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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文字多寡，与生产力发展有关。孔子的《论语》，有二十或二十二篇，收有孔子语录一百三十多条，共得字一万三左右。那年代还没有蔡伦造纸，字刻在竹简上，费工费时，用字便以一当十、当百，那才叫言简意赅，一字千金。 后来载体丰富了，有了丝绸了，有了纸了，古人撰文也渐渐话多了。到有了无形的电子网络，撰文写字岂止只是字多了，简直就是口水多过茶，说的废话蠢话就更多了去了。 后人用白话文翻译《论语》，用字必会多了。一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译成现代文：“几个人走在一起，当中必定会有人可以当我的老师。”古文八字，现代文二十一字，后者用字足是前者两倍多，古文用字的精确，一目了然了。 今天倒退全用古文也不现实。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初期，文、白之争留下不少佳话。其中有胡适为白话文鸣锣开道的故事流传。话说学生中有人不愿与时并进，诘问白话文有古文精简吗？胡便举自己回电婉拒政府一职为例，?学生以古文答复。那学生写下：“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十二字。胡适说自己用白话文回电，仅“干不了，谢谢！”五字。胡适那是为了推广白话文而不惜抬杠。平心而论，学生那段文言文无论是礼貌、身份还是语气，都更适当。 在今天，某些文体如书信，文、白共享无疑值得提倡。这样更能体现出中文文化的雅致。(摘编自大公报 作者：姗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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