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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代 我们不要辜负地下的宝物和考古学家的恩惠，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踏上“文艺复兴”的时代 1978年，饶宗颐在香港退休。此时，改革开放之风开始吹拂中国大地。 阔别内陆30年后，1979年9月，饶宗颐应中山大学之邀，赴广州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此后与内陆学者交流渐频。 翌年，在曾宪通教授等人的陪同下，历时3个月踏访了14个省市，参观了33座博物馆，接触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资料。每行一处，皆有著述。 此后，饶宗颐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内陆学术活动之中。“世界五洲已历其四，华夏九州已历其七”。 饶宗颐的研究不断深入。期间，大陆出土了很多新的历史文物，为饶宗颐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 饶宗颐精习法语、日语、德语、英语、印度语、伊拉克语6国语言文字。通谙外语，为他提供了打开异域文化之门的钥匙，他自如穿行于不同文化之间，博采众长。 统计饶宗颐的创作时间可发现，他退休后发表的文章远超于退休之前。 近年来，随着年事渐长，饶宗颐较少外出，社会活动亦随之减少。但他亦并非埋首故纸堆中不闻窗外之事。新的学术动态、文物出土等信息他依旧十分关注。 望百之年，饶公老当益壮，仍然笔耕不辍。不久前，他被闻名国际的法兰西学院确定为该学院外籍院士，声动法国乃至欧洲艺术文化界。 饶宗颐说，在他心里，始终常存着一个关于中国的“新经学”之梦。“我们不要辜负地下的宝物和考古学家的恩惠。”他坚信，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踏上“文艺复兴”的时代。 对话 记者：很多人退休后都寻求享受清净的生活，您却将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饶宗颐：很多人跟我说，我退休的时间正是一个好时机，天时地利人和。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抛弃了过去那种“左”的东西，思想解放了，学术禁区也扫除了。 还有是“文革”期间所有的学科都受到冲击，但考古还保留着，或者是恢复得比较早，我可以接触到这个阶段新出土的东西。 当时我离开内陆那么多年，广东好多人都邀请我回内陆。那时改革开放方兴未艾，可以说是一片百废待兴，我返回内陆时，感觉充满了劲头，研究可以很好地深入，因此，我当时用几个月的时间，走访了大陆30多个博物馆。 记者：您曾经提到，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我们要重新塑造中华民族新时代的圣经，建立新经学。 饶宗颐：我在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会上提出这个观点。因为每个国家都有“经”，中国其实早就有“经”，中国的“经”源远流长，一些国家还在倡导我们的“经”。可是我们自己却不读经，我觉得这是中国人应该反省的问题。 经书是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也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对现代人有极大的启发作用。 记者：如何理解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饶宗颐：我为什么说二十一世纪将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因为100多年来，我们国家出土的东西非常多，很多是汉代的竹简、帛书等，我们可以接触到中华文明的精髓。 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因为很多古希腊的思想精华，都在阿拉伯的写本上保留下来。通过这些写本，欧洲找回了很多古希腊的思想精华。可以说，欧洲的文艺复兴就起源于这些老的写本。也就是说，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对古典的新发掘与认识。 我们现在的情况也一样，我们要趁机把“经”做一个新的整理。当然，我们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前人的宝贵经历好不容易通过历史文物保留下来，我们要珍惜，给以新的诠释。 另外，至于经学研究的新方向，有不少学者正在努力。因此，我肯定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一个文艺复兴的年代。 记者：这个“文艺复兴”的时代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饶宗颐：我认为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一个东学西渐的年代。作为现代东方的学人，应该意识到这个世纪不单只是一个东方文艺复兴的年代，更应该是东方的学术与艺术思想，会对西方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尤其是在中国，不少新的资料及文物出土，使得我们更知道东方文化悠久的传统，及它的世界性及普及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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