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忠诚生存，兽中犬狗，人中奴才，至极也。尽管如此，犬狗不能喂得太饱，奴才不能对得太好，平日赏十记耳光，今赏五个，便会感恩戴德，谢天谢地，山呼英名伟大、爹亲娘亲。
维护其态，关键是使之没有思想。兽中犬狗，只认狗粮，不讲道理，人中奴才，做事无是非，只念主子好恶，只从主子命令，主子让做啥就做啥，叫咬谁就咬谁。
不仅如此，其绞尽脑汁为骑脖子的主子寻找各种可以骑脖子的法理，给自己寻找各种屈服于此的安慰，把自己在主子面前的奴性，当作是忠臣孝子，人性良心。其不但自己心甘情愿做奴才，还劝别人也追随，传销队伍越大，自己越有可能成为工头。
过度依赖主子，必然变得下贱。你若不下贱，那个骑脖子的主子何来威风，主子之所以颐指气使，耀武扬威，只因下贱之人前仆后继，层出不穷。
天空并非无光，而要以幕布遮蔽之，然后留下一条缝隙，转告奴才，主子就是太阳。主子在鱼鹰脖上设环，鱼鹰越饥饿，便越勤奋，主子所获也越丰。最后将有限杂碎投放，一哄而争抢，“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抢上者感激，抢不到者只恨抢上者，绝无追究投放杂碎的合理性，更忘记了杂碎本就自己捕获。
散则为奴，乌合之众，一盘散沙；聚则为贼，揭竿而起，洪水猛兽。故主子需设计谋，制造奴才间的对立，使之无暇上顾。主子之间尽管存在诸多权争，但并不妨碍其对待奴才态度的一致性。主子狡诈，奴才盲从，下贱之人得了一种称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病。
此病典型症状为：奴才会对主子产生情感，且越虐待越依赖，越忠诚越受益，越左越安全。一无所有时，奴才越发相信主子所作的画饼承诺。对基本生存条件的恐惧，会使此般依赖成为一生的习惯，且在条件改善后，仍不会消失。有多少颗脑袋，就有多少种想法，未必。
不能说奴才全无思考，一群奴才便把另一群不愿做奴才的奴才，指作汉奸，奴才造反绝非为争取自由，只为保证镣铐质量。有的奴才文化程度甚至很高，民初，清华学校国学教师多属前清有功名者，却乐道者无非皇恩浩荡、忠君爱国之类，马贞榆便在课堂内外指斥：“吾辈祖宗皆受清室三百年之恩泽，不能报德，而反诋之，不亦谬乎？”马老先生无错，《事君章》便堂而皇之教诲：“君子之事上者，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
磕头既久，往往直不起腰杆，人在自由之中，容易看到自由的弊病，却体会不到其好处，反觉笼子里自在。
骑脖子为主流文化的社会，其主导思想，乃下级如何服从上级，如何心存主子，始终明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为讨好上级，还会互比，试看谁对上级更忠孝。下级不谋其他，只为绝对服从上级，哪怕上级做错，为维护其威严，必须沉默。上级也以服从为准绳，衡量左右，升迁下级。
久而久之，强执弱，众劫寡，富侮贫，贵傲贱，总之，居上者骄，为下者贱。人心至暗不可测，其间必会掺假，欺上瞒下，阿谀奉承。
批评不自由，赞美无意义，思想不自由，遍地走奴才。罗曼·罗兰说：“扼杀思想的人，是最大的谋杀犯。”
故民国年间有启蒙者感慨：不在培养一二学者，而在教育千万国民，不在考虑精深学理，而在普及国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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