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天做的每件事都是依靠记忆完成的。没了记忆，我们就想不起怎么走路、怎么吃饭，甚至想不起自己的名字。我们的过去将完全是一团谜，没了过去的铺垫，我们将会困惑无比，不知所以地走完一生。我们的记忆是每天为我们所用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但我们常把拥有它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关于记忆怎样运作存在许多误区，它们常常在一些微妙的地方误导着我们。
10.我们的记忆造就了我们
很多人都有一个印象，那就是记忆是不变的，或者至少是比较稳定的。存有这样的误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长久以来在学习记忆领域方面的研究者也有相同的想法。在过去十年的研究中，尤其在一位名为卡里姆·纳德（Karim Nader）的神经学家的研究中证明，我们的记忆远不如我们想的那样稳定。人们通常认为一旦什么事被巩固后——或者说被编码进了长时记忆后——再回忆时便不能被更改。人们大多相信如果你确实想改变一段记忆，你就得早早地在编码过程中着手，在记忆彻底巩固前去做。
然而，纳德的研究和实验已经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他虽在年轻时就对记忆感兴趣，但有关9·11事件的回忆才使得他开始思考我们能怎样修改自己过去的记忆。他指的是那些针对重大事件的“一闪念”的记忆，以及许多人记得9月11日在电视上看见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尽管那个镜头直到第二天才被放出。这不禁让他好奇人们是否每做一次回忆就会对其做出轻微的修改。
他的研究展示了每当我们回忆什么事时就会有另一个层面的记忆发生——某种记忆的再巩固。换句话说，我们能根据今天想要或需要看见什么来轻微地改变记忆，它也能帮助我们把生活中的所有事物放在合适的背景中。这意味着与其说我们现在的自我是基于过去的记忆构建的，不如说我们常常修改自己的记忆，以配合我们认为事情应该是怎样以及我们怎样评价自己。
9.我只需要记住它
到目前为止，学校里最常用的学习方法还是死记硬背。抄写或是背诵一个短语、一组数学公式，一遍又一遍重复，直到你记住它们。对许多学生和老师来说这仍然是记忆任何事最常用的方法，但实际上它效率低得惊人，作用不大。当然，依靠死记硬背来记忆一些东西确实能有效地把它们编码进长期记忆中，但强行将它从背景中抽离出来记忆，使得回忆和适当的记忆都更加困难。
许多人都会考前抱佛脚，记住了很多他们需要知道的东西，它也确实存在于他们的长时记忆里，但他们没有合适的方式来回忆起它。原因即在于背景。如果学生们是通过死记硬背来记忆，并没有把知识与其他课上的材料相联系，或没有用其他的技巧去巩固回忆，他们过后就无法联系合适的背景来唤起记忆。
因此，教育方法上有一些争论在于是教人们记忆知识还是进行批判性思考并联系信息。不幸的是，这些争论都没说到点上：重要的不在于记忆与否，而在于怎样记忆。如果你能在同一堂课里基于知识点与其他东西的相关性和它们如何互相影响对方来进行记忆的话，当需要时你就能更轻易地回想起来。也有许多记忆的技巧能辅助你创造出背景线索，从而更好地做出回忆。
8.我会想起来的
如果你曾有过一个非常棒的点子或想到一些重要的事却又很快忘记是什么时，你可能会挣扎着想一会儿，然后说“我以后会想起来的”，接着继续做手头上的事。不幸的是，大多数时候你再也想不起来。存有这个误区在于不了解记忆的运作方式。任何进入长时记忆的事情都必须经历一段编码过程，而这需要时间。过程越长，记忆的背景和付出记忆的努力越多，记忆越清晰。这意味着如果你刚学了什么东西，或第一次想到什么，你的大脑就需要一段时间——并且也需要你的努力——将它编码进长时记忆中。
如果你希望回忆起的东西是你之前已经想到过的——它已经存在于你的长时记忆里——那么最终它也许能回到你的脑海中，但需告诫的是，如果你不知道它的背景线索，它有可能在任意一段时间中毫无意义地出现在你的脑子里，而此时不方便进行背景的编码来记住它。如果你希望回忆起的是很新的、你几乎立刻就忘了的东西，那么不幸的事实是它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这段记忆很可能再也回不来是因为它从来都不算一段真正的记忆。
7.目击者证词的有效性
近年来，心理学家警告法官和陪审员们应该开始对目击者证词保有相当的怀疑态度了。理由是，一般说来，目击者证词不能被作为唯一有效的证据来决定是否有罪。例如“无辜计划”，一个通过DNA检测来帮助被错误地认定为凶手的人免罪的团队，一直在追踪最后发现的错误定罪起初是怎样发生的。在远超过200例案件里被错误定罪的人们中，将近四分之三的人都因错误的目击者证词被投进监狱。更糟糕的是，这些案件大部分都涉及到了多个目击者。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我们不费多大力气就能修改自己过去的记忆，对目击者来说当然也是一样。他们最开始的回忆可能是正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警察与检察官的提问后，人们很容易讲述一个诚实的、但与实际事件完全扭曲的版本出来。这有时能使事情在法庭上变得一团糟。
在2014年的大陪审团里召开的一项关于达伦·威尔逊（Darren Wlison）（美国一名警官开枪打死了手无寸铁的黑人少年，事后警方和目击证人给出了对枪击现场的不同描述，引起抗议矛盾——译者注）是否应受到指控的讨论中，存在许多目击者，然而没有谁的目击证词和别人的完全一样。由于我们基于自己的理解修改记忆，我们最终可以见到许多确信自己看见了什么不同东西的目击证人。这使得目击者证词相当值得怀疑，因此在法庭上它正所占的分量正越来越轻。
6.记忆梦境
梦仍是科学界试图全面理解的东西。实际上，如今科学家们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做梦。围绕这个领域有许多理论发表，但没有一个能被确凿的证明或被科学界所接受。正如你所想，由于我们对梦境还很缺乏认识，我们自然不太理解为什么我们有时记得梦境，而大多数时候又不记得。一些人印象中认为他们在深度睡眠后能更清晰地记得梦境，但事实正相反。
研究者们对一些人能回忆起很多梦而另一些人几乎回想不起的现象很有兴趣。他们发现能记起很多梦的人大脑的某些部分血流量更快，这与他们打鼾时增长的脑力活动有关。
原来大脑不能在你完全沉睡时编码新信息到你的长时记忆中。研究者们相信那些常做梦的人实际上会无意识的暂时性醒来——拜周围环境的刺激——由此让他们较清醒的大脑将梦的一部分编码进长时记忆中。这解释了为什么甚至是那些常记起梦境的人也只记得简短的、有时是模糊的片段的梦，因为你的大脑只有一小段清醒的时间将一些记忆永久保存。
5.遗觉表象
关于记忆的最常见、流传已久的故事之一就是一些人拥有被称为“照相记忆”的能力。换句话说，他们所看过的所有事情都能像放电影般在脑中重现，或是像在重看精确放映的幻灯片。据科学研究，还没有哪个活着的人有这样的能力，历史上也从未有这样的人——这个现象从未存在。即使是那些有着极好记忆力且能惊人的准确回忆起过去的人也会遗漏或改变一些细节。他们或许有着极好的记忆力，也许比大多数人都好，但他们的记忆力绝不是照相机式的。
然而，还有另一种与照相记忆相关的现象常与它相混淆，被称为“遗觉表象”。这个所谓的现象声称一些人——被称为事物重见者（eidetiker）——在看过一幅图像并移走这幅图后仍能看见这幅图在面前时的精确细节。据相信这项能力的人所说，这虽然不一定是完全准确的，但它不同于残像，而更像是精确的图像重见。有关它的研究数据稀少，并且甚至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个现象是真的。
几乎所有关于它的现代研究都是由哈伯斯（Habers）夫妇所做的，他们是一对搜寻遗觉表象证据的研究者夫妇。不幸的是，同意这个理论的人们首先在自己的论文中都承认了自己的研究方法遇到了挫折，他们叙述了自己不能想出更好的针对此事的客观测验，也承认了自己的实验是失败的。
更糟糕的是，其他想要重做这个实验、甚至重设计了实验来进行客观测试的人们也遇到了同样的挫折，并且批评了哈伯斯的试验方法。这还不够糟，因为哈伯斯夫妇坚称遗觉表象只在儿童身上出现并随着年岁增长而消失，但其他研究者在实验中观察到的是这个现象在受试者长大后更加明显。
4.消极的记忆
有人认为积极的记忆会比消极的记忆更清晰。这说得过去，毕竟我们都想记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好事并且忘掉坏事。然而，虽然确实有好事记得更多的人，他们也大都是少数。其实比起积极记忆，消极记忆更容易留在我们脑子里。这也许表面上看来不合情理，但却有完美的逻辑上的解释。当你快乐又满足时，你的大脑没多少事可做。站在进化的层面上来说，只有当你要得到什么或面对一个坏处境时你才需要思考。你高兴时会更放松，不需要更高级的大脑运作程序。
然而据心理学家研究，处理消极事件时需要做更多的思考。这意味着我们易对消极处境倾注更多的注意力。研究者们常发现人们被消极处境烦扰的程度要两倍于积极处境所带来快乐的程度。人们在处理完消极事件后的记忆也更清楚。这听起来也许挺残忍，但专家们建议若我们有意识地运用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以不被消极面所严重影响，而被积极面所影响。
3.催眠过程中的遗忘
催眠主要存在两大类。一类是舞台上的表演，另一类更严肃的版本则在治疗师的办公室里上演。提起前者，很多人都对那种受欢迎的喜剧演员类型般的表演很熟悉，有人会拿着什么东西让他“随机”从观众席中选出来的一个人一直盯着看，接着背诵某种类似“你越来越想睡觉了”的咒语；很快，这个被选中的人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并且在台上开始表演各种疯狂滑稽的动作，以娱乐观众。之后，当事人会表示自己一点也不记得刚才发生的事。这使得人们形成了催眠后失忆（即被催眠后忘记自己做了什么）会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发生的误区。
真相是舞台表演用了很多小技巧，常常在观众席里安排好托儿。但是，当他们要开始真正的催眠时，他们会巧妙地选择观众席里最易受影响的人。原因在于催眠不能真的让人做什么他不想做的事，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可合作的对象。除非“遗忘”的指令被明确地提出，从催眠中醒来后忘记自己做过什么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此外，由于你被催眠时不会做你不想做的事，忘掉发生过什么也只会在你想要忘掉时发生——没有催眠师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逼你遗忘任何事。
2．我们知道自己的记忆从何而来
我们前面提到了我们自己记忆的不准确性，但许多人还是会说他们确定自己记忆事情时身在何方，从哪儿知道的，从谁或者从什么东西上了解到的。然而，真相是我们也能轻易混淆这些事。实际上心理学文献中对此有一个专用术语叫“来源混淆（source confusion）“。你可能经历过这种情况，就是当你告诉别人一件事时，却被告知对方就是起初告诉你这件事的人。如果发生过这种事，你可能还记得当时的困惑甚至可能和朋友争论过自己确实在哪里第一次听说那件事。
这使得人们对记忆从何而来不单单只是感到困惑。这种对自身记忆来源的混淆将让我们思维混乱，能轻易导致完全或大部分错误的记忆无意识地形成。因这种记忆出错形成错误记忆的原因是，没有最初来源的合适背景来容纳回忆，后期对事件的记忆会开始改变细节，特别是如果我们听到我们回忆的事情有另一个源头时。当我们继续去回顾事件，我们就有机会继续进一步改变它，并且可能会下意识地持续这么做。最初的记忆越准确、强烈，你就越有机会根据进一步回忆来尽可能完整地保存它。
1.我们的记忆知道想象与现实的区别
我们之前提到过，尽管人们大多数时候都确信自己的记忆没错，将错误的记忆植入他们的大脑实际上非常容易。并且，这篇文章之前也提到过，我们很容易一不小心就修改自己的记忆，最终得到关于自己究竟做还是没做某些事的混乱记忆。当然，植入记忆只在一个有限的研究环境中进行，伦理道德禁止试图将某类可能会引起排斥的记忆植入某人——实验常常围绕傻乎乎的儿时回忆进行且没有结果。并且，自然而然，由于我们可能改变了自己的记忆，大多数人将确信包含着过去生活的记忆是确实发生过的。
不幸的是，我们有能力在脑子里不借外力地新建完全错误的回忆。这种现象被研究者们称为”想象膨胀“（imagination inflation）,它部分基于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关于错误记忆的研究。他们发现人们仅仅通过想象一个事件就更有可能认为它真的发生过。这里需提醒的是这些实验都基于想象出来的童年记忆进行。一些专家相信想象膨胀容易发生在童年记忆上是由于当时被发育所限，我们很容易成为之前提到过的来源混淆的受害者。
但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矛盾。一个研究曾发现如果事件更可信，人们会更少发生这样的记忆错误，而另一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正相反。参与此事的研究者们也被一些结果所困惑，因为他们本期望事先警告过人们会发生什么将会降低这个影响的有效性，但实际上它要么是一点用都没有，要么则完全相反——告诉了我们我们在记忆研究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翻译/bansu via listver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