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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洪勇 摘 要：明代吏员按职掌大致可分为三类：正堂吏，其职能主要有出入文书、公文署押和抄案；管理文书吏，其职能主要有文书收发、文书保管和文书稽查；承行吏，其职能主要有理办文书、参与相关的具体工作和部分参与公事的决策。 关键词：明代 吏员 职掌 吏员是明代各级衙门中的主要办事人员，是保证衙门正常运行的重要力量之一。其构成按职掌主要可分为正堂吏、管理文书吏、承行吏三部分。本文重点考察这三类吏员的职掌情况。 1 正堂吏 正堂吏，人数较少，分布于中央及地方各高品级衙门正堂，包括提控、令史、都吏、书吏、通吏等。其职责较为简单，主要有出入公文、公文署押和抄案三项。 1.1 出入公文 出入公文，是正堂吏的日常役务。如都吏其职“专主堂上接递公文”，令史则“主堂上出入公文并前后堂案簿说帖”[1]。 1.2 公文署押 公文署押，即于公文末尾署名。明代衙门文书，名义上是由官员负责处理，但具体操作的却是各承行吏员。为标示其职责，各正堂吏及承行吏亦必须在当该官员之后依次佥名以便稽考。其具体操作过程《南京户部志》卷四记载颇为详细：“凡各司每日清晨，（承行吏）将应押公文送该所（照磨所）照看，无有洗补字样，方登号簿，赴堂佥押，送所用照过毕。禀堂转发。”即每日各司承行吏典，将所承行公文于照磨所先行登记，随后送堂上令史、都吏署名佥押，再由照磨所验看无误后，承行吏典才将公文送堂上吏转发。 某些正式上行公文，有时亦须吏典押名。如嘉靖九年（1530年）、二十六年（1574年）明功臣事例表中，除兵部尚书以迄主事分别押名外。其都吏、令史，以及承行典吏亦均押名于后。[2]因此，高级吏员与低级吏员之间，不仅有工作上的分工，也存在一种上下级关系，这一关由署押这一形式体现出来。只是二者皆属吏员，同属被役使对象，故其上下级关系不像官吏一样鲜明。 1.3 抄案 抄案，是正堂吏的另一项职责。《洪武礼制》行移体式规定：“在京衙门，其察院事，六部都吏赴院抄案；磨勘司事务，六部令史赴司抄案，呈部施行。凡察院磨勘司事务，察院为书吏，外卫、其他在京衙门及应天府均为令史抄案呈本衙门施行。” 此外，各正堂吏还得兼办各自所在衙门事务。如户部都吏除以上职责外，还要办理若干卫、所俸粮事宜。[3]不过从总体来看，正堂吏的职责还是比较轻松的。 2 管理文书吏 管理文书吏，包括架阁库、承发（房）、照磨所、司务厅、铺长司、勘合科、典簿厅吏典。负责文书、案牍收发、稽查和贮藏，亦兼它务。其职责内、外衙门皆同。 文书收发，由承发典吏主之。以南京六部承发科为例，其典吏“终日在堂 ，凡公文出入、缓急、注销，日从簿稽，月从类奏，并登记历事监生、各司吏典及照磨所吏之画卯，以为考勤”。[4]其他事务因各部性质不同，事非一律。如南京户部有轮班盐引匠，其承发科典吏每日为之编号用印；有纳粮者，则查算其批文等。[5]在外衙门亦有承发科或承发房。据《嘉靖瑞金县志》卷二《官制》载，该县设“承发科典吏一名”。《隆慶瑞金县志》卷四《职官》的说法则是“承发房典吏一名”。皆职掌文书收发。由于承发科（房）是各级文书中转必经之处，关系较为重大，地位亦较高，因此，被营充吏役者视为肥缺，争相求之。以嘉靖时淳安县为例，营求承发典吏者，须交纳顶头银50两，而同衙门架阁库典吏顶头银仅为3两。[6] 架阁库典吏主贮藏、保管文书。其架阁库设置，弘治五年（1492年）李承祖修南京吏部架阁库记曰：“国朝酌古官署之制，六部皆建架阁库以储藏籍案，置吏一人掌之。”在外司、府、州、县等衙门亦有设置。为保证文书的完整及便于查考，《皇明条法事类篡》卷下第216页规定：“凡照刷过文卷，并一应须知等项文册簿籍，俱送库架阁。”明初，这一规定执行得比较彻底。中期以后，由于案牍日积月累，加上官吏懒惰或有意为奸，各种文书渐渐不行送库，就堆吏典、书办房内收放，架阁库及典吏作用亦日形下降。 照磨所设于户部、刑部、都察院、布政司、按察司及各府。其吏典主稽查公文，检校受发上下文移，磨勘六房卷宗。[7]即吏员在各种公文上传下发送走以前，必须检查一下有无错漏，然后再送堂上官、吏佥发，或径送库架阁。如前引《南京户部志》卷四吏员署押条对此有明确记载。因照磨所事务繁杂，其设吏也较多，如南京户部照磨所，就有“司吏二名，典吏十二名”。[8] 司务厅典吏其职与照磨所同。司务厅设置缘由及职掌，朱元璋说：“朕以各部案牍填委，往往淹滞不行，吏缘为奸，事愈浩繁。于是各设司职专记出入，督其稽滞而察其奸弊，不旬日间，事多望集。今在外布政司、按察司并各府，亦宜设照磨所检校如司务之职。”[9]司务厅与照磨所并不同时出现，有照磨所则无司务厅。 余如国子监典簿厅典吏，各州勘合科典吏及各县铺长司司吏等，其职或掌文书出入，或稽查文书，都属于管理文书的范畴。如《宛署杂记》卷五《铺舍》记铺长司司吏“掌送到官文书籍记件角时日而递发之”。 3 承行吏 承行吏，是所有吏员中人数最多，作用和影响也最大的吏员群体。除上述数种吏员外，其他全部属承行吏典，且主要集中于政事最为繁巨的六部和六房。其所承行者，主要有三个方面： 3.1 掌案牍行移 掌案牍行移，即“簿书期会”。[10]许讚认为“理办文书，书写文移”，“行移者，上下运行文字也”。[11]这一点为世人所熟知。其权力前后有很大变化。明初权力很小，仅负责誊录文书等简单事务。据《大诰三编》农吏第二十七规定：“今后诸衙门官，凡有公事，能书者，务必唤首领官于前，或亲口称说，首领官著笔：或亲笔自稿，照行移格式为之。然后农吏誊真，署押发放……若吏无赃私，一切字样差讹与稿不同，乃吏誊写之罪。设若与稿相同，主意乖违，罪坐官长，吏并不干。”《大诰》官亲起草第二中也说：“凡所施行，诸事议论已成，正官、首领官亲行草稿，役吏精书之，而乃书押印行。”可见明初吏员其职不过誊真、画押、发放公文而已。 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吏员不但负责誊抄公文，还逐步参与到公文的起草、公务的决策中来。 3.2 参与具体工作 吏员除从事案牍、簿书等文字工作外，还参加与之相关的具体工作。如库吏，除掌管库藏簿籍的造作、登记以外，也负责实物、银钱的保管和收支。《醒世姻缘传》记某库吏保管钱物，不断应上司要求，将库银支出，后遇御史清查，因无凭据以致破产。 又如礼房吏，承管祭礼、恤孤、榜文、学校等，此外还负责其他一应礼仪事务。如有新官上任，离城一舍而止，令人报知礼房吏，该吏必须先期一日置备仪仗出城伺候。其他官员过境，礼房吏也要负责筹备迎来送往一应事务。[12] 如儒学、税课司局、巡检司、仓库、驿所、各有专职专任，吏员在其中也主要是掌握各自的簿书并参与相应事务。 3.3 预公事 尽管明太祖朱元璋严禁吏员参预主谋公事，但由于吏员始终从事具体工作，比官员更了解实际情况。因此，在实际行政运作过程当中，官员有意无意地要寻求吏员的帮助，吏员参预主谋公事也就不可避免了。吏员参预公事，初期仅备顾问、协助官员处理相关事务。如宣德间，况钟给役礼部，“司官每有事白堂上，必引公与俱。有所顾问则回询于公以答”。又如《梼杌闲评》第三十九回记：“其时扬州知府颜茂暄才到任月余，运司汪承爵到任也才三个月，都不知这事的首尾，只得各传书吏来问。”[13]再如《警世通言》卷二十四，记王知县要审理案子，其刑房吏书即将有关文卷、审册连夜书写停当，以备明日审刑参考，其参预公事的方式也只是备办材料而已。 中期以后，吏员逐渐由参预顾问公事发展到主谋公事，到后来则愈演愈烈，大有取职官而代之的势头。据《明史》卷二二〇《曾同亨传》，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时，吏部文选司“丞簿以下官，听胥吏铨注”，已被时人视为“故事”，显然这种情形已经延续很久了。又《明史》卷二二五《王国光传》记：“户部十三司，自弘治以来，以公署隘，惟郎中一人治事，员外郎、主事止除官日一赴而已。郎中力不给，则委之吏胥。”到明末，形势越发严峻，以致顾炎武愤然评道：“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14]黄宗羲也認为“是以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庭之法”。[15] 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七认为：“弘治以前，臣僚章奏，皆删烦就简，故君上得以亲览无遗。及武宗之时，不亲政事，臣下遂因循自逸，不事删削，惟听吏胥全具文移。”谢肇淛在《五杂俎》卷十五中也发出了同样的感叹：“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道出了发生变化的原因。此外，行政事务日益繁杂，条例增多，官员不胜其扰；各衙门长官多系科举出身，不谙具体行政事务；兼又异地为官，不了解地方民情；又要忙于迎来送往，打点上司……种种原因使官员无力独自承担政务，也促使吏员广泛参与到原本属于官员的行政事务中来。 总之，明代吏员的职掌，仅从制度规定来看较为简单。但实际情况则是：随着时间推移，其职掌呈现出一个不断扩大的趋势，到明后期甚至部分地取代了官员的职能，出现了“吏操官柄”的反常现象。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很多，而专制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导致对吏员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管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参考文献： [1]《南京户部志》卷四. [2]《明功臣事例表·案呈》. [3]《南京户部志》卷四. [4]《孝陵诏敕》，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司务敕. [5]《南京户部志》卷四. [6]《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 [7]《明史》卷七十四《职官志四》. [8]《南京户部志》卷四. [9]《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洪武二十七年正月丙寅. [1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胥吏》. [11]《明经世文编》卷一三七《许文简公奏疏》. [12]《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 [13]杨循吉《吴中故语》页二. [14]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八《吏胥》. [15]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胥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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