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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成因浅探 我国素有“对联之国”的美称。对联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传统文学艺术形式。追溯对联之源，人们总要谈到驱邪除鬼的桃符，总要谈到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春联（即五代后蜀主孟昶亲题的桃符“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是无可非议的。然而，这只谈了问题的一半，即桃符的舞台引出了联句的登场，至于联句为什么会形成，又为什么脱颖而出跳上桃李之板，又为什么广泛应用于文化生活，人们似乎谈得不多，或者挖得不深。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抛砖引玉的浅探。 笔者认为，对联的形成有其多方面的因素： 一、对立统一的客观存在是“对”产生的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都包含着矛盾。矛盾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和变化。鸟之双翅、人之双手、车之双轮、河之双岸等对偶现象和生死、离合、阴阳、昼夜、大小，长短、胜负等等对立统一的客观存在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脑海里，人们又必然通过语言用类似的形式把它们表现出来。《周易·系辞》就用对句写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老子用对句来阐明其朴素的辩证法更是妙语惊人。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等。唐代的皎然在《诗式》中说：“夫对者，……盖天地自然之数”，难能可贵地认识到“对”的客观存在。苏轼更大胆地说：“天下无语不成对”，已从语言的角度看出了“对”的普遍性。有人会提出这样的责难：“既然如此，为什么其它民族特别是西方民族无对联呢？”这可用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特点不同作解释。但须指出，对偶的句子在西方语言中并不是绝对没有。如：俄语中的“Вружбавружба，Службаслужба”（“友情归友情，公事归公事”，也即汉语的公事公办之意）。英语中莎士比亚名言：“Think good thoughts，write good words.”（祷佳思，写妙句）等便是，只是这样句子在外语中比较罕见，未能像汉语一样多得居然上升为一种文艺形式罢了。 二、单音字是汉语成联的优越条件 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一个字都只有一个音节，而且一般能表示某一概念，它们灵活轻便，极易调遣。如数目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颜色则赤、橙、黄、绿、青、兰、紫、黑、白，方位则东西南北，温度则暖热寒冷，季节则春夏秋冬，虚字则之乎者也。要两两相对何其容易！试看：“春前有雨花开早，秋后无霜叶落迟”，字字对得多么工稳！而拼音文字就不大相同了，每个单词的字母和音节多少不等，长短不齐，很难找到字形、字音、字义相对而又词性相同的词，要让这样的文字条件产生对联岂不是强人所难？ 正是扬单音字之长，整齐的排比和对偶向来是汉语惯用的修辞手法（二者原来并无截然的界线）。排比句和对偶句在先秦的典籍中得来全不费工夫。如：黄帝《猎歌》的“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左传》中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论语》中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孟子》中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乐记》中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和《楚辞》中的“令芫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等，不胜枚举。到了南北朝，字句整齐，对仗工切，音调铿锵的骈文风靡一时，几乎代替了散文的地位。信手拈出其中的一组骈句，大都可视作后来的对联。象庾信《小园赋》中的“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和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谁能说不是难得的佳联？这种对仗之风引进了诗歌创作，加上四声说的发现，使诗歌的格律更趋完善。到了唐代律诗定型，对仗成为律诗的中心组成部分，对仗的优劣成为衡量律诗质量高低的一条重要标准。律诗创作的实践使对仗的技巧越来越高，方法越来越多，正对、反对、流水对、假对、借对、扇对等应有尽有，求对仗的工切不知花费了诗人们多少精力，妙联又使他们博得了难以置信的声誉，贾岛为“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一联竟“二句三年得”；白居易因“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联而受到顾况青睐，居长安不易也易。尤袤在《全唐诗话》谈温庭筠写道：“李义山谓曰：‘近得一联句云：“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云：‘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宣宗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求进士对之，庭筠乃以‘玉条脱’续，宣宗赏焉。又药名有‘白头翁’，温以‘苍耳子’为对，他皆类比。”可见，早在唐代对“对”业已成风，远远超出了律诗五七言的局限。这种风气便是五代题桃符的先声。如果没有这个先决条件，人们过年怕是还得往桃木板上或画或写“神荼”、“郁垒”的。 三、对联取代桃符是文明进化的必然趋势 随着物质生活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或是用旧瓶盛新酒，或是因新酒而易旧瓶，总是在新陈代谢着。桃符固然在我国古代人民心目中被视为吉祥之物，但其年年照常、岁岁依旧的内容和形式并不能灵活而准确地表达大千世界各阶层人们对新的一年的不向憧憬和希望。农民望丰收，商人图发财，学子盼功名，宦者梦飞腾……，人们在酝酿和寻找着表达自己美好意愿的新的方式，变革千篇一律、毫无生气的桃符己成为共同的呼声。于是业已渗入生活并为人们所喜爱的联句终于入选。孟昶只不过是应此社会潮流而动的一个代表而已。在此情况下，即便没有孟昶，对联也照样会问世无疑。这是势之必然，不是个人意志所能转移了的。 四、对短小精悍文艺形式的社会需要是对联问世和普及的土壤 人们在文学活动中，固然喜欢巨著，但也需要短小、简便之什。对联正是这样一束理想的小花。她的趣味性和知识性，给人们最大的精神享受，她的小巧玲珑的体裁在许多生活场面出现更是称心如意。桃符应该看作是她显示实用价值的锋芒初试，变为对联则是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得意之举。于是，祝寿、吊唁、贺赠、题词、述志、赠人、游戏……所试皆宜；亭台楼阁、禅寺园林，到处可见。她受益于汉字原来行文的竖排方式，犹如凤凰展翅飞遍于中华名胜之地，为祖国的大好河山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她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即使在行文横排的今天，也稍不逊色，仍然是中国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点缀。可以预言，对联将与汉语共存。 五、我国传统的书法艺术对于对联的产生和传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我们伟大的祖先创造的方块文字可讲求形体美，这给后辈儿孙带来了运用毛笔挥洒自如的方便，这种方便又提供给了对联。题桃符固然先得有联句，但终究还得以大楷字写在其上，可以说对联从其产生便和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对联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美的形式，如果只有美的联句而无美有书法，犹如有红花而无绿叶扶持，何能称美？我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历代书法家层出不穷，后来居上，多种字体日新月异，争奇斗妍。到了诗歌（包括联句）极盛的唐代，书法艺术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五代时，对联取代桃符已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文学艺术和书法艺术二者犹如二水汇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新型的综合艺术。书法给对联以刚劲秀美之态，对联给书法以英雄用武之地，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一千多年来，对联与毛笔字不可分离，共存至今。应该坦率地说，由于毛笔字的普及今不如昔，对联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好在我们年年过春节要写对联，我国的书法又后继有人，只要我们认真继承对联这个文学艺术遗产，不断推陈出新，赋以时代精神，这朵文学园地中的别致的小花会开得更加鲜艳夺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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