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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与土地相关的事物：美食、风俗、称谓，或者某些语意双关的调侃，就都必须是用这个地方长出来的语言说出才攒劲。 我大概在很早一个阶段，就确立不找老乡做男朋友以及未来的丈夫。现在才敢把理由说出来，那就是我一度觉得，“爱”这个字眼，用我们那儿的方言说出来，愣愣的，也很土。另外，那个字和“我”的发音位置相同，要想准确发出，必得上颚贴下颚，是肉与肉的相连。而“爱”这个字眼，在我当时的头脑里，何其神圣，何其精神，或至少得从精神开始吧。所以，我无法想象，有人是用这样的“爱”来莽撞表白。这个小纠结我也曾经跟刘索拉表达过，她的家族也出自陕西。我想验证她有没有此困惑，她听了哈哈地笑：等你再长几岁，就知道那个骨肉相连的感觉，才是真爱。 事实证明，这样的困扰并没有出现。高考一毕业，我就把自己的大学志愿，一气填到了南方。毕业后，又奔到了故乡最北边，所谓的天子脚下，皇城根儿。几经辗转中，我从中学学来的标准普通话几度变异，但有一点很肯定：我至今还没学会北京人驴打滚似的京片子语。有次出差回京，下了飞机坐出租，告诉司机去哪里。司机迅速瞥我一眼：姑娘，你不是中国人吧？我纳闷地看他。他回，我怎么瞅着你的话说得那么费劲！费劲么，我？我心里不平地说，我可是说着让南方人羡慕得要死的标准普通话呢。他当然不这么觉得。因为他的标准是北京公交车上售票员报站名那样的。而我当初坐着公交去前门，真的差点错过了站。因为我一门心思竖着耳朵要听的是：DA—ZHA—LAN。 久待北京，方言基本不用。只有一次遇到阻碍，就是采访从不说普通话的贾平凹。我很想随他的习惯说陕西话，但似乎很折磨他的耳朵，所以电话里他忍不住说，你还是说普通话吧。 一个人说什么样的语言，思维大概会顺着它的风格。我现在深信这一点，比如读贾平凹的小说，我慢慢地就开始在心里说陕西话。很多小时候很土很土的方言都被我忆起来了，老贾真是能唤起人深处记忆的写作。无人能出其右，甚至陈忠实也不能。当然，他的厉害在别处。 而我自己，现在很少能写非常纯正的陕西味文章，因为真是发现，我离家乡远了。做媒体，每每接触的都是与时俱进的词汇，我无法把它还原成方言的发音，那只会让我觉得拗口，或者大而装。有一年我采访现在已在深圳的作家杨争光——他也是陕西人。采访完了我才告诉他，我是他老乡。然后我们用陕西话互留EMAIL。他的陕西话比我地道，但是说到“.com”时，我仍忍不住偷笑，那简直就是“点烤馍”。 到了异地，不再说方言，或者说方言时，总有一种绊里绊搭的感觉。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心理在作祟呢？我承认，小时候的确有个阶段，是觉得那样的方言说出来土、硬，连电台里的秦腔，我都觉得高喉咙大嗓子，很不委婉精致。现在，我肯定是老了，开始怀旧了，所以也爱听秦腔，老腔了，甚至也能在其中，听到所谓的委婉精致。《白鹿原》电影话剧都看了，不止一遍地看。别人是看小说改编得成不成功，我则在检验演员方言地道不地道。看第三遍话剧《白鹿原》时，我完全被一位秦腔女演员吸引，她唱“临行旁边击一掌，惊醒南柯梦中人。”这是一出老戏的唱词，后面有很长的拖腔，一唱三转折，真像有把钩子，在往你心里捣，无词已断肠，我听着简直要泪奔。诞生这样艺术的地方，是无需自卑的。 虽然不再自卑，却还是不能在任意场合讲方言。这件事更深一步的心理原因，是在最近回陕的路上发现的。开车负责接送的是我的外甥和他的一伙哥们，他们喜欢在车上听一档方言聊天节目，说到吃时，“美扎扎”这样的方言，主持人用得很顺溜。但说到大片，一些外国演员名，主持人自动就滑到普通话去了。方言正宗，普通话也正宗，还转换得极其自然，倒让我有些好奇。后来终于想明白一件事，某些公共事情，一用到方言，表达确实困难。简直使上不劲。而那些与这片土地相关的事物：美食、风俗、称谓，或者某些语意双关的调侃，就都必须是用这个地方长出来的语言说出才攒劲。 说到底，方言是一种私密的限制性存在，它的根底是拒绝公共事物与情感的。这也难怪，我用书本上习来的正义、公平逻辑来写文章论理，写到纸上总是流畅的，但回家用它来评定家乡的人与事，不知怎的，总有些脸红。 （作者孙小宁系北京媒体人，著有访谈录《十年去来—— 一个台湾人眼中的大陆》、《如实生活如是禅》，主编《读城记》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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