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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敏
民国时期英语的学习，多是用文学名著做教材。梁实秋回忆自己在清华学英语时就讲，当时清华“使用的教本开始是《鲍尔文读本》，以后就由浅入深地选读文学作品，如《阿丽斯异乡游记》、《陶姆伯朗就学记》、《柴斯菲德训子书》、《金银岛》、《欧文杂记》，阿迪生的《洛杰爵士杂记》，霍桑的《七山墙之屋》，《块肉余生记》、《朱立阿西撒》、《威尼斯商人》等等。”（梁实秋：“清华八年”） 何兆武学英语，也主要是通过阅读文学作品。这也是当时学生们的共同做法。他上学记》中说道，很多学英语的同学去外文图书馆借英文小说：“记得有一个同学问我：‘你看了多少本？’我说看了二十本吧，他说：‘二十本不够，得三十本。’，意思是看了三十本小说，英语就可以掌握了。何兆武还讲到自己读《格列佛游记》的英文本的感受，认为”这本书的文字确实极好，非常之简洁，非常之清楚，非常之明白，很难得的。”提出：“用这本书做英文范本非常之好，不但学英文，就是学中文也应该是这样。”（《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第87页， 三联书店2007年） 夏衍去日本留学，学英语竟然也是这样。他去的是一所工科学校。但这所学校用的英语课本都是英文名著，“预科一年学的是李顿的《庞贝古城末日记》，一年级学斯蒂文森的《携驴旅行记》，二年级学德昆西的《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这些都是英国文学史的作品。”（夏衍：“我与外国文学”，张继华主编：《文化界名人自述》第63、64页，群众出版社，1993年） 阅读文学作品，是学习英语的最好的方法。其中的道理在哪儿呢？对此，王佐良这样讲： “语言要适合社会场合.一群科学工作者讨论专业问题时所说的话不同于他们回家后对爱人说的，成人与成人之间所用的词也不同于成人对儿童用的，闲谈的句子结构不同于作正式报告，写起文章来总比讲话要句子修整，段落分明，而同样是写文章，法律文书、外交条约、会议决议案、商业合同等等有迥然不同与日记、私人信件——如此等等，研究结果，出现了三个多少有点用处的概念：一曰‘语域’（register），即某一社会集团（例如从事同一职业的人）在特定社会场合（例如讨论本行业的技术问题）下所用的词汇、句子结构等等，二曰‘语类’（varieties,如varieties of English），即科学、商业、体育、宗教之类的文体；三曰‘共同语’（commoncore），即各语类各文体都必须要用，而且在任何一类一体中都用得最多最广的基本词汇、基本句型种种。这最后一点很重要，可以使我们不致于由于注意各类各体之异而忘记了它们之间的同，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同多于异。从实际运用上讲，没有人能不掌握‘共同语’而独独能掌握某一语类或文体的；反过来，确实掌握了‘共同语’的人略经训练，要掌握某一特殊语类或文体却是并不困难的。” 而要想掌握“共同语”，最好的方法就是阅读文学作品。因为：“在文学语言中，不仅各类各体并存，而且作家们经常利用不同语类、文体的转换与对照来达成特殊艺术效果。而比这点更重要的是：正是在文学语言中，共同语的运用不仅最频繁、最活跃，而且达到了最能发挥其表现力的地步。”（王佐良：“词义·文体·翻译”，见罗新璋、陈应年编：《翻译论集》（修订本），第924页商务出版社，2009年） 多年来，我们的外语学得不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乃至轻视文学语言的学习。大量的时间都放在了语法训练，以及“商务英语”上了。 不光是外语学习，母语的学习也是这样，多年来的母语教学也一直是忽视乃至轻视文学的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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