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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确立中国的人文信仰基础 2015-06-28 东方学术讲堂 
朱汉民教授：《儒学的多维视域》 东方出版社 尽管西周人仍然信仰一个人格化的最高主宰，将其称之为“帝”“天”“昊天”“上帝”，但是，在《五经》中这个最高主宰不是一种不可捉摸、任意妄为的个人意志，而是一个能体现出伦理精神与道德秩序的人文理性，它既是最高权威又有人文品格，以保证人世间能够建立起合乎伦理精神的理想王国。所以，《五经》所反映西周人的宗教改革、信仰重建，首先就是将“天命”与“明德”“敬德”联系起来。于是，在西周人那里，讲“天命”时总要讲“明德”“敬德”： 惟不敬厥德，乃早堕厥命。 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世德作求，永言配命。 在这里，“天命”的最高权威、主宰力量总是要通过人世间的“明德”“敬德”来体现。这就叫做“以德配天”。 西周人以“明德”来沟通“天命”，使得这种以“天命”“上帝”为象征符号的宗教信仰开始体现出人文理性的因素，导致上古时代一直在思想文化方面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发生转型。西周人的天命信仰渗透着“德”的人文特质。从“德”的最初含义来说，它包含着行为与意识两个方面，即所谓“在心为德，施之为行。”《五经》之中所倡导的“以德配天”，其“德”的人文因素也体现“行”与“心”两个方面，具体来说，也就是周人所倡导的“礼”与“敬”。 
五经确立中国文化的人文信仰基础（资料图 图源网络） 首先，“德”的原始含义本与行、行为有关，是一种外在的行为或道德行为，而为西周人所倡导的“德”，首先就是外在化、客观化的行为模式、法典制度——礼。郭沫若先生曾指出：“礼是由德的客观方面的节文所蜕化下来的。古代有德者的一切正当行为的方式汇集了下来便成为后代的礼。”“礼”本来就起源于事神致福的宗教仪式，《说文》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以示从豊。”王国维进一步解释说，“礼”字本义是指以器皿盛两串玉献祭神灵。应该说，从远古时期到夏商周三代，“礼”一直作为宗教信仰、巫术礼仪得以保存延续下来。到了西周，“礼”的宗教祭祀功能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即所谓“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因而，祭祀天神、地祇、人鬼等服务于宗教信仰的礼仪仍是礼的最重要？内容。但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思想特色则在强化其中的人文价值、道德理性。周人努力淡化礼的宗教信仰意义，将对神灵的乞求、敬畏转化为对政治秩序、社会生活、伦理规范的追求，这样，“礼”的意义就逐渐落实在其社会性行为、伦理化制度的本身而不在其敬奉的神灵对象。周公所制订的礼乐广泛涉及社会政治制度和生活礼仪，具有政治、伦理、艺术、世俗的人文价值。正如后来的儒家学者所说： 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在这里，“礼”的范围早就大大超出宗教的祭礼，而包括了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是作为祭礼的礼仪，其人文意义也得到凸显，并逐渐淡化其宗教意义，即所谓“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尽管遵循礼仪仍具有上达天命的宗教价值，但是主要体现的却是社会功能与世俗的人文价值。 其次，“德”字从“心”，其字义显然与人的意识心理等内在精神因素有关。西周人讲“敬德”“明德”，于“德”字前加上“敬”“明”，旨在强调有德者应该保持内在的精神敬畏以及修炼，这与“礼”注重外在行为、制度不一样。本来，“敬”指敬畏的心理状态，它是产生于宗教崇拜中对皇天上帝等至上权威的恐惧、崇拜、敬仰，这种宗教心理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连接到远古时代对不可捉摸的神灵的畏惧心理。但是，西周时期大讲“敬德”“明德”，一方面固然要求保持对“天命”“上帝”等最高主宰的敬畏、崇拜的心理情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那种宗教化的虔敬态度；另一方面，则由于“敬”“明”的对象为“德”，故而其心理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德”在远古时期是指巫师的一种神秘品性或魔力，但是，进入到西周社会以后，“德”的人文意义则显得更为突出，《尚书》《诗经》反复说到的“敬德”“明德”，所谓“王敬所作，不可不敬德”，“克慎明德”，“於乎丕显，文王之德之纯”。这里所言的“明德”则显然是从道德意义讲“德”，这些经典主张敬慎努力，修明德行，成就为一个具有政治美德的统治者。由于西周以后赋予“德”更多的人文意义，《尚书》《周礼》《礼记》等就出现了大量人文意义的具体德目，包括三德、四德、六德、九德等等。这样，就像西周人的礼制既有上达天道又有世俗人文的双重意义一样，“敬德”也同样既具有敬畏天道、又具有恭修德行的人文价值。 由上可见，西周是一个思想文化观念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时期，最突出地表现为上述宗教信仰的变革，出现了宗教信仰下人文理性的觉醒。一方面，《五经》的思想体系仍然是以宗教信仰为主导的。《尚书》《诗经》中的“上帝”“皇天”崇拜，《仪礼》《周礼》的宗教祭祀，《周易》的卜筮，均表现出西周思想文化仍在浓重的宗教信仰之中。但是另一方面，《五经》又鲜明地表达出人文理性的觉悟，故而导致西周宗教观念变革的趋向，以礼乐文明、敬慎修德的人文因素渗透到“天”“帝”这个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之中，使得这个具有人格主宰力量的“天”“帝”逐渐变得更加理性化、人文化。 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的信仰，就是在西周所遗留的历史文献、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们继承发展了《五经》中的人文理性因素，并正式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独特信仰形态——人文信仰。（文/朱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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