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

本指短小轻薄的木片，古人常用作书写载体，后人常将其作为书信的别称，如书札、信札之类。宋代皇帝常用御札发布重要军政号令，是不经常规处理程序的亲笔诏令。封建官场中，官员之间常用书信私下商洽公事，相沿成习，亲笔书写，又称手札。上级对下级的书信称札，下级对上级的书信不再称札，改称禀或启等。因此，札用来专指下行文。

李鸿章的手札

札往往是由官员亲笔书写或由亲信、书启、幕友代笔，用来作官文书的补充，或表达一些不便见之于公文的意思，或对某些棘手难办的事发表个人看法。上官用札说公事，或于下发正式文书之前打招呼，或于下发正式文书后重申，不用牌、票一类文书套语，显得亲切，没有书吏口吻，一看便知不是例行公事，容易引起下级重视。上级同下属商谈公事用的札，性质属于私人书信，谈妥之后，上级仍须用下行的牌正式行文。用札同下属商谈公务，较之公文更容易推动工作。从撰写制发程序来说，札也比牌、票等简单得多，不用半印编号登记，文字又很简洁，因而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札最初并非正式文书，发出后并不需要存卷交代，行文比较随便，使用书信体。官员离任时或携去，或销毁，以免给下任留下把柄，现在已经很难见到。清乾隆（1736～1795）中叶后，为了省便，许多衙门发出札后不再另行牌等正式公文，札便被归入卷宗，交书吏保管，从而变为正式公文札文了。

清光绪三年徽州府旌表烈女给绩溪县的官札

札文通行后，很快以其形式简便、较易入目而广泛流行开来。凡对属员有所命令、训诫，多用札饬；发审案件，可用札发；查办事项，常用札查；转发文件，多用札行；还有通饬，是对所有有关下级衙门普遍下发的。札渐渐将牌、票等文书下达命令、指示的功能取代，到清代后期，札文已成为最流行的下行文种，而牌、票只是书吏照抄照转、办理例行公事时使用。尽管如此，札文始终未被朝廷列为法定文种，也未对如何使用做出具体规定。从实际情况看，札文大多是上级对所属下级官员使用，且主要是在各地方文武衙门使用。

札文用纸大小没有明文规定，均为白色折子式样，通常是长25厘米、宽10厘米左右。札成为正式公文后，便有了特定的程式。折面正中偏上标明文种“札”字，不用印，上标一红点，是主管官标朱时所加，表示代印。内容文字由第二版右方写起，首行主管官前衔及姓（不署名）大多为木条戳印就，下空若干，用作空名讳样式，然后接写事由“为某某事”。札文行距较宽，字体较大。每幅多为四五行，少数为6行，每行字数不限，一般10余字。结尾处用命令词“切切”“速速”“勿违”之类，最后用“此札”或“特札”之类结束。然后另起，纸面下方位置大字书写受文者“右札某衙门某官某人准此”落地。札文不具后衔，在文尾页月日上用印。大多此页左下方处还有收文到达时加盖的条戳，由收文书吏填写收文日期。标朱、判日如牌、票的式样。主管官倘要补充札文未尽之意，便在标朱时随手写在折内空白之处。札文成为正式公文后，渐渐交由书吏起草撰拟，不可避免出现“等因奉此”之类套语，但因内容简短，可以少用层层转引，叙案多以撮引概括，转发文件常用粘单，文字相对简明扼要。

另外，当时也有个别人将札文写作“劄”“箚”“剳”等字样，在同一文件中有时也作为同一字的不同写法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汉字不够规范，有许多异体字、俗体字、通用字等；另一方面也和当时有的文书人员觉得札文不是清廷规定的法定文种，而乐于写成从明代沿用的“劄文”的“劄”字以示正规有关。清末，有人混淆札和劄，误以为在京衙门用劄，在外衙门省笔写作札，是同一文种的不同写法。事实上，两者不论从起源、程式上，还是使用方法上都不尽相同，应是两个不同的文种。光绪（1875～1908）年间，黄良玉所撰《公文缘起》中就把札文和劄付分作两个文种来介绍。札文使用广泛，而劄付除了清末变体外，只限于高级衙门。中华民国以后，两者从法令上都被取消。但是，中华民国初年有的地方如云南、直隶（今河北省）等处并未执行，札文实际仍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