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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写过怀念姥爷的文章。当时的写作思路和现在不同。很久以来我在做一件事，用文字记录身边人在这个世界上留过的痕迹，在文集里我设了“为了不能忘却的怀念”的专栏。记得我绞尽脑汁去总结姥爷一生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努力挖掘一些启示与意义，很高大上。在当时认为很满意的作品。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文字也在不断的颠覆自己，更渴望表现一种细微而真实的东西。一个人固然会影响周边的人或后人，但生活中的真实和记忆中的亮点，更能触动人，从而找到更多的共鸣，在怀念中寻找逝去的温暖，这大概才是其中的意义吧。 从小到大，与姥爷真正接触并不多。他一天盘算着地里的作物与收成，我只是个满脑子贪玩的孩子。我总感觉我们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上的人，即使在一起，也是他想他的，我想我的。即使是这种形式上的交集，也不是很多。儿时大多白天我和姥姥在一起，听姥姥边做家务边给我们倒古（讲故事），中午和晚上姥爷从地里回来进院子的时候，我和弟弟也该回家吃饭了。 十来岁的时候，姥姥去伺候老姨月子，妈妈安排我每天晚上去和姥爷作伴。不知道姥爷那么大的人为何要让我去作伴。贪玩的我每天晚上圈在炕上很是煎熬。但也经常和姥爷一起在那台泰山牌收音机里听听岳飞传或是一些戏。除了这些我是听不到的，姥爷怕费电。更多的是姥爷默默地坐在炕上微闭着眼想着自己的事，偶尔哼几句年轻时学戏的唱腔。当时的我没有觉得戏曲的文化传承的重要，在这种被动中耳濡目染着。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我常常在一旁守着火盆，面对黑夜，把炭火看到灰烬才睡。这一个多月的时光大致是这样，我印象最深的是墙上发黑的老照片，窗外有雪的山川，姥爷哼戏的吱呜声和黄昏姥爷家对面河川传来儿童们滑冰的喧闹声。 与姥爷的共同记忆还有是在地里干活。干农活姥爷无疑是一个标准合格把式，场院里扬场会利用风向，割地的速度很快很少间歇。姥爷不是有蛮力气的人，他干活是靠耐力和韧性，为此，脸上很难看到笑容。而贪玩的我们会经常遭到面对面的训斥。有一次我大概年龄大些了吧，姥爷又习惯地训斥我，我回了一句，我看到姥爷眼里掠过一丝惊诧。这目光也瞬间触动了我，我习惯了姥爷目光里的强势，目光里闪过惊诧，让我隐隐的不安。后来姥姥对姥爷说孩子大了，不要总是骂他们。我十四岁父亲去世到外读书，二十二岁姥爷去世，所有记忆只在这以前，那个充满泥土气息和田野气氛的童年，也是我亲情没有残缺而温馨的童年。 许是儿时的记忆太深刻了吧，亲人的面孔在内心中总是无限的温暖，很长时间自己都认为自己的亲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人。不管在哪看到亲人都有一种自然的欢喜。记忆的一开始姥爷就有一脸的皱纹，这种先入之见，看着总是那么可亲。现在经常努力去想那熟悉的脸，连同曾经并不完美的生活。 姥爷那代人大多都当过兵。姥爷参加的是林彪的部队，我没有问过姥爷都参加过哪些著名的战役，只听说有一次他所在的连都打完了，连长被一颗子弹打穿脑门倒在他的身边。他扛着连长的机枪跑了二十多里，成为一个连的仅存者。为此还受到嘉奖。我问姥爷打仗怕不，姥爷说，和我们平时打架一样，打起来就不知道怕了。当时我对战争的所有印象是来自电影里，尽管场面壮烈，每个电影都是以胜利为结果，但我知道那是直面生死的。后来姥爷因瘘疮犯了，被勒令回家养病，病好了，形势不紧也没再回部队。我见过一次姥爷打枪，当时乡武装部就配枪，父亲经常借来打猎，姥爷端枪在肩，立式射击很是专业。如果写一个人，按高大上的方法，这大概是姥爷一生中唯一一段耀眼的经历。 在我的儿时，姥爷家墙里墙外有很多的枣树，秋天带着雨水脆生生的甜枣让我的童年多了许多的颜色和味道。现在依然能在记忆里复活那些枣树，靠西边的弯弯树的枣是长长的、偏酸，中间的大枣树爱长疽，院里西墙角的枣树最甜……在西墙外有一株枣树，长在邻居的院里。姥姥告诉我，那是姥爷栽的。有一年邻居重新垒院墙，强硬地扩占一墙多宽，硬把那株树圈到自己的院里。当时姥姥不干，和对方理论。姥爷却说穷富不在一墙，默认了这个被强行歪曲的事实。在人们眼里姥爷是懦弱的。记得小时候，我和弟弟故意到墙那边去摘枣，用挑衅的目光去看那家人。当然人家不会理会小孩子的。前几年去姥爷家，儿时的高墙显得异常的低矮，街道也显得很窄，那些在当时眼里的高大房屋都变得矮小和破烂不堪。姥爷隔壁邻居，夫妻都早早过世，下一代离家的离、过世的过世，七零八落。我望着废弃的院落出神，那不可一世的兴旺仿佛才刚刚过去，那株被强占过去的枣树仅剩下半截树桩。 后来，我上班的时候，姥爷一个人坐班车来找我。那时他已经有病了。我清晰记得我打开门看到披着棉羊皮袄的姥爷站在我的门口，冲我一脸笑意。白天我带姥爷去医院看病，在食堂给姥爷打饭，姥爷就住在我的办公室兼宿舍里。晚上我们坐在一起依然是无言面对，我很想找些话说，可就是找不到话题。姥爷依然靠在我的床头闭眼想事。有时他睁开眼看我，我们真的没有话去说。后来姥爷说，去睡吧。姥爷来看病共两次，第二次来带了红薯干和瓜子之类的小食品，引得身边同伴们一个劲地围着姥爷甜甜地喊着姥爷。他回去和我姥姥说，东子上班的条件好，冷不着，连墙都是热的。又一边叹气一边说，孩子没爹，没人管，自己在找对象了。原来，姥爷看到了我桌上的信封和照片。当时一位同事介绍处对象，我们仅是通过书信互相了解对方。后来妈妈问我，我说姥爷他识字吗？妈妈说，平常的字也能认得些。在他眼中，没有父亲，只身在外闯荡的我，是很让他动容的揪心和惦记吧。记得那次我和老姨又陪姥爷去医院检查，姥爷对医生说我感觉病在肚里，那个看似深厚的白发医生还是按痣疮治疗，做了痛苦的电疗。姥爷从我这回到家里就立即去昌平县医院了。昌平县医院一看症状没用检查就判断是直肠癌。结果一查已经晚期。后来又到二六一医院检查，最终选择保守治疗。至此，我对县医院便不在有半点好感。 姥爷在病重的期间，一直靠一种叫杜冷丁的药物还减轻疼痛。而这种药是受管控的，一名主治医生凭病历一次处方不能超过三支。当时我在县城上班，除了按医院病例每周三支外，千方百计托人去搞，又一次次从班车往回家捎。姥爷从病重用这种药，一直维持了半年多。那年是1992年，母亲在家里张罗盖房，中间我请假回去帮干几天活，白天在新房那边干活儿，晚上去姥爷家陪护，所谓陪护就是守着一起睡觉。半夜姥姥要起来好几次为姥爷注射杜冷丁，我每次都起来在一边看着。姥爷对我说，你睡着，白天干了一天的活儿，这用不着你。我说没事，我不累。现在我为有这样陪护的机会而欣慰。那时刚过二十岁，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再累睡一觉就过去了。躺下后，姥爷哭了，对姥姥说，孩子看着我这样心里也不好受。 要相信人与人之间是有一定缘的。那时我没有下乡的任务，回家专门请假。一天，同事去我老家下乡让我跟着玩一趟。正好我顺便捎药，也悄悄带上一张爱人的照片。到了乡里，有村里人告诉我，姥爷早晨已经去世了。我当时有点懵，立即让同事转假回家。走在街上，村里人们用异样的目光看我，我低头快步紧走，走进街门，正面是姥爷的棺材，姥爷早已躺在了里面。我靠住棺材，木然地楞了半晌，然后才慢慢恸哭起来。母亲说，我工作忙，没打算告诉我，我之前没少回来。我还是见到了姥爷的最后一面，并把他送到了永远安息的地方。那年姥爷六十五岁。 姥爷百天祭日的时候，我回去了，领着我的对象第一次登门。那天乡到村的班车不通，我们骑着一辆自行车，走了三十里的山路，到家天早就黑了。那天姥姥激动的喝了好几杯酒。多年来爱人总说对我老家的记忆也就是姥姥炒的那盘黄澄澄香喷喷的炒鸡蛋…… 经常在影视剧里看到某个老人象我的姥爷、姥姥，我知道引起注意的是一种神态，那是一生中积淀下的沧桑、慈祥、安然的痕迹，甚至是人老了后对儿女和后代挂在脸上刻意的献媚和谦卑。岁月的镌刻了我们逝去长辈们的共同形象。 回忆过去的事情总是有一种酸涩，尽管逝去的音容笑貌尤在眼前，但是这种不可回溯的经历总是瞬间拉痛神经。让自己为之一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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