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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家旺:最后一位把桩师傅

 cocosyl 2015-07-13

  1300摄氏度的窑炉前,69岁的胡家旺躺在竹椅上,多数时候是在一口一口地喝茶。到了温度攀升的关键时刻,他一声令下,旁边的窑工便知道添柴加火。他坐的这把椅子,任何人不许碰,一碰就代表他可以“下课”了。

  他一个人在这把交椅上呆了20几年,他被人叫做“景德镇最后一位把桩师傅”。

  体力劳动者里的将军

  “十年可以培养一个博士,但培养不出一个把桩师傅。”胡家旺常念叨这句话。他如今天南地北地跑,靠的就是这项独门绝技。

  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城市能像景德镇一样,可以依靠一种产业维持生存一千年而没有中断。这里面,千年未断的窑火是重要因素。

  景德镇传统制瓷包括柴窑烧成和手工成型两种技艺,即“烧”、“做”两大行。清代督陶官唐英说过一句话:“瓷器之成,窑火是赖”。没有窑炉,瓷器无从出生。窑炉就是瓷器的子宫。

  瓷器好不好,往往就靠一把火,陶瓷因此被称为“火的艺术”。没有窑炉、没有燃料、没有技艺,也就出不来享誉世界的瓷器。所以说,景德镇窑炉发展的脉络,直接反映了景德镇陶瓷的发展史。

  公元1712年,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莱在一封发往欧洲的信中表达了第一次踏上景德镇的土地时的惊诧,“白天从火焰和烟气的形状,就能看出它的轮廓;而夜晚,这里被火光包围,仿佛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神秘而美丽。”

  恰恰也是这些传教士,将许多陶瓷制作的配方和技艺传到了欧洲。

  “景德镇唯一没有流传到国外去的东西,就是这些窑炉。”胡家旺解释,古代只有来自都昌县和鄱阳县的人能烧窑,且要为冯、余、江、曹四大姓的人。否则,连窑厂都不能进。“柴窑跟景德镇发展息息相关,这里有世界上保存最完整、发展得最全的柴窑,也有最多的传统烧制技艺,但烧成技艺在景德镇一直是垄断的,外人见不了。”

  而在欧洲传教士将景德镇的声誉扩大到世界几百年后,这里早已没有冲天的火光和烟雾,因为大多数的窑已经不再使用柴火,而是改为电烧或气烧。

  “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一直是景德镇的立镇之本。不过,在现代陶瓷工业发达的今天,景德镇引以为豪的古老烧制技艺正在濒临消亡。并非四大家族的胡家旺,正是在这时成为了景德镇资历最老的把桩师傅,或者说,是最后一位。

  “那些本该代代传承的人,多数中途放弃了,否则这事轮不到我去做。”胡家旺介绍,三四十年前,工匠便告诫子孙后代,“千万不要去烧窑。”

  对于瓷器烧成,行业里有一句俗语:“一满二烧三歇火。”它概括了柴窑技艺的三个步骤,即码匣满窑、投柴烧炼和适时熄火。要掌握柴窑烧成的精深技艺,绝非一朝一夕可就,而是要一步一步学起。

  胡家旺介绍窑工的等级时,翻开了自己一直珍藏的1963年景德镇烧瓷工艺流程表,上面写着柴窑工作有8个脚位,也就是8个等级,上三脚是架表、驮坯和把桩,下三脚是一伕半、二伕半、三伕半,中间有小伙手和收兜脚。其中,把桩师傅是柴窑烧成团队的技术核心,就像一只部队的元帅一样。1960年,把桩师傅一月拿93元工资,最低等级的一伕半只拿17元。

  “‘把桩’是教不出来的,就像不可能教人当将军。可以说,100个烧窑的人,能出1个把桩就不错了。”胡家旺说。按照景德镇柴窑的规矩,厂子里的领导可以解雇把桩师傅,却不能单独辞掉里面的工人。把桩就像餐厅的大厨一样,上面的头不能单独把白案、红案给解雇了,有事都得找大厨。  

  历史上能干到“把桩”的人,都是从最低等级的一伕半干起的,一步步代替前面工位的人,才能最终登顶成为把桩师傅。“如果你哪样不会,就去指挥别人,人家会说,‘那你来干!’到时你能行吗?”胡家旺说,“就像军队里的士兵到将军一样,你得慢慢爬。”

  如果窑烧得不好,烧塌半边匣钵是常有的事。“历史上整个报废的窑也有,前面温度高、后面温度不够,里面的瓷器都报废了。”胡家旺还记得景德镇一句民间俗语:“过的年好,不如建窑建得好,烧窑烧得好。”

  作为烧窑总指挥,把桩师傅可以让老板发财,也能让窑厂倒闭。胡家旺每回干活前,小副手都先会把他的茶泡好、灯点好,再接他过来。开始工作前,他一定会沐浴更衣,这是老规矩。

  柴窑的温度不平衡,温差大。前部的温度达到1000摄氏度时,后部才300摄氏度。这就要求窑工掌握好烧窑的快慢,把握好窑内的温度变化和气氛。颜色釉就是利用不同的窑位和不同的气氛烧制出来的。所以,烧柴窑全凭把桩师傅的经验。

  “把桩就是要文武双全。”胡家旺说。首先,你得要有体力,能把几十斤的东西举起来,并把它们轻轻地码好,这就叫武功。其次,你得有眼力和判断力。“我能大概辨别温度,再来合理安排窑位。”凭借肉眼,胡家旺判断温度比景德镇陶瓷学院专家所设计的机械还准。

  除了在观火口拿着草帽观火色外,把桩师傅还有“吐唾沫”的绝招。胡家旺介绍,一旦到了关键时刻,比如高温的时候,根据吐进去的唾沫燃烧程度,就可以辅助判断温度。“唾沫也是很讲究的。像我喝茶喝得多,唾沫中水分就比较多,因而对燃烧的状态自己有判断。”这种方式在胡家旺眼里,就跟中医闻大便、闻汗味一样。此外,在窑炉不同的部位,他还会放置一些试片,行话称“照子”,是用泥土做的,到时钩起来看看,对温度的判断误差就比较小。

  正因烧窑时,胡家旺必须一直观察窑炉,控制投柴强度,所以他“每一刻脑子都在转,考虑着许多问题。”

  胡家旺说,柴窑烧出来以后的陶瓷丰厚,釉质有玉质感,胎骨通透,“毕竟是慢慢‘煮’上去的,跟几下就好的烧窑方式不一样,就如大火和小火煮的东西不一样。”此外,因为柴窑内气温变化无常,柴窑烧出的东西气泡分布不均匀,跟“贼光”的气窑产品不太一样。 

  在建国瓷厂工作几十年,窑炉推倒重建了七八回,每次重建的资料胡家旺都好好保存了。他还记录了许多次烧窑的时间,以及窑位的放置。这些泛黄的资料,放置在胡家旺家里,记录了一个返不回的时代。

  转折年代的坚守

  走在景德镇街头,胡家旺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儿,身穿黑色夹克,走路慢条斯理;走进他的两居室,也没有任何豪华的摆设,甚至没几件瓷器,看不出他在陶瓷界的“江湖地位”。“只有在烧窑时,他才最有魅力。”古窑的一位工作人员如此评价他。

  1958年,13岁的鹰潭人胡家旺小学毕业,家境困难,提着一个布袋子和一元多毛票首次踏足景德镇,花了两角钱住旅店,第二天投奔亲戚,就此和陶瓷结下一生不解之缘。

  少年胡家旺成了建国瓷厂一名陶瓷制作的学徒,尚不知烧窑为何物。烧水、扫地、拿饭,头一年他没什么具体的事干,没事还得给吃旱烟的师傅拿一杆,“尽是零碎活。”到晚上师傅下班后,他才能点着煤油灯偷师技艺,因为白天师傅把器具占着了。整整3年,本该活泼玩闹的少年找不到同伴,一天到晚蹲在坯房里,照顾六七十岁的师傅,一个月拿13元钱工资,其中的8块8还是伙食费。“冬天时就是两件单裤,有件空心棉袄就不错了。”胡家旺回忆那几年,说自己肚子老是饿得不行,“每月28斤米饭,没一点油水。” 

  由于家里开过一个小店,胡家旺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成分”不好的胡家旺,1962年成为“统战对象”,在南昌当了6年兵。

  复员后,胡家旺再度回到景德镇建国瓷厂,却并未延续自己的陶瓷制作生涯,而是转去行政岗位,一直做到了团委书记。

  1976年,中国大局势剧变,胡家旺也走到了生命的转折点。31岁的胡家旺来到窑炉前,正式开始窑工生涯。那时他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最大的已经上小学,最小的才1岁多。

  这时,建国瓷厂的柴窑没人了。民国时期,景德镇最火的时候曾同时开烧108个柴窑。而从50年代开始,资源短缺,柴火不够,曾有8个柴窑的建国瓷厂只剩下1个柴窑,其他都改成了煤窑。

  只是因为煤窑的技术没过关,烧不成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的高温颜色釉,建国瓷厂才因此保留了一个柴窑“独苗”。那时,柴窑被认为是没有前途、要淘汰的窑种,景德镇陶瓷学院的教授们在不断试验,希望能用煤窑和油窑取代柴窑。

  “烧柴窑是个苦活累活,既要脑力又要体力劳动,那时让一个人去烧柴窑有点‘发配’的意思,何况我还是个行政干部!”胡家旺说,当时烧窑这个工种没有人愿意干,“当时我文化程度不高,体力很好,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就一心一意认真做。”

  在瓷厂,很多人从业务岗位逐渐走到了行政管理岗位,而胡家旺恰好相反,从管理岗位调动到了业务岗位,而且还得从最低一级的工种学起。这一转变,或许会让许多人在心理上难以接受。而胡家旺却并没有消极看待,反而利用自己善于学习的优点,不仅成为了把桩师傅,还成为了众人眼中表达能力最强的窑工,接受了数十家媒体的采访。说到自己清晰的思路和缜密的表达,他还觉得跟自己的行政干部经历有关。

  已到而立之年的胡家旺,一进窑炉就当最底层的一伕半,38块钱一个月,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就在窑里搬运五六十吨重的匣钵,来回把它们举起来。“夏天窑里常常四五十度高温,一直光着膀子,短裤里能挤出水来。”那时,胡家旺一次能将百八十斤的匣钵举起来,“就像一个举重运动员一样。”到了如今近70岁的年纪,他还能轻松举起三个匣钵,每个都得二三十斤重。

  除了胡家旺,窑里几乎没有正式工,都是一些厂里照顾来的家属工。最高级别的把桩师傅,是已经退休又返聘的,已经70多岁了。可以说,柴窑人才青黄不接。“领导安排我过去,也并不是要我去振兴柴窑事业,只是让我去维持一下这个‘黄昏行业’。” 

  由于工资少,在繁重的工作之外,为了维持家庭生活,每个星期天胡家旺一家人还得上山砍柴,挣得一些生活费。 

  在从学徒到把桩的近15年的时间里,胡家旺潜心摸索烧窑的技艺,努力让自己对烧窑的各个环节都有一个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我什么都想参与,既观察天时地利,也没事就调配调配泥料,看看它们适合什么地方,需要什么样的气氛和窑位。”怀着不能让这项技艺失传的心态,他花了很多工夫去学当时基本上没人学的东西。 

  “跟好多人对打麻将、下象棋痴迷一样,我对烧窑也很痴迷。”胡家旺介绍,那十几年他一吃完晚饭就坐到窑炉旁边,不断搞试验。有的人比他早进厂子十年,却被他超越了;有的人开始是他师兄,后来却变成了他的徒弟。

  只有小学文化的胡家旺,对现代科学也并不畏惧,他常看烧窑需要的流体力学等边缘科学的书,还请教做颜色釉的工人试验配方,因此可以领双份工资。“我从来不打牌,除了学习,还是学习。80年代我就接受采访,当时相当荣耀。”他认为自己能成为把桩师傅是幸运的,因为那个年代没有人愿意干这个工种,而他坚持了下来,还做到了创新。

  胡家旺说,自己也当过领导干部,但从小就不喜欢“参与政治”。“小时候家里成分不好,在仕途上觉得没什么发展,于是就想在技术上有所突破。”而当副厂级的调令要下达时,已做到把桩师傅的胡家旺还是想做技术工人,“干技术好,我是个思想比较单纯的人。”

  一步步向上爬的过程中,胡家旺也并没预见将来自己能成为把桩师傅,更无法预见17、18年后,国家还这么重视非遗,柴窑能重新受人重视。 

  1989年,又是胡家旺的转折年,他惹出了一场小风波,却也一举奠定了自己的江湖地位。当年古窑遗址复烧,将他借调了过去。当时建国瓷厂在重点培养一位人才,让退休的把桩师傅带了他两年。这位出生四大传统把桩家族的师傅比胡家旺还小5岁,在窑厂也干得更长。没想到,这时他自己却放弃了。

  此时,建国瓷厂柴窑要维持1000多人工作,把桩师傅不能青黄不接。于是,建国瓷厂想把借调到古窑的胡家旺调回建国瓷厂,培养当把桩。但是,古窑瓷厂不放。建国瓷厂不干了。厂里表示如果不放人,那么在古窑工作的建国瓷厂的老工人退休工资由古窑瓷厂来发。就这样,胡家旺才又回到建国瓷厂,把桩直到1995年建国瓷厂改制。那一年,随着建国瓷厂和古窑柴窑相继停产,景德镇没了大型柴窑。

  柴窑复建后的新生

  大型柴窑没了,胡家旺却一下成了香饽饽。景德镇建国瓷厂一改制,他立即就去了合资企业。“那时自己认为大型柴窑不可能再复烧了。为了适应市场需要,我开始大量设计小柴窑。”1990年代,他依靠替人设计烧窑的报酬,当了景德镇第一代买私家车的人。“一辆桑塔纳也不得了啊,那时的交警还是拿指挥棒指挥呢!” 

  近十年来,在陶瓷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冲击下,高成本的传统柴窑退出了历史舞台,景德镇的瓷器也走下神坛,全国其他一些产瓷区已经追赶上了景德镇。

  正值此时,国家对于非遗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力度空前,景德镇的传统柴窑亟待复兴。而景德镇的复兴,与胡家旺这样有着传统技艺的人密不可分。 

  清末,景德镇有一百多座窑。而如今古窑民俗博览区内复建的镇窑,是景德镇仅存的一座保持原貌的镇窑。为在生产中有效保护古代传统手工技艺,让营造技艺和烧成技艺传承下去,2009年,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组织传统老艺人,修复了这座镇窑。镇窑窑场占地约800平方米,房长40余米,宽19米,分上下二层。吉尼斯英国总部全球认证官吴晓红博士现场认证并宣布,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复建的清代镇窑创造了新的吉尼斯纪录,是世界上最大的柴烧瓷窑。

  因为古窑民俗博览区的复烧决定,胡家旺得以重新拾起大型柴窑的工作。复烧的延续,也让胡家旺的价值得以延续。复烧仪式上,奥运冠军、文化名人等共同为镇窑点火,胡家旺也参与其中,感到相当骄傲。

  胡家旺在镇窑复烧时遇到了很多困难:整个景德镇的建窑师傅当时只剩两个,一个72岁,一个68岁。但胡家旺希望能坚持下来,“我当时就说,神七都上天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复烧?”

  镇窑的体积为260立方米,只有一个投柴口,窑内全长17米,一直得从前头烧到后面,因此容易产生局部温度高,甚至有的匣钵会经受不了高度塌下来,堵住一部分火路。胡家旺遇到这种情况后,使用了“绝活”——清火。他吩咐徒弟们勤烧浅插,依靠炉膛的送力将冷热空气交换均匀,前后温差降低。“如果局部温度过高,火色会刺眼,并发出银光,这时就要考验我的眼力,及时处理。”

  镇窑成功复烧后,古窑民俗博览区开始了逐一复烧古代窑炉的工作。2010年10月,一座复建的明代葫芦窑成功复烧,“这是我师父的师父都没有经历过的。”胡家旺说,是旅游业的发展让他有机会复建这些古窑。“在我的晚年,能看见景德镇传统陶瓷文化复兴,使景德镇千年窑火接续,实在很幸运。”

  2005年,英国伦敦佳士德拍卖会上,一尊名为“鬼谷子下山”的中国元代青花大罐拍出了2.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创了单件工艺品拍卖的最高纪录。这尊元青花大罐的产地,就在中国江西景德镇,而烧制它的窑炉,正是这座复烧的葫芦窑。

  “古代的烧成方法都有历史遗存,还有督陶官奏折。我把它们都翻了出来,仔细研究。”胡家旺说。

  虽然从前辈继承了许多方法,但说到把桩师傅的历史,胡家旺倒是很感叹:“只留下了一个有名的。”按照正统的观念,把桩师傅是不能留名的。这些从业者,只能被称之为“师傅”。如同我们在面对一幅书画时,并不去关注纸墨的作者一样。

  而历史上留名的唯一一位把桩师傅,在景德镇已成传奇。明代万历年间,景德镇御窑厂奉意要烧造一批青花大龙缸,由于烧制难度很大,久烧不成。把桩师傅童宾万般无奈之下纵身跳入窑内,以骨作薪,赴火而亡。几天后开窑一看,大龙缸居然烧造成功了。后来,朝廷就在御窑厂的东侧修建了“佑陶灵祠”,为童宾立祠,并敕封童宾为“风火仙师”。从此,“风火仙师”就成为景德镇窑工们每年都要祭祀的一位神。如今,古窑民俗博览区就有一个“风火仙师”祠,就在复烧的古代各种窑炉的旁边。胡家旺烧窑前,都会先拜它。

  对于把桩技艺的传承,胡家旺仍觉遗憾:“过去天天烧窑,一年能烧100多个。现在,窑少了,出‘把桩’就更难了。而且,现在的柴窑都是小窑,大窑不烧的话,有的技艺不会用到,有的工种就失传了,把桩就无法修炼成熟。” 

  胡家旺记得景德镇有一个传说:一位把桩师傅住在窑炉的对岸,烧窑那天突然涨大水,他过不来,于是手摇了三下,意思是过不来了。小副手会意会错了,以为把桩师傅让大家再烧三个时辰,便安排下去。没想到,一揭开窑,瓷器倒烧得非常好。这故事被景德镇人用来传颂把桩师傅出神入化的技艺,说他可以看着烟囱冒烟就知道判断火候。

  镇窑、葫芦窑、龙窑、馒头窑……从宋代到清代,一个个古代窑炉得以恢复。胡家旺参与复建了他众多祖师爷的窑炉,他的技艺在新时代得到了重生和复活。遗憾的是,终有一天,传统意义上的把桩师傅只会活在人们的传说里,像神话一样封存在历史中。胡家旺和古窑的坚守,也将铭记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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