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巧若拙：石门三崖刻的朴拙之美
在汉碑系统中，我们通常有两种所指，一个是“碑”书系统，一个是“摩崖”书系统，两着之间不仅仅只有概念的区分，其实，在风格意义上，它们也是各有其指归的，它们泾渭分明的道出了碑书与摩崖书的风格特征。
为了给亡人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由亡者后代在墓上立一块石，上刻颂辞，写一些流芳百世的话，是叫碑书。由于其功用目的和对亡者要表示恭敬等要求，所立之碑的后面当然越光滑月平整越便于清晰的契刻下颂内容，于是我们便抽绎出碑书的理想契刻之地的主要特征为方、正、平。其间刻工每刻一刀转折承接，都十分清晰，人为的石碑实体与镌刻风格，使汉碑具有巧夺天工，精致入微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摩崖书也为歌颂存在，古代官吏修路筑桥，凿山治水，被认为是流名千古、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该地士民就会大唱歌颂之辞，刻碑志事之余还欲将他们的光辉业绩凿于名山名壁之显耀处，以期与日月交辉，与天地齐名，于是摩崖书的镌刻环境便产生了，既是存于自然崖壁，其面当然不会是理想的平滑石面，在迳丈迳数十余丈的崖壁悬石上刻，其风格不言而喻：其一、由于文字要凿刻在不平的石面上，线条就不会像汉碑那样巧夺天工，精致入微，更无法做到细腻而有锋芒。其二、是字形可大得没有限制，自如的舒展、开张其字势。
在开凿中原西出栈道，研究古代交通史的诸多记载中，石门三崖刻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石门三崖刻分别是《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和《杨淮表记》，其书风介平简书大系和碑书大系之间，尽管石门三崖刻所刻时间相差百余年，且不知书者为何人，但其书貌气势间所流动的艺术气息却是一脉相通的，都有一种博大恢宏的气势，为后世书家所称道。
气势磅礴的大字，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美的踪迹，在探索摩崖时刻的审美特征中，我们发现了一种与《礼器碑》《曹全碑》《乙瑛碑》等不同的叙述语境，这种鉴赏语境所显示的再也不是精巧至极的“雅趣”，而表现出一种与之相反的古朴自然，博大宽宏，言简意远，吞吐六合之气格。这种横冲直撞的书法风格，缺乏庙堂之气的，但这又足以让我们为之倾倒、折服，因为它是享造化之极的天然风貌，驰骋八极，大巧若拙，难于忘怀。
石门三崖刻中较早的是刻于东汉永平九年（66年）的《开通褒斜道刻石》其刻于石门崖壁上，有南宋时晏袤的题记于刻石之后，又经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搜访而传于世，此刻字体长短宽狭参差不齐，天然古秀，书刻随石势而布，字形大小参差错落，其 体宽博疏朗方整，取外满之势，继承了金文篆书的体势，线条粗细基本匀称，点画平直，瘦劲，波挑不甚明显，以平出之法书隶体，气势朴拙天真，颇具天然之意趣。
《开通褒斜道刻石》八十余年后，出现了《石门颂》，全称《司隶校尉楗尉杨孟文颂》，刻于《开通褒斜道刻石》旁，为杨孟文再次修凿褒斜栈道以作的记功刻石书刻，时间为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十月，书刻凡22行，每行30字或31字，王升 撰文。其布局大致齐整。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字大如《孔庙》、《泰山》、《都尉》，《孔庙》碑铭，而纵横劲拔过之。”书体被康有为推为逸品第一，笔势跌宕，刚柔并施，气势开张，用笔上来去无迹，含蓄中寓波动，波挑用缓笔提送而成，有棉裹金句之谓，笔势依石势不动，平直中寓起伏。线条起伏变化均匀，呈静态体势，亦有飘动感，书写时结体舒展，用笔要圆浑挺劲，切记浮躁，是汉隶中不可多得的杰作，与《石门铭》交相辉映，在书史上又与《石鼓文》合称“三石”。
石门三崖刻中最晚的一件是《杨淮表记》，全称《司隶校尉杨淮表记》东汉灵帝熹平二年（173年）刻于陕西褒斜谷石门崖上。史载杨淮为杨孟文长孙，杨淮乡人卞五途经石门时，有感杨氏一门开凿栈道之功绩，遂撰文表记。文凡七行，每行25至26字不等。隶法
圆劲遒劲，介乎《开通褒斜道刻石》和《石门颂》之间，天真雄放、浑浊古朴敦厚中有潇洒野逸之趣。
从风格史意义上区分，我们可以把石门三崖刻归为两类：一类属宽博苍浑型，主要是《开通褒邪道刻石》。另一类属豪放野逸型，主要有《石门颂》和《杨淮表记》。尽管它们同属石门摩崖石，都有气势磅礴，造化之极的天然风貌，但书法审美风格之间的差异也是存在的，在统一的风格和书刻环境下，《开通褒邪道刻石》显得饱满壮伟，健如钢筋，《杨淮表记》显得潇洒流利，静中寓动，而《杨淮表记》则显现出天真雄逸，蓬头乱服的体现，在不经意间而自出天趣。
当我们回想起当时的刻凿工匠徒隶，再一次体会那穷山恶水的刻凿环境时，不禁又一次地被他们折服，在自由、流利、洒脱、雄逸的线条风格、结体风格和章法风格的创造之余，为我们拈出了一幕鲜活生动的社会场景，仿佛在书迹的展开和笔画的构筑中回荡着此起彼伏的欢呼和颂赞声，尽管这声音过于粗野，但它真实、自然、朴拙……或曰大巧若拙者，实此之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