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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 ioracode 转载任何甲骨文微信公号ioracode所推送的文章或内容，请事先与本公号取得联系。 保罗·约翰逊 | 文 秦传安 | 译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剑桥大学一位聪明的教授，是战时的一位文职官员和巴黎和会上英国财政部的代表。他对军事安全、边境和人口转移毫无兴趣，他悲剧性地低估了这些问题内在的、情感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对欧洲经济方面的稳定有着明察秋毫的理解，大多数代表都忽视了这个方面。在他看来，一次持久的和平将取决于它允许贸易和制造业以怎样的速度恢复，让就业得以增长。考虑到这一点，巴黎和会的和约必须是动态的，而不是报复性的。1916年，在财政部的一份备忘录中，凯恩斯提出，1871年，德国强加给法国的战争赔款给这两个国家都造成了损害，很大程度上对1870年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负有责任。他认为，根本不应该有赔款，或者，即使有的话，强加给德国的最大惩罚也不应该超过20亿英镑，他在为和会准备的一份预备文件中写道：“如果德国被‘挤干了’，它也一定不是所有破产国家当中的第一个。”至于所有协约国都卷入其中的战争债务——各协约国认为应该用它们从德国得到的东西来偿还这些债务——凯恩斯认为，让债权人免除这些债务对英国来说是明智的。这样的慷慨将会鼓励美国人为英国做同样的事情，而大陆国家会用纸币支付英国，英国会用现金支付美国，因此，普遍勾销债务将会让英国受益。
除了限制赔款和免除战争债务之外，凯恩斯还希望威尔逊利用他的权威和美国的资源发起一项庞大的信用计划，以帮助欧洲的工业恢复元气——1947～1948年间，这样一项计划采取了马歇尔计划的形式。他把这称作“欧洲复兴的大计划”。他把这一建议卖给了他的老板、财政大臣奥斯丁·张伯伦，并在1919年4月起草了劳合·乔治寄给威尔逊的两封信。第一封信提出“欧洲的经济机器被堵住了”，上述建议将会让它自由；第二封信指出：“一个国家越是衰弱、离布尔什维克主义越近，它大概就越需要帮助。可私人企业不太可能来做这件事。”凯恩斯的观点是，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正享受一个独一无二的“时刻”，威尔逊应当避免试图口授战后边境线和国际联盟的形态，相反，要用美国的食品供应和经济力量来帮助欧洲的长期恢复。一个繁荣的欧洲更有可能忘掉刚刚过去的痛苦记忆，更长远地看待眼下充满激情的边境调整问题。 凯恩斯的观点中必定有很多的智慧和一定程度的正义，他关于美国角色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正如一些美国历史学家今天所认识的那样。但威尔逊痴迷于国际联盟，对经济复苏毫无兴趣，他把劳合·乔治的请求丢到了一边，美国财政部被凯恩斯的观念给吓坏了。凯恩斯抱怨道，美国财政部的代表被“正式禁止在私人谈话中与我们讨论任何此类问题”。勾销战争债务已经没有可能。凯恩斯对美国人的反感达到了极点，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他们有机会采取宏大的，或者至少是人道的视角来看待世界，但他们毫不犹豫地拒绝这样做。”威尔逊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当他通读了《凡尔赛和约》并领悟到其条款（尤其是赔款条款）所带来的累积性的严重后果时，他更加惊恐。这份“该死的和约”（像他所称呼的那样）是经济灾难和未来战争的祸根。1919年5月26日，凯恩斯辞去了英国代表的职务。他写信给张伯伦说：“你怎么能指望我还在这出悲惨的闹剧中担任助手，并试图为（正如一位法国人所写的那样）une guerre juste et durable（法语：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打下基础呢？”他告诉劳合·乔治：“我正从这场噩梦中溜开。” 凯恩斯的离去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智慧和口才都没能阻止的这份和约是一个既成事实。但他接下来做的事情却让他如此正确地诊断过的判断错误变得更加严重。凯恩斯是两个世界的人。他喜欢银行和政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要他愿意去做，他的天赋才能就能让他繁荣兴旺。但他也是一个学者、唯美主义者、同性恋者，还是剑桥秘密协会“使徒”及其附属派生组织“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成员。他的大多数朋友都是和平主义者：布卢姆茨伯里派的非正式领导人里顿·斯特雷奇，斯特雷奇的兄弟詹姆斯，戴维·加内特，克莱夫·贝尔，艾德里安·斯蒂芬，杰拉尔德·肖夫，哈里·诺顿，以及邓肯·格兰特。当征兵制被引入的时候，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宁愿因为拒服兵役而被带上法庭，也不愿服役，里顿·斯特雷奇便在一场被广为宣扬，也很英勇（在他看来是这样）的案子中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他们并不赞成凯恩斯加入财政部，视之为“战争工作”，尽管是非参战性质的。1916年2月，他在自己的早餐盘子里发现了一张来自斯特雷奇的暗签，这在和平主义者那里相当于白羽毛（译者注：白羽毛有怯懦的意思）：“亲爱的梅纳德，你为啥还在财政部？你的里顿。”当邓肯·格兰特（凯恩斯跟他有过一段同性恋关系）在伊普斯威奇被带上法庭的时候，凯恩斯极力为他辩护，在法庭上炫耀他那个带有王室花押字的财政部公文包，想吓唬法庭成员，他们都是乡下小人物。但当他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愧。1917年12月，他写信给格兰特说：“我给一个我所鄙视的政府工作，为了我认为是犯罪的目的。” 出于残留的爱国感，凯恩斯继续待在财政部，但内心的紧张与日俱增。当这场他所痛恨的战争在一份他认为极其可恶的和约中达到高潮的时候，他在神经崩溃的状态下回到了剑桥。康复之后，他立即坐下来，写了一部才华横溢、凶猛狠毒的作品，抨击整个和平会议。这篇作品混合了事实、半真半假的事实、误解和闪光的洞察力，因为对这出大戏中的主要演员所作的讽刺性人物速写而显得更加活泼。同年底，这部题为《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的作品出版，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这部作品是“非预期后果律”的又一个经典实例。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凯恩斯的公开动机是要提醒世界，警惕一份迦太基式的和约对德国造成的影响。他私下里的动机是想通过攻击朋友们曾责怪他为之效力的那个政治机构，从而修复自己与朋友之间的关系。它无疑成功地实现了这些目标。这部作品还被证明是20世纪最具破坏性的图书之一，它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间接地对凯恩斯本人急于防止的那场未来的战争作出了贡献。当那场战争终于来临的时候，年轻的法国历史学家艾蒂安·曼图在一本题为《迦太基式的和约：或凯恩斯先生的经济后果》（The Carthaginian Peace: or the EconomicConsequences of Mr Keynes）的小册子中对凯恩斯的抨击提出了责难。1946年，曼图本人被杀一年之后，也是凯恩斯死于癌症的那一年，这本书在伦敦出版。 凯恩斯的书对德国和英国的影响是累积性的，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它对美国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国际联盟不是威尔逊的主意。它是英国提出来的。或者毋宁说，它是两个古怪的英国绅士的头脑产物，其给世界事务所带来的虽说是好心好意却十分有害的影响生动说明了这样一个命题：在政治中，宗教信仰是一个糟糕的顾问。沃尔特·菲利莫尔在72岁那年出任外交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这个建议（1918年3月20日），菲利莫尔是国际法专家和《和约三百年》（Three Centuries of Treaties of Peace，1917）一书的作者。他还是著名的教会律师，一个特罗洛普小说中的人物，在教会委员会中超群出众，是合法性、宗教仪式、法衣和教堂家具方面的专家，还是树木茂盛的肯辛顿市的市长。作为一个法官，他因为在风化案中量刑过严，而对其他犯罪却手下留情而饱受批评。很难想象还有哪个人比他更不适合为应对全球现实政治拟订规则，要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盟友罗伯特·塞西尔，此事恐怕不会发生。塞西尔是托利党下院议员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大臣，与他的首相父亲索尔兹伯里勋爵政治上的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背道而驰，后者不得不以一剂宗教虔诚的强力药处理外交事务，对付俾斯麦。塞西尔从小就立志当律师，他母亲说他“始终有两个委屈和一项权利”。在伊顿公学，他曾试图组织同学反对恃强凌弱。作为负责封锁的国务大臣，他痛恨试图用饥饿迫使德国人投降，因此对创立国际联盟的想法十分热心。事实上，他曾在1918年8月写信给妻子说：“假如不是抱着这样的希望：（国际联盟）将建立一个更好的国际体系，那么我将是个和平主义者。”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两个负责打造国际联盟的人都是准和平主义者，他们并没有把国际联盟看作是一种靠集体力量阻止侵略的手段，而把它看作是这样一种力量的替代——主要通过“道德权威”发挥作用。 英国的军事和外交专家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想法。内阁秘书长和最有经验的军事协调人莫里斯·汉凯记录道：“任何这样的计划对我们来说都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制造出一种完全虚假的安全感。……它只会导致失败，而且，失败拖得越久，就越有把握把这个国家哄得昏昏欲睡。它会把一根强有力的杠杆塞进理想主义者的手里，你几乎可以在每一个国家的政府中找到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反对在武器装备上花钱，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可以肯定这会导致这个国家处在不利的位置上。”艾尔·克劳尖酸刻薄地指出，一个“郑重其事的联盟和盟约”将会像其他任何条约一样：“有什么东西能够确保它不像其他条约一样不被违背呢？”当然，惟一的答案是武力。但菲利莫尔并没有和军事部门商议，当海军部听说这一计划时，他们以备忘录的形式告知政府：要想让它发挥作用，就需要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战舰。所有这些警告在国际联盟的想法刚刚构思出来的时候就发出了，这一组织悲惨的历史极大地证明了这些警告是对的。 不幸的是，威尔逊总统对和约谈判本身连同其所散发出来的、非道德的现实政治必定会有的难闻气息感到厌倦，他立即抓住了国际联盟这根救命稻草，并把它当作是安放他自己丰富道德热情的容器，怀疑被一扫而光。事实上，他作为这一计划的倡议者的身份反倒把它可能有的实用优点给剥除殆尽。有一个历史神话，说的是欧洲强国拼命地急于创立国际联盟，把它作为一种手段，好让美国卷入到一项永久性的义务：帮助维护和平；而且威尔逊也抱持这一观点；它被共和党人的孤立主义给挫败了。事实并非如此。克列孟梭和福煦想要一个共同安全联盟，有自己的设计团队，有点像经历了数不清的痛苦和拖延之后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最终演变出来的盟军总部。简言之，他们想要的那种东西，其路线最终在1948～1949年间出现了，其形式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们认识到，一个这样的普遍体系纯属胡说八道：所有强国（包括德国）都属于它，而不管它们过去的记录如何，它还对所有国家的边界做出担保，而不管它们的功过如何。对于巴黎和会上的意见，他们的信息比威尔逊更灵通，并且知道，和会接受任何一个这种怪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的目标是有限的，他们试图分阶段地把美国卷入进来，正如更早的时候法国把英国卷进来一样。首先，他们想让美国接受的是对和约的担保，而不是任何联盟的成员身份。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威尔逊的性格和判断力的缺陷，实际上还有心理健康上的缺陷，变得无比重要。1918年11月，他丢掉了中期选举，连同他们对国会（包括参议院）的控制权。这原本是一个很好的额外理由：他不用亲自去巴黎，而是派一个两党代表团去；或者即便亲自去的话，也要带上洛奇和其他共和党人。相反，他选择了只身前往。在把美国带入战争的问题上，他在1917年4月2日对国会发表的演说中说：“为了民主，必须让世界变得安全。”他那部深受欢迎的《美国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把民主描绘为一种准宗教力量，vox populi vox dei（拉丁语：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如今他告诉国会，旧世界正在遭受对民主的“肆意抵制”，对它“纯洁精神力量”的“肆意抵制”。正是在那里，美国进来了：“在努力打造这种精神优势上起领导作用无疑是美国的昭昭天命。”在那项工作上，国际联盟是工具，他自己是代理人，是“普遍意志”的化身。 我们并不清楚，威尔逊这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如何把自己看作是卢梭的volonté générale（法语：普遍意志）的受益人，这一观念很快就被欧洲新一代独裁者如饥似渴地加以利用。大概那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1919年4月，他在巴黎遭受了第一次中风。这个事实被隐瞒了下来。事实上，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似乎强化了威尔逊的信念：他的做法是正义的，也增强了他的决心：不跟共和党批评者妥协。1919年9月，他把国际联盟的问题从巴黎和会带到了美国，行程8000英里，坐了3个礼拜的火车。这一努力在9月25日火车上的第二次中风中达到了高潮。这事再次被捂住了。10月10日，威尔逊第三次中风，这是一次严重的发作，导致身体左侧完全瘫痪。他的医生加里·格雷森将军几个月后承认：“身体上他永久性地有病，精神上他正逐步衰弱，不可能恢复。”但格雷森拒绝宣布总统不能胜任眼下的职务。副总统托马斯·马歇尔是一个十分不可靠的人，他在历史上之所以被人所知，是因为他的一句话：“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是一支5分钱的上好雪茄”，他拒绝强调总统已经不能视事这一点。私人秘书约瑟夫·塔默蒂和威尔逊本人及总统夫人伊迪丝密谋让伊迪丝成为事实上的总统，她在这个位置上待了17个月。 在美国历史上这段稀奇古怪的插曲进行期间，到处流传这样的传闻：威尔逊患上了三级梅毒，如今成了一个胡言乱语的囚徒，被关在一间带栅栏的房间里，而只上过两年学的威尔逊夫人则用她那只巨大的、孩子气的手书写给内阁部长们的命令（“总统说如何如何”），解雇和任命部长，在法案上伪造威尔逊的签名。她和总统本人都对解雇国务卿兰辛（伊迪丝曾声称：“我痛恨兰辛”）和任命完全没有经验、头脑糊涂的律师班布里奇·科尔比取而代之负有责任。威尔逊每次可以集中注意力5～10分钟，甚至狡猾地骗过了他在议会的主要批评者阿尔伯特·福尔参议员，福尔曾抱怨：“我们有一个女人统治的政府！威尔逊夫人才是总统！”福尔被召到白宫，他发现，威尔逊留着长长的白胡须，但看上去还算机敏（福尔只和他在一起待了两分钟）。当福尔说到“我们，总统先生，我们所有人为您祈祷”时，威尔逊厉声说：“用哪种方式祈祷，参议员？”这被解释为他依然机智风趣的证据。 美国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就这样被统治着，正如德国在1932～1933年间被一个生病的、精神上受到损害的、濒临死亡的巨人所统治一样。假如威尔逊被宣布不能胜任，那么几乎不用怀疑，一份经过修订的条约会在参议院通过。而事实上，带着病人或老年人的固执，他坚持认为，参议院应当接受他所要求的一切，要么就什么都不接受，他在关于这一问题的最后一篇咨文中写道：“要么，我们勇敢地加入国际联盟，不惧怕我们如今享有的领导者的角色……要么，我们尽可能优雅地退出列强间的伟大协作，正是凭借这一协作，世界才得以被拯救。” 在这场保持着微妙平衡的国内斗争中，输赢的概率已经开始对威尔逊不利，恰逢此时，凯恩斯的书来到了美国，其时机是毁灭性的。这本书增强了不调和派的所有偏见，强化了保留派的怀疑；事实上，它让威尔逊自己的一些支持者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凡尔赛和约》在3月份被提交到参议院，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批准。威尔逊自己的提案遭遇了惨败：38票赞成，53票反对。依然有机会让洛奇自己的修订文本获得通过，并因此成为接下来三届共和党政府外交政策的坚实基础。但是，威尔逊带着毁灭性的热情从病床上写信给他的支持者，用颤抖的手在信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几乎无法辨认，他恳求他们投反对票。洛奇文本的投票结果是49票赞成，35票反对，离所需的三分之二差7票。35张反对票当中，有23个人是奉威尔逊之命行事的民主党人。就这样，威尔逊杀死了自己的头生子，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解开了欧洲与共和党人（即便是友好的共和党人）之间的联系纽带。在反感中，洛奇宣布，国际联盟“像马利的鬼一样死了”。参议员詹姆斯·里德说：“像赫克托耳一样死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沃伦·哈定带着对民主党过去的嘲笑补充道：“像奴隶制一样死了”。当民主党在1920年秋天遭遇压倒性惨败的时候，这一结果被看作是对威尔逊欧洲政策的整体批判。尤金·德布斯被威尔逊投入了亚特兰大监狱，他从监狱里写信说：“美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个人像伍德罗·威尔逊这样从公共生活中退出，如此彻底地丢尽老脸，遭受如此尖刻的指责，如此压倒性地受到指控和否定。”
就这样，在所有可能性当中，它们得到了最差的。如果按照洛奇提出的路线让美国加入国际联盟，那将在总体上把它转变为一个更加现实的组织。但就德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它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优势。洛奇和共和党中的国际主义者都认为，和约不公正，尤其对德国不公平，迟早要修订。事实上，洛奇起草的盟约专门为这一可能性作了规定。第19条常常被忽略，最后干脆被无视，这一条允许国际联盟“时不时地”建议重新审议“已经变得不适用的条约”，以及“继续有效可能危及世界和平的条约”。美国在国际联盟中的存在将会使得下面的情况变得更有可能：在1920年代，德国将会通过适当的国际法程序，得到它在1930年代通过武力来寻求，并通过对方的怯懦而获得的那些调整。 摘自【英】保罗·约翰逊《摩登时代》，秦传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2015年7月即将出版。标题为编者所加，为篇幅所限此处省去注释。 -End- ID：ioracode ▲长按二维码即可订阅 ▲微博：@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让我们一起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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