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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冬梅 三联节气
 茶兴于唐。中唐时，茶业与茶文化俱大兴，茶神陆羽写出了《茶经》之作，诗人们作“茶道”之诗，而茶宴，也在此时开始出现，出现于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 茶宴的出现，大抵与唐代的宴饮会食之风习制度、文人游历之风、蕃镇使府文职僚佐征辟制度，以及寺庙留住文人士子的习惯相关。文人之间，以及文士与僧道之间的筵宴聚会大为增多。一般筵宴当以酒饮为多，然而茶文化的兴盛，使得以茶为题为载体的聚饮，也逐渐加多，渐渐地形成“茶宴”新文化现象。 代宗大历中后期茶宴初兴，主要流行在浙东、浙西地区（唐时浙西包括今江苏南部的苏州、镇江等地区），主要见行于文人士夫雅集聚饮，茶宴赋诗，尤以联句（又称联唱）为多。其中有茶宴联唱，并在茶宴联唱诗中表达“禅悟之趣”。 现今可见最早明确题为“茶宴”的聚会，是大历年间严维、吕渭（734～800）等人在越州云门寺举行的两次茶宴，并有联句诗传世，其一《松花坛茶宴联句》，其二《云门寺小溪茶宴怀院中诸公》，通篇都是“禅悟之趣”。如《松花坛茶宴联句》中的诗句“焚香忘世虑，啜茗长幽情”，《云门寺小溪茶宴怀院中诸公》中的诗句“黄粱谁共饭，香茗忆同煎”、“暂与真僧对，遥知静者便”。 浙东诗坛联唱以及茶宴活动，因了茶神陆羽传至浙西湖州。陆羽曾经在大历八年至十二年（773～777）与以颜真卿为中心的文人圈泛舟湖上，饮茶赏月，吟诗联句，如与颜真卿、皇甫曾、皎然的《七言重联句》中皇甫曾诗句：“诗书宛似陪康乐，少长还同宴永和。夜酌此时看碾玉，晨趋几日重鸣珂。”诗题虽未言饮茶，而“夜酌此时看碾玉”句则已表明。而从颜真卿、陆士修、张荐、崔万、皎然诸人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则可以看到以茶为题的宴饮聚会情形。 大约在大历中后期的774～779年间，地方官诗人李嘉佑曾在京口招隠寺以茶宴送人，并赋诗《秋晩招隠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吴兴人），还写有《与赵莒茶宴》；德宗至宪宗时人吕温（774～813）曾写有《三月三日茶宴序》，等等。 在浙东浙西诗人群茶宴联句中，都可以看到以茶悟禅修道的初期身影：“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原。”“焚香忘世虑，啜茗长幽情。”可以说它们是兼具文人化和世俗化特征的禅茶文化，与世俗传统文化互相促进发展的契机。 清 金廷标《品全图》 茶宴出现在丛林生活中的另一个契机，是唐五代时帝王在礼遇名僧时对茶宴的应用。云门文偃（864～949）曾举寿州良遂参礼蒲州麻谷山宝彻禅师公案，其中记道：“自后良遂归京，辞皇帝及左右街大师大德，再三相留。茶筵次，良遂云：诸人知处良遂总知，良遂知处诸人不知。”宝彻禅师是马祖道一法嗣，良遂是再传弟子，所以这里所记应当是晚唐的皇帝。为留良遂而办茶筵。《宗门拈古彚集》记南唐李后主在请僧问话讲法时，曾有曰：“寡人来日置茶筵，请二僧重新问话。”帝王设茶宴待僧，可见茶宴之礼的隆重。 而到五代时，已可见禅寺中有了茶筵：“升州清凉院文益禅师，余杭人也。……至临川，州牧请住崇寿院。初开堂，日中坐茶筵未起，四众先围绕法座。”（《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四） 法眼文益（885～958）禅师，是法眼宗的创始人。后唐清泰二年（935），文益应抚州府州牧的邀请，在临州崇寿院弘扬佛法。晚年深受南唐烈祖李昪的敬重，先后在金陵（今江苏南京）报恩禅院、清凉寺开堂接众。文益在金陵三坐道场，四方僧俗竞相归之。后周世宗显德五年（958），文益圆寂，享74岁。葬江宁县无相塔。谥号“大法眼禅师”。文益在临川崇寿院初开堂升座讲法之先，寺中茶筵，可见其初法的隆重。 入宋，更是僧俗两界茶宴盛行。 传宋刘松年《撵茶图》（局部） 宋政府在给地方官员所发的俸禄中，曾特别给那些还没有发放公使钱的地方官们派发“茶宴钱”：“淳化元年九月，诏：诸州军监县无公使处，遇诞降节给茶宴钱，节度州百千，防团刺史州五十千，监三泉、县三十千，岭南州军以幕府州县官权知州十千。” 宋代的公使钱，又称公用钱，是在正常经费外给地方各级政府主管官员的特别费用，用为宴请及馈送过往官员费用，相当于现在的招待费，钱的数目视官品之高下而定。“茶宴钱”能成为公使钱的特别名目，可见“茶宴”施行之广泛。 而在禅门之内、信众之间，茶宴之施设，也是很为常见。而茶筵之设，大抵为显礼遇隆重，多为预升座讲法之备。如《明觉禅师语录》记明觉禅师雪窦重显（980～1052）所到之处僧俗两界多有茶筵之设。雪窦重显是云门文偃下三世，是宋代文字禅的著名代表人物，宋代文字禅以颂古、拈古、代语、别语等为重要表达形式，《雪窦显和尚颂古》是著名的颂古著作之一。重显幼年旧友曾会于天禧（1017～1021）年间任池州知州，因重显之言而得立即省悟。在重显打算游历浙江诸地时，曾会建议他到杭州灵隐寺，并给当寺住持珊禅师写了一封推荐信。重显到灵隐寺，却没向住持出示曾会的推荐信，在僧众中修持三年。后来曾会奉使浙西，竟然在灵隐寺上千普通禅僧中才查找到他，深表敬重。经曾会推荐，苏州吴江太湖翠峰禅寺迎请重显前往担任住持近三年。后来宋仁宗天圣初年（1023），曾会出知明州，迎请重显赴任雪窦山资圣寺住持，共29年。远近禅僧前来参谒和受法者日多，《禅林僧宝传·重显传》称：“宗风大振，天下龙蟠凤逸衲子争集座下，号云门中兴。”重显在灵隐，经秀州，至越州时，各地皆有茶筵之设，请其升座说法： 师在灵隐，诸院尊宿，茶筵日，众请升座。 师到秀州，百万道者备茶筵请升堂。 越州檀越备茶筵，请师升座。 而若不参加别人专为设办的茶宴，则要写专门的回复，如契嵩的《退金山荼筵（回答）》：“某启：适早监寺至辱笺命，就所栖以预精馔，意爱之勤，岂可言谕乃尽诚素。某虽不善与人交，岂敢以今日之事自亏节义，无烦相外清集，方当大暑，告且为罢之书。谨令人回纳。伏冀慈照。” 在僧史文献、评唱讲古方面，比之原来僧史灯录著作，多出一些设茶、饮茶的记载来，如《天圣广灯录》卷第十二“镇州三圣院慧然禅师”条下，记曰：“师辞仰山，仰山将拂子与师。师云：某甲有师在。仰山云：是谁？师云：河北临济和尚。仰山云：老僧罪过，少留一两日，备茶筵相送。”是《景德传灯录》卷十五“镇州三圣院慧然禅师”条内所没有的内容。又如佛果圜悟禅师（1063～1135）《碧岩录》卷第五记“投子一日为赵州置茶筵相待”、《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记“（投）子置茶筵相待（赵州）”，都是北宋道原所撰《景德传灯录》卷十五“舒州投子山大同禅师”条下原本所没有的内容。 传宋人 《十八学士图轴》（局部） 然而，在宋时僧人所编的几部清规中，却一般不见“茶宴”之名，这亦可以从当时和尚的语录中窥见些消息。如《虚堂和尚语录》卷第三记虚堂智愚和尚（1183～1269）举米胡访王常侍公案。虚堂智愚，号虚堂，俗姓陈，四明象山人。16岁依近邑之普明寺僧师蕴出家，先后在多处修行、住持。度宗咸淳元年（1265）秋，奉御旨迁径山兴圣万寿寺。《虚堂和尚语录》共10卷，为临济宗的重要语录。虚堂智愚是活跃于南宋时代的一位高僧，许多日本僧人也拜在其门下。 米胡访王常侍，值判事次，常侍才见，举笔示之。胡云：还判得虚空么？侍掷笔归宅堂。米胡致疑。次日凭华严置茶设问。米胡和尚：有何言句，不得相见？侍云：狮子咬人，韩卢逐块。米胡闻得，出来大笑云：我会也。侍云：试道看。胡云：请常侍举。侍乃举起一只箸。胡云：野狐精。侍云：者汉彻也。师云：米胡当时才见举笔，便入客位。管取为席上之珍。 前言“置茶”，后言“茶筵”，可见在宋僧那里，禅院设茶，即同“茶筵”。若以此观点，看宋时清规中的“煎点”，大致可以认为等同于“茶筵”了。宗赜崇宁二年（1103）时所著《禅苑清规》，言茶之“煎点”时，并不言及茶筵，然而在《众中特为尊长煎点》项下有言：“言句威仪诸事，并如特为堂头煎点之法。但末后礼拜起，近前问讯罢，却于筵外触礼三拜，陈谢相伴人。”可见煎点茶汤之礼，实即是茶筵。 其实在中唐以后的唐宋时期，茶宴是一种较常见的存在，既是文人士夫聚会宴饮的文化生活现象，也是丛林禅僧聚集传灯讲法参禅悟道的一种形式，也是文人士夫与老庄之徒交往中的一种形式，也是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现象。而丛林茶宴与文人士夫的茶宴，互有影响，互有交集，也可谓是三教合流的历史文化潮流中的一个具体现象，也是中国茶宴文化的特点。 文人士夫充满禅悦禅趣的茶宴，是丛林之外禅茶的历史基础。发展至北宋，茶宴之礼在丛林中日益重要，广泛实施，最终在清规中备载丛林茶汤盛礼，形成实质上的中国禅茶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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