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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于启灵剧社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 本文作者郭峰硕，南开中学2011届毕业生，现就读于天津大学建筑学专业。
在中国谈基础教育，一个永远无法避免的矛盾就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的矛盾。从二十年前，我们就开始听说过“美国基础教育就是玩”的传说，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素质教育与“减负”是背道而驰的——越是培养学生的素质，学生付出的精力就应该越多，这本来是很自然的道理。只不过真正的素质教育，应该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乐于付出这些精力而已。于是矛盾就产生了，在中国教育资源不足，竞争激烈的现实情况下，应试压力逼着学校无法实施素质教育。但是我们要看到，各地的“超级中学”还是一天天的发展起来：北京四中、天津南开中学，长沙雅礼中学、河北石家庄二中等众多学校，都是以素质教育闻名的。这说明，素质教育是社会的需要，而且在中国的现状下也并非遥不可及。实际上，至少我个人觉得，应该实行差异化的教育。给予有能力有意愿的学生以精品的教育。但是在现实中，往往是“劣币驱逐良币”，好的学校教育少而又少。因此，超级中学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至少给人们以希望。作为一个有幸在南开中学读过三年高中，现在就读于天津大学建筑学专业的学生，我觉得自己也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最近想写一点东西回忆一下在南开的经历。我觉得如果讲在南开接受的各种特色教育，比如社团啦，公能讲坛啦，未免太有些千人一面。不如我就从回忆在南开上过的课开始。我们先谈谈南开的教学质量。不讳言地说，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下，我们的课本上的知识有着死板、脱离实际等种种问题，但这毕竟是历经时间检验的，作为人生基础的知识。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人才，而教育最主要的过程就是传递知识。因此，在现有的条件下，一个好老师的职责，就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还原课本知识的本来面目，建立起自己的思想脉络，教学生以“真正的知识”。 在国内的高中，甚至大学阶段，这一点的确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但从根本上来说，如果一个老师没有这个能力和这种态度，那么当他的学生面对“书山题海”学不懂、不爱学的时候，他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站在学生的对立面，要求学生对这些知识生吞活剥；要么干脆对学生放任自流。我见过很多老师，不乏教学上负责任的。而所谓的负责任，手段不外两种：要么就是板起脸来，逼着学生学，要么就是上课讲一点知识，讲一会儿段子，哄着学生学。很少有老师单纯靠讲解知识，能吸引住学生的。但是，唯独在南开中学这个环境中，有相当多的老师都有这样的能力和觉悟。这种教法已经形成了南开的一种风气、一种传统，而并不是建立在某个老师个人热情基础上的偶然现象。通过这个方式，南开中学无言的培养了学生对世界结构化的理解方式与探索求知精神。这是许多大学都没有做到的，也是“南开精神”在学术方面的具体体现。最让我领悟这一点的，是我高二、高三有幸受教两年的英语老师，学科带头人段胜利老师。先亮分数说话。当年我高考的英语单科成绩是135，而这个分数在我们那个文科班，只不过是中等水平。这一点不夸张。但是不管考得好与坏，我对英语的兴趣，却是实实在在从高中阶段建立起来的。我从未讨厌过英语，包括高考英语。这得益于段老师。从这个世界上还远没有微博、人人网和微信的时候，各种调侃高考的段子就在全国学生之中高效而快速的流传着。这也许是辛苦的高中学生生面对学业压力，唯一能做的“抵抗”。在这些段子里，恐怕遭受吐槽最多的，就是语文的“现代文阅读”和英语的“完形填空”了——给你四个都有道理的答案，然后强制规定其中的一个是正确的。这令很多孩子痛苦过。我曾经遇到过某个很能独立思考的孩子，信誓旦旦的告诉我：这是一种奴化教育，其目在于让考生适应“真理的解释权掌握在国家机关的手中”这一事实。我问他，你看过《1984》吗？答案是没有，我不禁哀叹，这孩子真是聪明，没看过《1984》自己已经琢磨出“doublethink”来了——聪明而没有地方去施展，也许这才是应试教育真正的悲哀。 而在我的记忆中，我和我的同学从上高中时起就能平淡的看待这些考试制度。因为段老师告诉了我们关于高考本身的许多有意思的背景。比如他讲过：完形填空原本是在心理量表中使用的一种问题方式，起源于格式塔心理学派（gestalt psychology）。它的目的，是用来测试人的思维逻辑是否具有连续性——思维碎片化往往是精神疾患的预兆。我至今还记得他举的“最经典的完形填空”的例子：“If an elephant is big, thus, a rat is A.gray B.small C.disgusting D.cute（如果大象是大的，那么，老鼠就是 A.灰色的B.小的C.讨厌的D.可爱的）如果是这样的问题，虽然四个答案单独看都说得通（有的人就是觉得老鼠可爱，他可能在看题时联想到了米老鼠，不是吗？），但是显然大部分思维正常的人都会选择B。所以完形填空的四个选项本来就全都是对的，这没什么可惊讶的。只是在中国的“高考英语”残酷的竞争模式下，四个答案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决定正确答案的那个信息点“big”，在文章里离这个空本身的位置也越来越远。有了对这个背景的了解，学生们考试时就不会再为某一个空“填哪个都对”而纠结，而是时刻有一个意识，要从整篇文章中找到对应每一个空的信息。在实际的题目中，也许文章开头的一个空，要由结尾的信息来决定填什么。就像段老师讲过的03年还是哪年的一个高考真题（时隔太久真的忘了），整篇文章有两个人物“him”和“I”，听起来像是一对父子。结果在文章结尾的一句话提示了真相，这两个人物其实是一个人和一条导盲犬，文章是拟人的手法。这直接导致了文章中间很多选项的变化。这的确并不合理，因为它确实是在刁难考生。作为英语考试的内容，它也不完全是考察学生的语言能力。但是它考察了学生的另外一个能力——从前后文里检索信息。在大二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时候，我又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和大学里众多照本宣科的专业课老师不同，他坚持要求学生大量阅读经典文献，并且每堂课都亲自批改、讲评学生的阅读摘要。上他的课就很烧脑。有一次他布置的作业是阅读陈明达先生的《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大木作制度》，这篇建筑史上经典的论文，对于当时大二的我们是块硬骨头。因为文章里面有大量古建筑方面的专业术语，这些陌生的概念给我们的阅读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但我的阅读速度和其他同学比起来，就快了很多，从主观上的烧脑程度也低了很多。 因为我读书有个习惯：当我遇到一个陌生的概念时，我就会先把他“搁置”在头脑里，跨过去先掌握文章的结构，而当后文再遇到和这个概念相关的文字的时候，我还能对它有印象。这个能力就来源于高中做完形填空的体验。这种能力越强的人，就可以越少的借助外部参考，读懂一篇充满陌生概念的专业文献。我相信，无论学习任何学科，像这种“以前意消后意”的能力，在阅读本专业的学术文献的过程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当年在文科班里，我们私下开玩笑说：段老师讲英语课的时候有一种气场，“仿佛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懂英语，一个是他，一个是发明英语那人，后者还不会给学生讲课”——当然，英语并不是谁“发明”的。实际上，这只是说段老师业务专精、态度认真，因而在课堂上自然的产生出一种自信的风范。事实上，段老师是真的在“玩”高考，他已经把高考琢磨透了。他告诉我们，高考的命题人承受着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因为每道题的正确率都要精确地控制在一个区间内。而且，出题人必须严格地依照高考考纲规定的考试内容出题。出题太难、太简单，或者由于超纲，甚至是偏向某一社会层次出身的考生（比如出有关奢侈品的阅读理解），都不行。因此段老师主张，要多做历年的高考真题，不要做太多模拟题。因为作为独立命题的城市，天津的出题人就那么几个，理解高考命题人的思路很重要。他把天津卷从2000年到2010 的考卷，完全按照“完型填空、单选、阅读理解……”这些题型拆分开，然后告诉我们，每一年的难度如何。我记得有闲的难受的同学在做笔记时，把每个题型的难度画成了像股票走势图那样的的曲线图。段老师告诉我们每一个题型的真题，要先做哪一年的，后做哪一年。循序渐进。告诉我们为了淘汰人，而把正确率控制在百分之三、四的难题大概长什么样子。这样一来是学生们养成了对考纲、对出题人思路的敏感；二来是每个能力水平不同的学生，都可以在高考前真正了解自己的水平，从而决定在考试中怎样取舍，保住哪些题、放弃哪些题，而不是简单地所谓“7:2:1”。这些丰富的经验，是他在每一年都注重积累和分析的结果。因此，南开英语组所出的一模、二模、三模的试卷，含金量更高。所以我说，也许英语成绩不错的学生，在哪个学校都不少。但是像这样教学，讲的如此之深如此之透的老师，可能很难再遇到第二个。 段老师就是这样，在让学生切实的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提高考试成绩的同时，告诉一群还处在叛逆期的孩子，怎样正确的看待这个有缺陷的教育制度——而这正是以帮助学生得高分做为基础的。因为在中国，无论对素质教育怀着怎样的期望，大部分的学生、家长以及老师都必须一起脚踏实地的面对“一考定终身”的现实压力。在这里种情况下，哪怕再聪明的学生，精神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对于这种现实，很多老师可能采取“与我何干”的态度，照本宣科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一个负责任的老师，会配合学校严格要求学生；而一个讲究方式方法的老师，在当班主任的情况下，大概会在适当的时候主动跟学生讲几个段子，来宣泄学生的叛逆情绪。但是在南开，学生们则得到了一个从本质上不同的解决方案：因为老师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高考，所以当学生了解了高考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后，高考对于他们就再没有任何神秘感可言。有这样的老师和这样的学习环境，每一个学生都有自信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获得一个更好的成绩。当孩子们对在这关乎自身命运的事情上有了自信以后，对未来的焦虑，对所谓“教育制度”的厌恶，乃至于对师长的叛逆，自然而然的就会被消解、淡化。同时，所谓教给学生“真正的知识”，也只能依靠在完成“提高分数”的任务之余挤出来的时间，否则就是对学生的人生不负责任。 据我所知，在这些年里，天津市，乃至全国，高中英语教学所使用的教材、教法都在不断变化。但无论哪个学校，不管用什么教材，差不多都是在高二的上学期或者下学期就结课了。比如当年我们使用的教材，是外研社编写的人教版教材。按照天津高考考纲的要求，是从第一册考到第八册。又是段老师告诉我们，外研社的教材其实是诸多专家的心血之作，很值得一学。在高二的下学期和高三的上学期，段老师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讲解着一份又一份试卷，使我们在应试技巧的训练量上，比起那些搞“题海战术”的升学学校一点都不少。挤出来的时间里，段老师坚持着给我们讲授了人教版课本的9、10、11三册。正是在讲这三册课本过程中，我知道了澳大利亚的第二国歌《waltzing matilda》；看过了奥黛丽·赫本主演的《My fair lady》——精彩片段段老师一句句讲的；以及其它无数的英语知识。即便是在高三最紧张的时候，段老师都坚持在每节课上抽出五分钟时间，来放视频营造母语环境。我记得的有《最后的风之子》、《诺丁山》、《肖申克的救赎》、《傲慢与偏见》以及N多BBC的新闻。要注意的是，其实在课外拓展一些知识，也并不是什么独特的东西。甚至在有些学校都变了味儿，我也见过很多老师，在课堂上从泰坦尼克放到阿甘正传，从《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放到《My heart will go on》。“学生不爱学，就放电影放歌”成了很多老师推卸责任的法宝。而段老师放的每一个视频都是他自己剪过的片段，没有超过三分钟的。而且每次放完，都有针对性的讲解，可能就是三两句话。放这一个片段，就是为了让学生听这一个所谓的“短语搭配”，在很native的语境里怎样的。这就是专业素质、经验与热情的体现。 如果说研究高考，还算是今天大环境下所有教师都必须完成的本职工作，那么像这些部分，则完全是一个老师额外投入的热情，即使是在南开，也没有人要求他必须这样做。也正因为此，像段老师这样的老师才越发可敬。事实上，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老师辛辛苦苦所做的工作，并不总是在当下就能显现出作用的。最明显的，就是接受这种教育的学生，未必在高考成绩上和其他人拉开太大的差距。甚至说，这种教学方法也不是适合于每一个学生，有部分学生反而因此牵扯了精力。但我觉得，从大的方向上，这样教最不会耽误孩子的学习人生。而且，人的一生能遇到这样一位老师，也是一种幸运。我的父亲当年就读于红军中学（后改为天津市第九中学），前身是解放以前的普育女子中学，也和南开中学一样有着大量高水平的优秀教师。很多老师对他的教导，到他五十岁的时候，仍然是念念不忘的。而且，另一个值得说明的地方就是，像段老师这样的老师，在南开中学并不是个例。我高一时的英语老师名叫李健，他和段老师的风格有所不同——他的授课方法更传统，更强调基本功。他坚持让我们在课余阅读《新概念英语》，以及做极其令人痛苦的《Listen to this》——外研社的旧版大学英语听力教材，难度和语言的原真性都远胜现在高校中通用的《新视野》和《新理念》。我们从高一开始接触，其痛苦可想而知。在他的严训下，我们背诵了不少名篇，包括葛底斯堡演说、Of study，以及I have a dream和奥巴马那篇“Yes, we can”的竞选演讲的片段。他的教学，大概就是那种“虽然当时很痛苦，但是今天回想起来很有帮助”的模式。当然，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是盲目拔高。这和南开入学门槛高有关。但是社会上很多人的现实，就是一面期待着素质教育，一面又不肯去做应有的探索。人都是这样，对得不到的东西，都有一种完美的想象。当一个学生，甚至是老师没见过素质教育是什么样的时候。他可能对素质教育有很多美好的幻想。在这些幻想中，也许一个好的英语老师应该像一个native speaker一样，教给学生“真正的英语”，又或者一个好的老师应该不管什么“母语环境”，只要教给学生考试技巧，帮助学生提高分数就好。其实对于经历过素质教育的孩子们，真正的素质教育很简单，该考试还得考试。回想起来也没有什么新奇，只剩下一份淡淡的感恩之情。所谓素质教育，我理解就是教英语的，先想方设法把自己的英语素质提高就是了。至于到底是要研究考试技巧，还是要做native speaker，在学术能力和智商的绝对碾压下，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你考与不考，段老师就在那，不悲不喜。 我在知乎上的回答一个问题时，曾经把高中这段经历偶然的讲了出来。结果遭到某个自称也是英语老师的人的猛烈反对。结果我和他争论了很久——尽管二十七岁的我，在生活中早已毫无火性。也许这时候，我依然是个心理年龄十八岁的孩子，因为这是我人生中一段无法复制的记忆。我记得在我们的高考动员会上，段老师自己搬了个DVD机，提着话筒给我们唱歌——当然他每年都是那么做的。我记得很清楚，他在我们班（十一班）唱的是《摘下满天星》，在十二班唱的是《中华民谣》——这也完美的契合了我这个审美心理在四十岁以上者的口味。我在想，如果段老师会讲粤语的话，也许他在十二班，会唱郑少秋的另一首歌《笑看风云》，那歌词更加合乎高考备战动员的情景。那一天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得，连《摘下满天星》的老版MV都记得清清楚楚。“让我实现一生的抱负，摘下梦中满天星，崎岖里的少年抬头来，向青天深处笑一声”“南北的路你要走一走，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经过这两年的我们都知道，这歌声绝不仅仅是动员会上的秀，而是寄托了一个优秀的老师对学生最真挚的感情、最殷切的期望和最美好的祝福。想着一届届南开学生的三年高中生涯，都是这样在段老师的歌声中落下帷幕，我就觉得感慨不已。此中之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还是那句话，其实段老师做的这些事，可能很多人都想过、尝试过，可是他们说的多，做得少。所以就算他再有思想，在日益严峻的高考应试压力下，年轻时的理想恐怕日益消磨。他们也并非唯分数是论，只是分数尚且没有满足，遑论其他而已。而从我的亲身经历看，南开中学这个大环境，不仅为每一个愿意学习的孩子提供了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也为每一个愿意投身教育事业的老师，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平台。也许有人会觉得我这样说话很刻薄，但其实并不是。不要说我在秀优越，作为一个南开人，我们就是应该理直气壮的秀优越。因为我们并不是为了秀而秀，也并不完全是中二。我们只是希望把这些在南开获得的经验，在有可能情况下，分享给更多在高考“煎熬”中的孩子。我们更希望，用自己在南开的经历中所培养出来精神，去在以后的生活中获取更多的知识，创造更大的价值，让南开的风范传播到天下。就像蜘蛛侠的Ben叔叔对他说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身为一个南开人，身受过南开式的教育，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对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要研究出个底细的习惯，更加自然而然的形成了要把优秀的东西、先进的方法分享给身边的每个人的态度。我们一生都会坚守“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因为南开的老师用自己的切身行动告诉我们，校训不是一句空话。每一个南开人都是反智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的天然的反对者。我们会用我们的实践去影响更多的人，正如古语所说“一灯能灭千重暗，一智能破万年愚”。这样的我们，无愧于南开人“拔尖创新型人才”的称号。
- 文中插图由南开中学2015届毕业生朱晴雪拍摄，均取景于南开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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