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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源远流长，她与汉字一并诞生在中华文明古国。一部书法史，也就是一部文字史，书法承载了中国古老的文明，是中国的国粹。 在浩如烟海的书法历史长河中，要精到的评述每一个时代的书法艺术，是一件浩繁的大工程。本文试仿效前人“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义”之类的关键词，评点历代书法，以便简要了解中国书法的历史脉络，以及历代书法特征及其代表人物。同时，以个人对书法的实践及领悟，辨析历代以来存在的明显疑误。 商人尚字。汉字诞生于殷商时期，这是当前最为可靠的结论。自甲骨文出土后，中国就进入了有文字可考的文明历史时期。殷商时代，文字初创，在占卜、纪事等方面，边应用，边造字，还谈不上艺术。我的理解，汉字在其初创阶段，今人所说的“书法”实际上就是写字的方法。只要把字写到能表已达义的程度便属不易，远扯不到“书法艺术”上去。至于今人认为甲骨文的艺术价值何其伟大，大概要从两个方面理解，其一是书法理论家们自作多情，臆度古人之意，无病呻吟，借以拔高自己。其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审视甲骨文字，吸取甲骨文的笔法营养，顺源流而下溯，丰富自己的书法艺术。 中国文字的起源，一般都认为与结绳记事有关，更有人认为与八卦有关。但我以为，这是比较牵强附会的说法。结绳记事应该是以“结”记事，而不是以绳“段”记事。八卦是怎样画出来的，至今仍然是谜。即便是有坎卦象甲骨文的“水”字，但其他卦象则与文字不搭界。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六种造字法推敲，也与结绳记事和八卦没有多大的关系。郭沫若先生曾经认为，中国文字起源应是半坡时期。这一观点已被基本否定。我却认为，尽管半坡时期没有将文字作为记事工具，也就是说没有造出字来。但是，从其陶罐等器具及墓葬遗物上发现的大量抽象绘图来看，有很多具备了汉字雏形图像。汉字中，象形文字所占比例较大，因而，汉字的诞生应与远古绘画有更大的关系。 到了甲骨文时代，这些具备汉字雏形的绘画被进一步简化和线条化，并逐渐开始运用指事、形声等方法，造出了汉字。因而，甲骨文的主要功能是“写”字，故商人尚字。 甲骨文的书写主要是用锥、刀之类的尖利之物在龟甲、皮革和骨骼上画、刻，所以，刀锥等物是笔，龟甲等物是纸，不存在墨法。因而，在临习和创作甲骨文时，线条一般呈纺锤形，两头稍尖，笔画挺拔，清秀而有力。结构较为随意，墨法比较单调，要透出习习古意。也可借用绘画的笔法，以中锋表现其象形的结字意趣。 周人尚繁。甲骨文之后，殷末周初，开始将文字刻在石鼓之上，或铸于青铜器上，所谓“商鼎周彝”便是指此。这个时期，逐渐将两头尖的线条调整到两头基本一直，以圆形藏锋，俗称“玉箸”。铸在金属器具上的文字，较甲骨文大有变化，为更准确的表达文字含义，笔画开始增多，使汉字进入到一个相当长的化简就繁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字，又称之为“金文”。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又根据自己的文化需要，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基础上增删繁衍，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字。所以，这个时期的文字既繁且乱。但是，以书法历史传承而论，还是甲骨文—金文这条较为清晰的脉络为主流，各诸侯国的文字也就渐渐的堙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以秦篆为线划分篆籀书法，以上为大篆，以下为小篆。临习和创作大篆时，要讲究金石气，有刀刻铜铸的力道包涵其中。行笔裕如，结字随意，但必须讲究笔力饱满，藏头含尾，线条丰鼓，立体感、雕塑感跃然纸上。法帖大致有毛公鼎文、散氏盘、石鼓文等等。 秦人尚简。秦始皇统一文字，这是其一大历史功绩。实际上，在文字统一前，秦人就开始化繁为简，把小篆作为官方文字推广应用。秦统一后，以李斯为代表的小篆书家在继承金文大篆的基础上，讲究线条与结字的对称，将字按偏旁、读音清理归类，规范书写，便于记忆与掌握。同时，借鉴民间的书写方法，将复杂的结构与弯曲的笔画简化“拉直”，为隶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从湖南龙山里耶出土的大量秦简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文字书写兼具小篆和隶书的特点，横、捺基用采用雁尾笔法的比较多。 临习小篆时，要笔法稳健，保持线条的均匀对称。用墨要讲究，不可湮墨，中锋行笔，一气贯足，不可中间停顿，不可使线条中出现“焊接点”，或因为用墨不匀使笔画中有“墨猪”蹲驻。结字对称，取度长形，中宫紧凑，不可散乱。主要临池法帖为李斯的《峄山碑》等。 隶书的诞生，标志着文字书写开始走上通往现代文明道路，为真、草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隶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在篆字的基础上，汉字更为简化，字的基本形状由圆变方，笔画改圆弧形为直形，笔画有了轻重变化，蚕头雁尾是其主要特征，其结架为楷书的形成提供了便利。隶书无论识读、书写更为简便，这是秦人于中华文明的又一大贡献。 汉人尚度。从大量的汉碑可以充分了解汉代的书法特点，西汉初期，小篆依然是官方文字，大约汉武帝后，隶书开始盛行。到了东汉，隶书渐次取代小篆，成为官方、民间应用文字。而在东汉中期到末年，章草、小楷、行书开始形成。尽管书体开始繁盛起来，但与小篆和隶书有着共同遵循的法度，新的书体基本上严格按照古法取度，中规中矩的创新。同时，论及两汉书法，必定是以隶书为主。皇象、钟繇等基本上属于三国时代的书法大家，章草、小楷等属于魏晋时代所产生的书体。 隶书临习首先在用墨上要有韵味，下笔裹墨要充分，使胸臆与墨意凝为一气，意在字先。下笔时回笔藏锋，切出蚕头，中锋行笔，贯力右送，稍加提按。出锋时，遇雁尾则下按右上送，力达尾梢时，回锋收笔。但要注意，一字之中雁不双飞，雁不飞时，笔力到后，回锋收笔。点、竖、撇、哲等笔画也讲究藏锋起笔，回锋收笔，提按自如。汉代隶书以摩崖石刻和墓志为主，主要临习碑拓有石门颂、西峡颂、鲜于璜碑、张迁碑、礼器碑、乙瑛碑、曹全碑、前后史晨碑等，洋洋大观，书家临池，一生难以穷尽。 自两汉以后，篆隶书法渐渐被人遗忘，即便是偶尔被人记起，也难以达到前人的高度，更遑论超越古人了。唐代李阳冰因为写小篆而成为有名有姓的书家，假如仅以其书法造诣，其篆书水平不过尔尔。清人另辟蹊径，唤醒沉睡的碑书，开创了另一个时代，这是后话。 晋人尚韵。韵，是一个不太好理解，或者属于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概念。然而，晋代对于书法的贡献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比拟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书法四体完全形成，且皆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如四座高峰，难以逾越。尤其二王父子，尤其王羲之，他的书法地位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都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当然，晋代书法不可能一朝一夕所形成，三国时代的承上启下，对于晋代书法走向巅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以为中国古代文化繁荣与人文精神的彰显，，除了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而外，就是魏晋时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魏晋时期人文思想努力冲破士族阀门的重重压制，在乱世与强权的夹缝中抗争。因而，这个时期的风流文士更具个性，更具震撼力。他们在属于他们的时代，犹如石板底下爆发的种子，艰难的开花结果。因而，他们不具风吹雨打，尽情彰显个性，风流飘逸。书法艺术的“晋人尚韵”，大概就是这个时代背景中的一道绮丽的风景。至于王羲之等人书法的飘逸潇洒，空灵脱俗，只不过是艺术的表象，脱离了“魏晋风度”时代，其内在气质就将大打折扣。所以，不管后人将魏晋书法学到足以乱真的程度，也无法得到应有的评价。从这个角度理解晋人尚韵，比动辄拿“韵”来附庸风雅更为确切实在。 学书，应以魏晋书法为正宗大法。即或从唐人入手，也需适时转入晋人一路。学楷书的，可以以钟繇为范，学行草书的，当然以二王为经典，草书则以伯英张芝为法。其中，还有张华、崔瑗、皇象、王询、卫氏一门等。只不过稍感遗憾的是，晋代书法一般不刻，纸本保存不多。如张芝、二王等墨迹后人临摹的多，真本墨迹的少。比如，张芝的《冠军帖》等九种法帖，已基本确定是唐代张旭所作或临摹。尽管如此，魏晋书法的精髓仍然流传下来，习学者只要掌握精髓，就能大有收益。 北朝尚俗。俗，并不是俗气的俗，而是将其归类于民间书法。民间书法一词，原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沃兴华先生所创，我比较赞同。何以？当年西晋南渡，王导衣带渡江，宫廷文献基本上随之南徙。古代学书，与现在碑帖泛滥大不相同，基本上是以大文人大官僚的墨迹作为范本。而这些范本基本上难以流传，非上等人家不可能接触到。这就是古代书法家都是些达官贵人的主要原因。鲜卑族占领北方后，大崇佛教，迷信人死之后可以升入天堂或转世投胎。于是，官方民间大肆造像，希望佛界能够记住该人的生平事迹和身体状貌，以便关照下世投个好胎，不受诸般苦难。而因为资源匮乏，书法技法仅存片段，且由少数人所掌握。是以，大量的造像刻石并不用书法底稿，而是在石碑上现写现刻。也由于北方民族的彪悍与粗放，几乎所有碑刻都体现了笔法粗犷，结字奇险，不守成规的特点。书者不留其名，不宗成法，将中华文字以另一种奇特的手法表现出来，形成了这个时代有别于其他书法的奇特风格。尽管仍然有《张玄墓志》、《张猛龙碑》等逐渐归宗，但绝大多数的北碑都属于非书法家的作品。北碑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南帖北碑”一说，使北朝碑刻与魏晋帖书联袂雄视书法万代历史，是两座历史丰碑，后人当于其前匍匐前行。自北碑以后，直至清代，给以后的书法家提出了一个碑帖兼容的难题，于北碑与南帖之间辗转反复，神伤不已。 习学魏碑，当首先体会刻刀之于石上的感觉，并要有别于甲骨、汉碑的画、錾技巧。要想象一北方大汉，运足气力，不管三七二十一，在石碑上抡锤。时而火花四溅，时而碎石飞扬。笔锋稍挑，露锋劲切，笔锋到处，劲展外拓，然后手腕暗运，回锋向左，用力右推，直达收处。收笔之时，提笔切方，成斩钉截铁之势。北碑除龙门二十品之外，犹有刁遵、猛龙、张玄等墓志，是临池的上品范本。而南朝二爨，也具备北碑的气质。小爨无论外在外在形象与内在气质方面，更与北碑接近。而大爨则融合了隶书笔法与气质，隶书向楷书过度的转型痕迹十分明显。二爨独立南疆，与诸多北碑相映争辉。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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