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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故人】怀念江成之先生

 东方竹马 2015-07-03




  江成之(1924——2015),浙江嘉兴人,原名文信,以字行,号履庵,室名亦静居。1943年入王福厂先生门下,1947年加入西泠印社,并获得西泠印社“社员功勋章”。生前为中国书协会员,上海市书协顾问。著有《江成之印存》《江成之印集》《履庵藏印选》《印边随想——江成之谈艺录》等。




风范永在 师恩难忘


张遴骏


  1971年,我中学毕业进了上钢三厂,不久参加了厂工会杜家勤老师组织的美工组,学素描、学速写、学书法,也参加了上钢三厂刻印组,这个刻印组在上海很有名气,因为有江成之先生辅导,又得益于产业工人的光荣身份,很快我们便成了上海书画社的工农兵作者,我也成了江成之先生的入室弟子。

  那时候,篆字有“四旧”之嫌,刻印组的创作都是以简化字入印。上海书画社在方去疾先生倡导下组织工农兵作者创作以样板戏唱词为内容的《新印谱》,我们在江先生的辅导下,也参加了创作。江先生对我们的要求相当严格,一方印的墨稿往往要改好几遍才能定下来,刻得不满意便要重刻。我的车间离先生下放的车间也不算太远,有时为了一方印稿,一天里我会跑好几趟。老师是浙派的高手,我当然也想学浙派,但老师一开始并不赞同我学,要我先学汉印。开始刻印时,江先生让我们把石章带去,他会动几刀修改一下,有时实在不像样还会稍微磨一下再修改。以后他渐渐不动刀了,指点一下让我们自己改,还让我们尽量把风格拉开,不赞成学他的风格。

  “文革”结束后,国内篆刻创作渐渐繁荣,比赛、展览也多起来了。1983年,《书法》杂志举办全国第一次篆刻比赛,江先生获得一等奖,我也侥幸获得优秀奖。后来我陆续取得了一些成绩,并加入中国书协和西泠印社。

  江先生手把手教我学篆刻,迁居后又把浦东的住房留给了我。《江成之印集》《履庵藏印选》《履庵印稿》编成后,又嘱我作序。先生晚年由于身体原因很少刻印了,但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弟子们的成长,每次带了印稿去请教,先生总是认真地审视,提出不足,虽然是简短的几句话甚或几个字,总是点中要害,有时还会让弟子们去翻哪部印谱参考哪位印家的哪方作品,让人惊异于他的思路敏捷。2010年,我受上海书画出版社之约,编辑《吴朴堂印举》。我知道先生与吴朴堂为同门,过从甚密,吴朴堂经常以近作印蜕相赠,日积月累有300多方,先生贴成了一本册页。一次探视先生时,我流露出想借此册页去扫描,先生当时未表态,讲完此话我就很后悔,此时先生已卧于病榻,很少下床,本不该再打扰老人家。几天后,先生又住院了,但出院后没几天,先生让师母打电话给我,说册页已找出来了,让我去拿。捧着这本册页,我不禁感慨万分,先生对后辈的期许和厚爱尽在不言之中。




印坛名宿 后辈楷模


高申杰


  初闻江成之先生大名,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偶然看到《书法》杂志介绍1983年“全国篆刻征稿评比”活动,时年61岁的江老是十名一等奖作者中年龄最大的,因此我记住了老先生的名字,那时我还是一个刚对篆刻产生兴趣的中学生,根本不知道何谓“浙派”。之后,我逐渐知道,原来这位江老先生居然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西泠印社社员。

  一次,桑仲元老师对我说:“你既然喜欢刻印,我介绍你认识一位老先生吧,江成之,他就住在我家不远,人很好的,他的邻居和他住在一起多少年,都不知道他会刻印。”我当时很兴奋,但最终却婉拒了桑师的好意,不是不愿,而是不敢。

  1990年,在《书法报》上读到了介绍周建国老师的文章后,我和友人冒昧地按照报纸上的地址与周老师联系,不意竟得到周老师的热情邀约,得以登门求教,之后,便有幸不断得到周老师的指点。以后,又陆续结识了李文骏、张遴骏等先生,和周老师一样,他们都是江老的弟子,予人的印象也都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孙慰祖老师就不止一次告诫我:学问要精专,处世要低调,要好好学习江老及其弟子的谦逊。通过和几位先生的交往接触,我更多地了解了江老的为人,因而对其愈加崇敬。

  2001年夏天,有一天在周建国老师家闲坐,他出示了一些江老印作的原拓,言及江老虽年近八十,犹刻印不辍。我听后一时冲动,向周老师提出能否请江老为我刻名号印一对,周老师说得问一下江老。回家的路上我颇为自责,江老是印坛名宿,而我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生小辈,老先生未必会为我走刀。

  数月后的一天,周老师忽然说要领我去拜访江老,着实令我兴奋了好几天。那日下午,我终于步入了仰慕已久的“亦静居”,见到心目中的神话人物。江老不善言谈,在很仔细地看了我的习作后,一一指出了不足,并一再告诫我要向传统讨生活,打好基础。考虑到江老的身体,我不敢久留,正要告辞时,江老从书桌里取出了两只锦盒,淡淡地说:“你布置的作业我完成了,只是抱歉,因为近来身体不好,所以都刻了白文,你看看,是否满意。”接过小小的锦盒,激动、惊喜、意外,一时间真可谓是百感交集,我竟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谢意……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江老刻的这两方印我几乎没舍得用过,但得闲暇,我总会细细把玩一番,每当摩挲着清莹的印石时,心头便会有一股暖意在流淌。





薪火传艺 师生情深


李文骏


  1968年上钢三厂的书画活动相当活跃,一天,我来到美工组,见到一位戴着眼镜穿蓝色中山装的中年人。杜老师介绍他就是江成之老师,我恭恭敬敬地鞠躬行礼,江老师含笑答应。那天我带了不少自己的毛笔字和印蜕,老师看得很仔细,并鼓励说“不错,不错”。在送江老师回家的路上,我热切地说着自学的经过,表达了自己学习篆刻的愿望。江老师话不多,只是含笑地听着,他本来是要坐18路电车回家的,那天没有坐车,我们一路走一路聊,到了合肥路黄陂路口,他说:“小李,你已经认得我家了,星期天上午可以来。”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我便早早就来到江老师家里。从此以后他开始向我传授篆刻艺术,一教就是四十多年!

  江老师非常强调基本功训练,如基础刀法、双勾印章等,在他的指导下,一本《伏庐藏印》我一个星期就勾完了,双勾的线条比头发还细,得到了老师的称赞。江老师教学生一丝不苟,为我改印稿,作示范,即使一枚普通的姓名印也如此要求;有时还会打电话来,补充指导意见,从来没有厌烦过。到了节假日老师还会拿出他收藏的旧谱,让我大开眼界。“文革”之中,篆刻资料奇缺,我请求把江老师的作品作为范本临习,但他坚决不同意,说还是要以秦汉印为师,这样你就不会被老师所束缚。

  江老师真心实意地教我,却从来不求回报。我在厂里学徒满师时,买了一盒什锦糖送给江老师,当时不过九角八分,谁料他不悦地说:“如果你要送礼,以后就不要来了!”后来,江老师有时住院治病,我们几个学生前去侍奉,江老师说,我这几个学生与儿子没有什么两样。江老师无私地教了我们一辈子,我们只不过做了一点小事,他却是这样地感慨,实在让我们惭愧!

  有一段时间,我因为进步不大,作品又常被退稿,学习有所放松,江老师那里也去得少了。有一次去看老师,临走时他送我到门口说:“小李,你不来也没啥,我倒是蛮想你的。”我听了惭愧万分,从此我再也没有退却过,即使再难也没有放下过手中的刻刀。

  多年来,江老师那句“蛮想你的”话一直支持、鼓励着我,篆刻艺术早已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在老师的指导下,我的作品渐渐入展、出版、获奖,并加入了上海市书协、中国书协、西泠印社,当我把这些喜讯告诉江老师时,他笑得是那样地欣慰。

  四十多年了,无法报答老师的培育之恩,如今老师仙逝,追忆往昔,有着太多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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