戆官有戆福：与领导厮打的孙嘉淦为何连升三级？

作者：金满楼

电视剧《雍正王朝》有个叫孙嘉诚的户部主事，长得其貌不扬乃至有碍观瞻，其一出场即与本部堂官阿灵阿厮打在一起，结果闹到雍正面前，揭发了铸造新币中的种种猫腻与弊端。据剧中所言，孙嘉诚原是康熙六十年进士，本来考了个探花，结果因为容貌丑陋而被降为户部主事，但就这么个小小芝麻官，却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敢于得罪自己的直接领导，并在皇帝面前驳斥总理大臣、廉亲王允禩，诚可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精神可敬可佩。

嗣后，年羹尧大捷归来，期间各种跋扈，目无君长，其部将竟在殿上公开声称“只知有军令，不知有皇上。”正当众人敢怒而不敢言时，又是孙嘉诚愤然而起，其怒斥年羹尧乃“古往今来第一大奸臣”，因此京师山东一带久旱不雨。由于此时正是年羹尧极宠之时，此举惹得雍正暴跳如雷，其丢下御笔令孙嘉诚当场写出弹章。义愤之下，孙捡起御笔欲写，但被怡亲王允祥制止。之后，余怒未息的雍正令这个“大大的忠臣”前往午门祈雨，以证其论。烈日炎炎之下，孙嘉诚在满耳的蝉噪声中跪得汗如雨下，几近昏倒，意气相投的同僚们赶来将之团团围住，以帮助他在人墙的阴影下继续苦撑。这时，上天似乎也被孙嘉诚的一片赤诚所感动，之前还是白花花的毒日头，忽然间却狂风大作，滂沱大雨骤然而下，孙嘉诚和同僚们边跑边哭边喊：“皇上，下雨了——苍天有眼啊！”

天人感应般的求雨镜头，大概是《雍正王朝》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翻检典册，剧中故事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其中孙嘉诚的原型实为雍、乾两朝名臣孙嘉淦，其犯颜直谏、擅动御笔等情节均有史籍记载。

据《清史稿》所载，雍正即位之初，命诸大臣上疏言事，孙嘉淦上疏陈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由于当时有流言说雍正之位乃系窃取，“亲骨肉”之说有影射昔日争夺储位的皇子在新朝或遭迫害的嫌疑，由此也触及雍正之忌。果然，疏上之日，雍正召诸大臣而示之，并大骂道：“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皇帝的盛怒把众大臣吓得鸦雀无声，只有大学士朱轼站出来缓缓道：“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雍正听后沉默了片刻，随即大笑道：“朕亦且服其胆！”后不但没有加罪，反而将之擢升为国子监司业。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康熙二十二年生人，其自幼聪颖，敏而好学，有才子之称。孙家一向以耕读传家，其祖父孙世荩文武兼修，勇猛过人，明清易代之际以射寇有功而于顺治三年被擢为临县训导，后又升为江西崇仁知县。孙世荩生子孙天绣，孙天绣生四子，除长子孙正淦早卒外，次子孙鸿淦、三子孙嘉淦、四子孙扬淦均为进士出身，“一门三进士”的荣耀，这不仅在兴县绝无仅有，就是放眼全国，也极为罕见。

从目前遗留的画像看，孙嘉淦相貌不似电视剧中的孙嘉诚，其少年时即有成人之态，发须浓直，举止大度，胆大而不妄为。康熙四十年，孙嘉淦中秀才，年十八；五十二年，乡试、会试连捷，后以三甲十四名进士点庶吉士，正值而立之年。入翰林院后，孙嘉淦拜在朱轼、张伯行门下，其精研理学，尤其对《易经》有独到心得而深得两位老师的赏识。

康熙五十六年，散馆为翰林院检讨的孙嘉淦在朱轼的推荐下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次年因母亲去世而回籍守制，期间游历陕甘，后又与友人一路南游，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江苏、浙江、江西、广西、湖南、湖北等地。在当时士人中，像孙嘉淦这样的自费旅游可谓十分罕有，但此举却能大长见识、扩大胸襟，其事后所撰《南游记》也写得相当之好，足与《徐霞客游记》相媲美。

守制结束后，孙嘉淦仍回翰林院供职，此时正值康熙驾崩、雍正继位，由此也有了前面说的上疏之事。雍正用人，一向颇有胆识，他对那些被人认为是“乖张、狂妄”的官员，也不是一味地厌恶打压，而是听其言、观其行，正如他自己说的：“朕意，位居下僚而敢与人不知者，非彻底糊涂人，必有自信处。”因此，对那些敢说真话的官员，雍正通常并不怪罪，甚至颇具好感，孙嘉淦即如是。

雍正元年十二月，孙嘉淦被外派为江西乡试副考官；三年四月，调任为安徽学政。对翰林、科道官员来说，这两差使都是好差、肥差，孙嘉淦也算是“红翰林”了。四年十月，孙嘉淦被调回京师，任国子监祭酒并提督顺天学政。期间，雍正命孙嘉淦为南书房行走，负责为大阿哥弘时、四阿哥弘历、五阿哥弘昼等讲解《易经》。据野史所说，孙嘉淦教习皇子甚为严格，雍正听说后，某日趁有空而到窗外旁听。听了一会，雍正觉得孙嘉淦要求确实有些严了，于是在窗外随口说了句：“教也王，不教也王。”孙嘉淦不知说话的人是雍正，于是应声反驳：“尧也王，纣也王！”雍正听后自知理亏，只得不声不响的走开了。

雍正六年，孙嘉淦被命署理顺天府尹；次年，又以顺天府尹署理工部左侍郎。八年正月，直隶总督唐执玉上奏称，房山县石梯沟忽现“神鸟”，“高五六尺，毛羽如锦，五色俱备；所立处，群鸟环绕，北向飞鸣”，时为顺天府尹的孙嘉淦及散秩大臣常明、侍郎普泰、总兵官管承泽等人也做出同样报告。此时的雍正对祥瑞已没有太多的兴趣，他原本并不相信，但见这么多官员奏报，又听说有上千人目击，于是暂做谦虚，并将信将疑地说：“朕思古称凤鸟，乃王者之嘉祥。朕抚躬自问，功德凉薄，不足以致凤仪之上瑞，此事犹疑而未信也！”

大概奏报这事还是有点好处的，孙嘉淦次月即被任命为当年会试的副考官，并在考务结束后实授为工部左侍郎，同时仍管顺天府尹及国子监祭酒事，一身而三任，仕途春风得意。次年三月，孙嘉淦被选中为经筵讲官，不久又调为刑部左侍郎，办理吏部侍郎事，并仍兼顺天府府尹。

雍正十年十月，孙嘉淦被任命为顺天乡试正考官，事毕向雍正汇报时，后者忽有所思，问在场诸臣：“天下有几种人？”众臣说法不一，惟孙嘉淦的回答最为巧妙：“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名往。普天之下，只有两种人，一种为名，一种为利”。雍正听后大笑道：“既如此，那孙爱卿是为名，还是为利？”孙嘉淦回答说：“为臣不爱钱。”其言外之意，爱惜羽毛，名声比钱财看得更重。对此，雍正倒不怪罪：好名啥的，直说无妨，朕生平最痛恨的，就是那些沽名钓誉而又名利兼收者！

正当孙嘉淦春风得意之时，其再次犯了执拗脾气，结果被罢去所有官职，一贬到底。原来，孙嘉淦任职国子监最久，当时按朝廷要求荐举宋镐、方从仁等六名教习以知县用。雍正说：“方从仁这人听说品行不端，这个名单你还是拿回去再考察一下。”孙嘉淦未经考虑就脱口而出：“我与这六人共事多年，了解得很，不需要再考察。”雍正听后很不高兴，说：“你就这么有自信？那你敢担保吗？”孙嘉淦牛脾气上来，说：“臣愿保！”雍正大怒，丢下御笔说：“那好，你写保状来！”孙嘉淦捡起笔欲写，旁边某大学士呵斥道：“孙嘉淦！皇上的笔你也敢动？！”后者这才醒悟，赶紧捧笔叩头请罪。雍正余怒未息，命刑部将孙嘉淦收监治罪。后刑部以“大不敬罪拟斩”上报，雍正这时却怒气已消，说：“孙嘉淦这人太戆，不过这人不爱钱，就让他到银库效力去！”

事后，雍正为这事找了个托辞，说孙嘉淦在元年时还只是个翰林院检讨，我看其为人还算朴实，这才屡加提拔，数年之间，官至侍郎。孰料其偏执自用，陈奏迂阔琐碎，不可施行。我屡加训诲，冀其开扩识见，近日倒好，他干脆缄默不言，无一事奏陈。他现为国子监祭酒，却瞻顾私情，将亲弟孙扬淦荐用为监丞，如此行事乖张，未免士论不服，以致声名大损。这次荐举教习人员，孙嘉淦并不据实陈奏，而遽称宋镐一班六人，俱属可用。等我详加询问，又说方从仁实不堪用，任意反覆，显系欺罔，应加重惩，以为人臣诈妄负恩者戒！

孙嘉淦出狱后，未回家即前往户部银库服役。不久，有流言说孙嘉淦为了收买名声而在收银时“有缩无盈”，主管户部大权的果亲王允礼听说后，觉得这事有几分道理，不像是凭空捏造。在他看来，孙嘉淦科班出身，又做过朝中大臣，现在贬到银库赎罪，一定瞧不起、也不屑于会计、核算之类的琐事，各种差错，在所难免。为将这事弄个明白，果亲王于是对银库来了个突击检查，可当他来到库场时，只见孙嘉淦正和吏卒等差役人员混在一起，又是记帐，又是搬运，不辞劳苦。而且，孙嘉淦还亲自拿着秤，其所收、所称之银均集中于一处，待果亲王命人复称、复查时，其中没有丝毫差错。果亲王为之大奇，随后即上奏雍正，说孙嘉淦被贬黜后，非但没有任何怨恨，反而实心任事，实在可嘉。雍正听后，遂免除孙嘉淦的银库差役而重新任命他为河东盐政。

不久，雍正驾崩，乾隆继位，孙嘉淦被召回京城，出任吏部右侍郎，不久又授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嗣后，孙嘉淦一路高升，官至工、刑二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官虽然做得很大，但孙嘉淦却从不颐指气使，外出一向步行，不驾车马；但凡有人前来看望，无论贫富贵贱，均以礼相待。逢年过节，亲友相聚，每餐均不超过5道菜。其表示：“山西原本民风简朴，如今却日渐奢靡，这都是官宦人家所带来的坏习气。因此，为官者更应以身作则，摈奢倡简。”

据说，孙嘉淦告老还乡时，将当年修顺义城时废弃不用的五千半砖装入几十个箱子，一行浩浩荡荡上路了。走了没几天，就有人密告乾隆，说孙嘉淦一生好名，其实不过是伪道学，您看，这些年收敛的金银财宝装了几十箱！乾隆听后，立即派人将孙嘉淦拦下检查，结果发现全是一堆烂砖。对此，孙嘉淦解释说，此前修顺义城是自己出资，效力赎罪，半砖不能用又弃之可惜，只好自己收起来运回山西去修窑洞；再者，我为官几十年，并未攒下多少家私，除皇上赐给的一千两银子外别无他物，可又怕人笑话，于是才买了几十口箱子，聊壮行色而已。乾隆听后，大为惭愧，遂令内务府将五千半砖换成五千两银子，以助其养老。

前人曾评价说：“嘉淦初为直臣，其后出将入相，功业赫奕，而学问文章亦高。”终其一生，孙嘉淦著述颇丰，如《近思录辑要》、《南华通》、《春秋义》等，可惜后来他不满于自己观点而销毁亦多。综而言之，孙嘉淦虽然未必是有清一代“山西名臣第一人”，但他和于成龙一样是清朝年间山西著名的清官、好官，至今为人景仰，却是没有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