备交通工具，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并逐渐成为一种定制。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反思元朝灭亡的原因，对官员乘轿仍然有着诸多较为严格的限制。明初的法令规定“国朝文武大臣皆乘马”，除特殊原因外一般不许官员乘轿。直到景泰年间这一规定逐渐放松，对于官员因公外出坐轿管制基本不予过问了，但也不是随时随地都能乘轿的，必须事前报批。文献记载：“勋戚一品，惟年老宠优者方敢陈请，其他则不允许”。一品以上的官员，只有年老的皇亲贵戚、曾立下殊功被皇帝宠信者才敢于提这要求，其他无论尊卑都不被允许。但这已不是一项死规定了，比如在地形崎岖、交通不便的山路上，轿子是一种使用广泛的代步工具，因而是被朝廷默许的。明中后期，轿子已是一种很普及的交通工具，不论城乡，不论贵贱，人们普遍使用这种代步工具，轿子早已不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也无需官方再三发文明令禁止，人们早就习以为常了。
直至民国结束，作为一种被打上特殊印记与各种符号的代步工具，饱经沧桑的轿子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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