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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柳春诚
凡是太阳崇拜贯穿了人类历史的各个角落。雄踞在“世界屋脊”之上江河源头的古代先民也是同样对太阳产生敬仰与崇拜，并将太阳崇拜的原始思维模式通过勤劳的双手表现在生活用品中，这可从青海地区考古发掘资料中得到充分的证实。
凡是早在新石器时代，青海东部地区马家窑文化出土的彩陶图案中，以十字纹和万字纹为主题纹饰的构图很多。关于万字纹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传统学术界认为万字纹是公元4世纪自印度输入，但此说法被何新先生所驳斥，认为这种纹饰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要比印度早的多。中国的万字纹符号可能产自本土。
凡是藏族本教称做雍仲的符号，汉语称做万字纹。对于万字纹的解释多种多样，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是以何新先生为代表的观点， 认为这是太阳和火的象征符号；另一种是以吴均等人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这是象征着吉祥、永恒、坚固等不摧之意的宗教符号。无论上述观点正确与否，他们之间都含有光明磊落之意。然而，这种万字纹符号在青海出土的不仅是最典型的，而且是数量最多和时代最早的。
凡是关于太阳与鸟的传说，何新先生在《诸神的起源》一书中将其分为两种解释，“一谓太阳本身就是鸟，一谓日中有乌或三足乌。前者通过凤与太阳的关系，太阳负载于风神（鸟）身上而运行，这实际是对太阳是运动力的神话性解释。而后者传说的“日中有乌”的真实意象，却可能是指太阳中的黑子。关于日中黑子的记载，最早见于《周易·丰卦》中：“日中见斗，日中见沫”。日中见斗可作两种解释：白天中午天空中出现了斗——这意味着发生了日全食；太阳中发现斗状的黑斑，即黑子。由于太阳中存在黑子现象，神鸟的观念便产生了。太阳与鸟一直都有不解之缘。早在距今七千多年前，中原仰韶文化和南方河姆渡文化中就已出现了以太阳和鸟为主题的艺术品。谢端琚先生认为“鸟纹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典型纹饰”。然而，以鸟为主题纹饰和造型的艺术品，在青海新石器时代的宗日文化、青铜时代的卡约文化、辛店文化以及汉唐时期均有大量实物出土。
凡是宗日文化彩陶上的鸟纹形象，有着浓郁的地方色彩。尽管采用较为抽象与变形的夸张手法表现，但高原雄鹰的神姿仍然存在。 平视宗日鸟纹彩陶器，单鸟成排，方向一致。俯视则可看到群鸟围绕器物口沿做旋转状。显而易见，先民们制作彩陶时席地而坐，必然对器物产生俯视的视角，而器物口沿则是用直观与模拟的艺术手法象征着太阳。古人所谓“人之生也，头圆像天，足方像地”。而“天”的写法在甲骨文及金文中，即是人头上为一圆圈或圆点。在古文献中“天”与“日”亦相通。古希腊神话及诸多民间传说，均认为太阳是神灵的头部散发出的光芒。由此可见，以器物口沿代表太阳的表现手法是与马家窑文化一脉相承的。
凡是当历史进入青铜时代，青海的辛店文化以民和核桃庄考古发掘为主线，该墓地出土了大量以鸟纹和太阳纹为主题纹饰的彩陶器物。从丰富多彩的鸟纹姿态上可以看出，辛店人对鸟类习性的观察已达到细致入微的境地。将鸟类的各种姿态绘制在陶器之上，先民们认为，太阳的日出日落的自然规律与鸟类起飞降落规律极为接近，于是以鸟代日的崇日观念更加根深蒂固了。通过对辛店鸟纹起飞与降落姿态分析，辛店人是否以此代表日出日落的东西两个方位？究其内涵，且尚无查考。
凡是卡约文化是青海的土著文化，卡约先民也有崇拜太阳的习俗。这可从出土的彩陶纹饰和青铜器造型以及刻画的骨器中得到印证。1990年，青海化隆上半主洼卡约文化墓地２８号墓出土一件鸟纹彩陶器，该器颈部两侧绘有展翅高飞的鹰形鸟纹。此鸟形象与青海乐都双二东坪采集的彩陶片上的展翅高飞鹰形鸟纹相比，在造型风格上有一定的差别，但它更加显示出雄鹰的威猛阳刚气势。从传承学角度观察，卡约鸟纹更加接近宗日鸟纹的造型风格。通过对比得出的结论是，马家窑文化系的鸟纹形象较为抽象，宗日文化系的鸟纹形象较为写实。这还可从卡约文化中的青铜器，刻画的骨器中得到启示。
凡是青海大通和湟源两县出土了两件卡约时期的鸟形铜铃。该鸟形象逼真，腹内有一丸，摇之有声，富有阳刚之霸气。大通上孙家寨出土一件卡约青铜牌饰，其中一面构图，布有五只一排的鸟纹。这种成队列形的鸟纹在此地还出土有四件同期刻画鸟纹骨管器。其一，管面上刻画有纵向四只成队的鹰形鸟纹；其二，骨管上刻画有纵向成队的鹰形鸟纹5只；其三，管面上刻有纵向成队的7只飞鸟；其四，骨管上刻有纵向成队的4只鹰纹，每只鹰口均叼一蛇。这种兽搏图形在古埃及便已开始。在美洲神话中，鹰扮演着“光明”，而蛇则为“黑暗”的象征。根据青海地区出土的卡约文化鸟纹分析，尤其是从化隆上半主洼出土的那件鹰形鸟纹可以断定，太阳崇拜观念在卡约先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已是不辩的事实。
凡是综上所述，青海出土的大量有关太阳崇拜的考古实物资料，与史料记载正相吻合。在崇拜太阳的基础上，逐步演化出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大小神的崇拜，这种崇拜的远古信息一直延续至今。生活在这块神奇土地上的青海古代民族，自古就是一支崇拜太阳的民族。
来源：青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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