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良渚玉器、琮、钺及其他

       前天参观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览，看到很多难得露面的稀世之宝，其中有一件良渚玉琮，是为到目前为止，存世品中节数最多的的玉琮。

“古代中国”展品，国家博物馆藏十九节良渚玉琮。

蹲身仔细观察这件玉琮的时候，忽然想起上星期周末，本朱有幸与星条旗老师、舜水太师，小森天师一起参观余杭良渚博物馆的难忘经历，那天在展馆里徘徊游览之际，本朱见一展柜中摆放着一把玉钺，随口说了句“这可是最最要的东西”，星条旗老师立即考问“为什么这最重要？”本朱瞬间无言以对，参观国博展览也有某师相陪，面对那些熟悉如故人的国宝，同样也是不知道说些什么好，或许可以用忘神搪塞，可其实还是无知吧？！饭一口一口吃，债一点一点还，现就自己游览所及，说说良渚玉器。


    良渚镇在杭州西北郊，距杭州市中心约10公里，良渚文化是以黑陶和磨光石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1936年首先发现于良渚镇，就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这种文化存续时间约为距今5300年至4200年前，在环太湖地区，如嘉兴南、上海东、苏州、常州、南京等地，都有相同类型的文化遗址，这里就涉及到文化定名问题，夏鼐先生在其《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中有云：“文化的名称如何命名，似乎可以采用最通行的办法，便是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址（不论是一个墓地或居住遗址）的小地名为名。”此文发表于1959年，良渚文化即在1959年确定以“良渚”为名，近几十年来，良渚文化的重要发现主要集中于反山、瑶山等几处遗址，良渚博物院即为这些良渚文化遗址发掘物陈列介绍之所。

反山、瑶山等良渚遗址及良渚博物院地形图

良渚文化中最为世人所重的是为良渚玉器，要说良渚玉器，则要先说说玉，有关玉器，本朱在《太行内外之殷墟玉器》篇中有所论述，这里稍作转引。
    
    所谓的玉，以现代科学分类法大致分为两种，即软玉与硬玉。

    软玉即透闪石和阳起石，硬度为莫氏6－6.5度。其主要成分是硅酸钙的纤维矿物，色泽多为油脂白，俗称羊脂玉，此类玉石中又有含有少量氧化金属离子等成分，所以色泽另呈现青、绿、黑、黄等色或杂色。

    硬玉即辉石类玉材，以翠绿者为佳，硬度为莫氏6.75－7度。

莫氏硬度为1812年德国矿物人莫斯提出的表示矿物硬度的一种标准，列此表可知玉器与他物之硬度对比

中国玉器起源很早，公元前16000年的文化遗址中，就有相关的发现，但这些玉器，都为硬度较低的“假玉”，目前能见到最早真正意义上的“真玉”，也就是软玉，发现于内蒙库赤峰兴隆洼遗址，距今大约8000年的历史。

内蒙赤峰兴洼出土之中国最早的软玉玉器——玉玦，距今8000年。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玉是指肌理细腻、色泽丰富、质地坚硬的石头，玉器发轫于石器，在千百年打制磨砺石器的过程中，先民在石材中发现一种特别的石头，一般比普通石头硬，经过打磨，这些硬石更能显出特别的光泽，这些早期玉器的作用多作为装饰，如耳环或颈部项链等等，是身份等级的象征，早期的墓葬中可以发现，这时期的玉器主要集中于葬者头部。

距今5000年辽宁牛河梁墓葬，两件玦放置在落葬者胸前。

良渚文化前身马家浜文化之墓葬遗址中，玉玦作为耳饰。

由于玉具备晶莹光泽、温润秀雅、坚硬韧性等不寻常的色泽与质感的特性，所以玉也就被获得了超越其自然属性的内涵，成为先民诸多情感想象与精神思维的负载体。

“古代中国”展品，公元前4000～前3000年红山文化之中华第一龙，1971年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出土。

同时，玉器还赋予了沟通神祖的使命，《越绝书》记云：“夫玉亦神物也”，从而成为祭祀仪式中沟通人神或藉以追求永生不朽的媒介，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人们已将玉用于祭祀和葬制，王国维考证禮字之“豊”旁形即为“盛玉以奉神人之器”，所以中国的玉很早就成为了一种“礼器”，良渚玉器中的玉琮，就是一种典型的礼器。

南京博物院藏良渚早期镯式玉琮，1977年吴县张陵山出土，琮上纹饰为目前所见最早兽面纹。

凡外方内圆，中有一孔的玉器，大多都可以称为琮，《说文解字》记云：“琮，瑞玉，大八寸，似车釭。”、《白虎通·文质篇》曰：“圆中牙身外方曰琮。”琮有素面琮、纹饰琮、单节琮多节琮，方琮圆琮等等之分，清末吴大澂在其所著《古玉图考》中首次将文献中的琮与存世实物结合起来，世人也由此重新对琮开始了新的研究。

吴大澂著《古玉图考》中有关琮之书影

有关琮的作用，历来有各种解说，如：
   
   《周礼·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
   《白虎通·瑞贽》：“琮之为言，宗也，象万物之宗聚也。”
   《仪礼·聘仪》：“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
   《公羊传·定公八年》何休注：“琮以发兵。”

    玉琮在一些文献中还称为：“辋头”，作为收藏家的乾隆帝，竟也有相关的讨论，其曰：“呼为辋头者，不知起于何时?内府最多，不可屈指数。今查辋字，不载字典……，盖古时舁辂辇，或以此饰竿头。其无底而通，亦为一证也。”

    到了现代，有关琮的解说更多，有人释为男性性器之“且”；有人释为女阴；郭宝钧先生在其著《古玉新诠》中推断，认为琮是古代织布机上绕纱的机件；集大成者当为张光直先生，其在《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一文中对琮如下归纳：

    琮外方内圆，方圆相套。由此符合天圆地方理论；
    中心贯通，由此象征天地贯穿；
    面饰以动物纹或鸟纹。由此表明动物帮助巫师通天地。
    玉制或者石制，因爬山为通天地的手段之一，玉是山石的精髓，由此暗示其具备通天地的作用。
    出土在墓葬中，由此推断琮是巫术权力者的地位之身份符号。

    由这些归纳，张光直先生推断玉琮“是天地贯通的象征、贯通天地的一项手段或法器。”结合考古发现，玉琮男女性器说、织布机机件说等解释都不能成立，似乎以张说得当，但这绝不是定论，也非本篇的主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良渚文化的墓葬中，玉琮一般围绕落葬者摆放；小头在下，大头在上（以往文物界认为大头在下，小头在上）。

江苏武进寺墩良渚文化3号墓，墓主为年约二十的男子，陪葬玉器极多，为最高级别之“玉殓葬”。

另外，结合考古类型学研究，科考人员归纳出，早期的玉琮节数少，到了良渚后期，玉琮的节数越来越多，目前发现节数最多的竟达十九节。
    作为礼器，良渚玉琮的影像极大，良渚文化本身有上千年的发展史，在这段时期内，山东、河北、山西、安徽、江西、山西、陕西、湖北、湖南、河北河南广东等地区的文化遗址中，都有类似的玉琮发现，最让人觉得惊奇的是，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出土了一件十节玉琮，其上也刻有兽面纹及羽人纹饰，此明显为良渚文化玉琮，当我在成都西郊金沙博物馆观察这件玉琮的时候，由衷地叹服古人的跋涉与交流的能力。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良渚文化玉琮，十节，通高22.26厘米，重1358克。

无论是软玉还是硬玉，玉石硬度极高，极难加工，在金属远未出现的时代，制玉尤为艰难，先民在开采巨大沉重玉矿将之运抵制作场所后，必须利用动物皮条或竹草麻绳，结合比玉还坚硬的石英粉末的水，也就是后来俗称的“解玉砂”不断研磨，才能予以切割加工既硬又韧的玉石，琢制一件大不盈掌的玉器，往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劳作才能完成。

清李澄渊光绪十七年(1891年)《玉作图说》中捣制解玉砂

比玉石硬度更高的解玉砂，与水混合，结合各种工具，在玉材上作磋磨以制玉。

杨伯达先生想象复原的拉弓式制玉工具

砣式制玉工具及制玉示意图

良渚玉器与其他文化遗址最大区别在于，相当多的良渚玉器表面都刻有纹饰图形，而且这些纹饰有的竟属于微雕作品，这在几千年前，现代工具未发明之前，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成就。

良渚反山玉琮王上兽面纹刻纹

通过研究发现，良渚先民在制玉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便于制玉的方法，即将高温烧烤玉材之后，玉材的硬度会大幅下降，本来坚硬异常的玉石，经过烤烧处理后，硬度差不多等同于金银一般的硬度，这样，在其表面刻画纹饰图案，也就较为容易了，一些良渚玉器呈现粉白之色，即为烧烤的痕迹。

反山15号墓出土冠形玉器，其刻画细节，只有在放大镜下才一览无余。

材质特殊、形体有限，但加工极其困难的玉器，体现了对人工的浪费和对权利的控制，反过来，玉也就成为某些特权的象征，甚至就是权利本身的一种指代，那么在随葬中，玉作为葬主社会等级身份的说明和权利的标识，也就不难让人理解了，良渚文化的诸多墓葬，玉器摆放位置，已不再如先期那样，偏重于头部，而呈现整个上体部位都有各种玉器覆盖的态势，也就是说，一些玉器已经完全从装饰用品转向“礼器”了，至此，可以说钺了。

    钺同戉，与斧异名同形，只是比斧略大，最早的钺为石制，是一种劈砍工具。

本朱上月在甘肃甘谷友人家中所见之马家窑文化时期石钺

这类工具一开始为手握，但进行劈砍时，反作用力会对手造成伤痛伤害，故榫接以木制（或骨制）手柄，然而，若是劈砍物过大过硬，反作用力亦对手柄造成破坏，或榫接断裂，或回扯时，斧身陷入被劈砍物而手柄扯出（有劈柴经验者自能领会），故而又出现结扎装手柄。

榫接型斧与结扎型斧示意图

斧的功能只要集中于劈砍，如砍伐树木，但对于纵向如加工木板木枋时，斧钺的功能就受到限制，这种工具也就出现变形发展，如变为石楔及石铲。

甘肃武山所见，见匠人以斧铲类工具加工木材，在锯类工具出现以前，这是加工木板木枋的唯一方式。

斧钺如何演变为礼器的，涉及太多，此处从略，总之此类工具很早即成为权力及身份的象征物。

“古代中国”展品，最早的中国画，河南临汝出土陶缸上彩绘《鹳鱼石斧图》，其中即有石钺。

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刻有斧钺符号

当玉器成为礼器之后，玉钺自然而然地替代石制斧钺成为权力的象征。

“古代中国”展品，1956年山东日照出土龙山文化玉钺。

《史记·殷本纪》记：“ 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周武王灭商时，商纣自焚于鹿台，武王“以黄钺斩纣头”，由此可知，钺为是军权王权的象征，殷墟妇好墓中出土过一件青铜大钺，其性质和作用当与文献中记载无二。

“古代中国”展品，殷墟妇好墓出土商代青铜钺，钺长39厘米，重9公斤。

良渚墓葬中，凡有玉钺出土的墓葬，规格都是最高级别，整个反山墓葬群中，只有五座墓有玉钺，由此可见这些墓主身份之特别。

良渚博物院展品，瑶山7号墓玉钺。

良渚文化反山14号墓出土之玉钺

不少无法解答的学术问题，都可以由考古发掘得到解疑，比如有关良渚玉钺之钺瑁镦，现在展馆中所放，是经过考古人员整理复原之物，一件完整的玉钺，由玉质钺身、木柄（木柄早已腐朽，现代复原以有机塑材制成的长柄替代）、及木柄上下两端玉配件组成。而这木柄上下两端的玉配件，在早先的遗址发掘中多有发现，但人们始终无法确切地分清它们的作用和功能，因为当木质手柄腐朽后，两配件与钺身的从属关系即隐没不现，一座墓葬中往往有多件玉器，相关人员几乎无法确切的识别每一件玉器的性质与功用，直到反山十四号墓发掘时，近百棵颗呈上下线状玉粒，将上下两端两个玉配件及钺身联系起来，由此形成一把玉钺的完整组合。

反山12号墓玉钺出土时影像，蓝圈内即线状玉粒，这些玉粒清晰揭示，完整的玉钺是一件组合型玉器。

玉钺在墓葬的位置一般在胸前，也有在葬主身侧，只出土于男性墓葬，《尚书·牧誓》中记周武王“左仗黄钺，右秉白旄。”这也能在考古发掘中得到印证。

良渚瑶山7号墓葬玉器位置示意图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良渚文化中的玉钺，从性质和意义上考察，即为“王权神授”的象征物，埃及法老墓葬中，法老手持权杖。

埃及图坦卡蒙法老金棺和金面具

埃及法老手持之权杖

良渚瑶山7号墓葬墓主胸部玉钺及其他玉器摆放示意图

将两者连带起来考察，又能得到什么启示？！这恐怕已经远远溢出本篇范围了，拖沓枯燥竟已说了这么多，至此也该告一段落了。



附记，良渚玉器最重要尚有圆形玉器及兽面纹，限于篇幅，本篇从略，以下两篇曾有论及。
圆形玉器的形制及意义殷墟玉器
兽面纹图像源流及性质殷墟青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