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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堂课安排的很紧凑，还有十分钟正好能将任务完成。突然王正强站起来喊道：“老师，张绪涛把墨水撒在我身上”。我一愣。怎么办？是马上处理还是按常规把这两人交给班主任。马上处理会影响我的课，课后交给班主任又似乎不太负责任，毕竟在我的课堂上出的事。我决定先继续上课，“你先坐下，下课后我还你一个公平”我说道。 课继续，可我脑子就转开了。课后我怎么处理，常规是先弄清情况，然后错者必须认错并被迫道歉，最后警告不许再犯。可是这种处理只是暂时解决这一事件，不一定解决了矛盾，因为张绪涛也许会想:我不就撒了一些墨水吗，居然敢告诉老师，看我以后怎么整你。再说这是发生在课堂，全班同学都等着看老师怎么处理，看老师如何主持公道，这是对老师公信力的考验。我又想到，这一届七年级学生，刚上中学，行为习惯、学习习惯还很差，能否借此机会，给大家进行一次教育。 还有六分钟就要下课了。我决定停掉语文课，处理这一起案件。 我说：“王正强，你是原告，你确信这是张绪涛干的吗？”“是的，是他搞的。”我转向张绪涛：“张绪涛，是你搞的吗？”“是的，我的笔不下水，是我不小心甩到身上的。”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前后同学反驳，三个同学纷纷指控是他故意所为。张绪涛是外乡转学来的，行为习惯极差，很少听课，作业靠糊，上课期间小戳小捣，绝大多数学生憎恨他，当属后进生。而原告王正强平时几乎交白卷，也是后进生。可我的目的是要借此机会教育大多数，给大家一个正确的是非观。于是我问张绪涛周围的同学：“你们可以证实张绪涛是否故意的。”他们都说是故意的，全班同学七嘴八舌议论，说是张绪涛耍赖、撒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张绪涛低下头承认是故意所为。我转向大家：“案情基本明了，原告控告被告撒墨水在他身上是事实，被告也供认不讳。”众人哄笑。我继续：“大家如何看待今天他俩的表现。”同学们很踊跃。杨静说：“张绪涛不对，他欺负人。”我说：“他还有什么错误。”有人说他上课不听课。郑冬说：“他撒谎。”我紧追：“他为什么撒谎？”有人悟到了：“为了隐瞒他的错误。”我说：“是啊，常有人犯了错不是首先认错，而是用制造另一个错误来掩盖第一个错误，这样错误会越来越多。”学生已经参与进了对这件事的探究，我窃喜，决定继续深入：“现在大家来评价一下受害人王正强今天的表现。”同学们很活跃。他的前排张禄艳说：“他不应该打断老师上课。”有人说他上课也不在听课。我知道几乎交白卷的学生怎么可能在听课，但这不是我要的。我说：“这是他的不对的地方，有没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陶薏说：“他受到损害后向老师报告。”我因势利导：“如果不告诉老师，他自己会怎么处理？”同学们一片哗然：“下课找张绪涛算账、报仇。”“两种办法，哪种处理更好？”同学们异口同声：“第一种。”此时我有些得意了。但是还不能就这样放过他们，得乘胜追击。我说：“我们班的同学真的很懂得事理，刚才大家看出了他们的不足之处，弄清了是非，但这件事还没解决呢，怎么办？”同学们齐声说：“张绪涛道歉。”我面对张绪涛：“你认为呢？”张绪涛一脸愧意：“我道歉。”随后弯下腰对王正强说：“对不起。”同学们很开心，好像打赢了一个胜仗。 我知道这时我该唱主角了，对同学们深情的说：“其实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包括老师在内。只是同学们还很小，犯的错误自然多一些。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成长过程就是犯错的过程，人的一生就是犯错、改错的一生，优秀的人总会在犯错后及时认识到错误，并能改正。而表现不太好的人总是在犯错后认识不够，不能克制自己，继续干同样的错事。今天张绪涛犯了错，是大家帮助他认识到错误，我们相信张绪涛的道歉是真诚的，也相信他今后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同时我们从王正强今天表现看来，也知道了应该如何处理同学之间的矛盾和纠纷。”随着悠扬的下课铃声，我宣布下课，同学们齐声高喊“老师再见”。 我轻盈的步出教室，心情很好，尽管这是一节不完整的语文课，但是我抓住了教育时机，不动声色的开了一个简短的班会课。在处理此事的六分钟里，我没有自作主张的对当事人作任何评价和处理，把事件的评判和处理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了全班同学。这个教育过程中，张绪涛是受教育者，王正强和全班同学是教育者，同时张绪涛又是一个教育者，同学们成为了受教育者。只是他们是不自觉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我才是自觉的教育者。我也因此认识到，教育过程中不能低估孩子的能力，他们的智慧往往超过了我们老师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我也是个不自觉的受教育者。 另外一点，我也认识到教育者要把每一次突发事件当作一次教育良机，让每一次偶然事件变成一次必然教育，使班集体获得一次“化腐朽为神奇”的转机。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教育者的责任心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教育者应具备明察秋毫的教育敏感、情不自禁的教育本能和化险为夷的教育机智。做到了这些，教育者所期盼的“最佳教育时机”是随处可见，并且常常不期而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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