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媒体统计，近10年报道的贪腐案件中，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的涉事官员，至少有17人是科级和科级以下干部，其中有6人涉案金额更是接近或者超过亿元。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小官大贪的情况也并不鲜见，以古鉴今，或许有足资镜鉴的启示。 首先需要谈到的是古代的胥吏，所谓“胥吏”，最初是分为“吏”与“胥”两类的，二者地位有高下之别。但唐宋以后这二字多连用，主要指中央和地方官府中，在官员指挥下，负责处理具体政务，特别是经办和处理各类官府文书的低级办事人员。 胥吏在古代官制中不是严格意义的“官”，却在政府职能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在身份上与一般经科举入仕的官员截然不同，政治、社会地位相当卑下；但另一方面，由于经办的各项事务涉及人事、刑狱、钱谷等等，再加上熟悉王朝法例，不同程度握有一定权力甚至是相当大的权力。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七引杨芸士曰：“……胥吏……，刑名簿书出其手，典故宪令出其手，甚至于兵枢政要，迟速进退，无不出其手。使一刻无此辈，则宰相亦束手矣。” 清代的北京城，在居住格局上有所谓“东富西贵”的说法。大意是说“富人”大多居住在北京城南靠东面的正阳门东与崇文门外，而地位较“贵”的中央六部干部（司官）则多居住在靠西的宣武门外。住东边的“富人”就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央六部的胥吏。 他们之所以能够“富”，端赖于他们的“小官大贪”，而且是形成潜规则的制度化贪腐——“部费”。 掌管文官人事任免的吏部和掌管军事事务的兵部，其中的书吏在文武官员补授选调的时候会索要“部费”；掌管建筑工程事务的工部书吏，在兴修工程时自然 会有油水；管理全国学校、科举考试及藩属和外国之往来事务的礼部，和掌管法律刑狱的刑部的书吏们相对“清苦”，但每当遇到科举考试、皇家婚丧典礼以及人命 大案，也有索要“部费”的机会。 其中最夸张是掌管财政事务的户部书吏，他们在地方各省款项的报销和发饷拨款上能够上下其手，索要的部费少则几万，多则数十万。 在清朝的财政程序上，户部接到报销清册后要对各项花费是否符合规定进行审查，这个过程类似于现在的财务审计。如果发现报销清册中有不合规定的情况， 就要求申报部门重新核实，这叫“批驳”。因为科举出身的户部司官（司局级）和堂官（部级副部级）不会亲自对财务情况进行审核——事实上他们也不懂，这些权 力就在户部书吏的手里了。如果报销机构给部费，即使不符则例，账目漏洞百出，他们也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不给“部费”，即使完全符合规定，账目 天衣无缝，他们也可以随便找个理由“批驳”。 对此，雍正帝总结说：“若无部费，虽册档分明，也以本内数字互异，或钱数几两不符，往来驳诘”，“而一有部费，即使糜费钱粮百万，也可准予奏销”。可见深体人情的雍正帝对其中关窍可谓“门清”。可是到了他儿子乾隆帝的时候，连备受恩宠的福康安也受到过部费问题的困扰。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福康安征讨凯旋，一应军需费用交户部报销。有一天，他收到了户部一名书吏的名帖。那名小吏以向他贺喜为名，要求“赏赐 万金”。福康安当时刚刚立下大功，恩宠正如日中天，小小一名书吏，居然敢索取贿赂，不由得大怒。而这个小吏却镇定自若，侃侃而谈，从容陈述了自己的理由： “小人不敢索取贿赂，但是军需用款多至数千万，账册太多，必须多添人手，日夜加快办理，几个月内完成，全部上奏，皇上刚刚赏赐了战功，必然高兴，马上就准 了。倘若您不给钱，仅就我们户部本来的人手，分批陆续报销，没有三四年不能了事。今天报销一点，明天又报销点，皇上看得烦了，这么多的军费报销，哪会没有 一点不合规矩的呢？那时，如有人乘机发些议论，到时必兴大狱！这是为了大帅您考虑，不是为了我们这些小吏算计啊。” 清人笔记《水窗春呓·下卷·部吏口才》中记载，福康安听后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马上命令“粮台以二百万予之”。当然了，这个书吏能够见到福康安的面施展“口才”，也是因为他给了福康安的门房一个一万两银子的红包。看来那时的层层环节，都有“小官大贪”。 到了乾隆的儿子嘉庆年间，也试图整肃过部费问题，但是面对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他也毫无办法。直到同治年间，曾国藩李鸿章在报销镇压太平军军费的时候仍然遇到“部费”问题。“小官大贪”已经成为与清朝相伴始终的痼疾，清朝的衰亡固然有诸多方面原因，这些书吏的“大贪”也可以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小官大贪”更严重之处在于，它会造成“千里之穴溃于蚁穴”的恶果。笔记记载北宋名臣张咏担任崇阳令，看到有一个小吏从库房中出来，其鬓发旁边头巾 下面有一个钱币，查出来是库房中的钱。张咏命人杖责该小吏，小吏生气说：“一个钱又何足道哉，居然杖责我？你能够杖责我，不能够斩杀我！”张咏于是写下判 词：“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然后亲自下去斩杀了这个小吏。 即使不从现代法治观念出发，以当时的法律程序，张咏的逻辑和做法也是不对的，所以进一步的情节其实是张咏“申台府自劾”，自请处分，最后得到了宋太 宗的宽恕。可以猜想，宋太宗的想法是基于北宋建立后亟待整饬吏治，而不顾念手段和程序是否合法合理，我们也不妨猜想其心目中大概也是希望这种严刑峻法能够 防止“小官大贪”的吧。 但封建王朝再怎么防范，终于不能避免“佶京俅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 ?（聂绀弩先生诗《董超、薛霸》）”的局面。要从根本上治理“小官大贪”，首先要加强制约权力的制度建设，实现权力的有效分解和平衡：其次要强化权力监督 程序，公开行政审批涉及公共资源的信息，压缩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借机谋利的空间。最后在干部遴选制度上也要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保证关键岗位上的干部德才 兼备、两袖清风。打虎固然快意，消除苍蝇滋生的土壤和环境更是值得重视的一项工作。 （作者：秦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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